总统笔记 第18节

整个国家终于苏醒了。昨天绝大多数人都还在悄声地议论各种传闻。到了今天，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口头和书面的方式公开地表示了自己对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抗议：既有共青团，也有工会；既有科学院院士，也有院校、研究所、各个创作团体和劳动集体，乃至交易所……

所有这些信息都很快被送到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办公桌上。

在错过采取坚决行动的一天里，他们确定方针，弄清关系，试图找到合适的“形象”并按照巴克拉诺夫、瓦连尼科夫和其他人的建议把整个事件纳入法律的轨道。但这一天却产生了许多新的、更为严重的问题。

现在要镇压的已不仅仅是白宫附近越来越多的无所顾及的人群的反抗，不仅仅应当对付国际社会的明确立场，不仅是血流成河，而且……要实行比预先计划的更为严厉得多的管理体制，实际上就是军事独裁体制。所有今天表明抗议的人，明天都应当受到严惩——至少应当被捕。那该有多少人要锒铛入狱啊！么其他的人呢？他们将作出何种反应？大量的逮捕只好从报纸的编辑、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著名的演员、学者和作家开始——这样的事情只在斯大林的时代的国家才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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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数不多的支持叛乱的政党领导人之一是弗拉基米尔·日里诺夫斯基。还在8月19日的一次群众集会上，他就表示了这一点。日里诺夫斯基始终认为，自由一民主派们一贯主张建立俄罗斯帝国，主张铁一样的不可动摇的苏联边界。主张用军事方法建立秩序。就是说，他们主张“万岁”！

利用这个机会，我想作一个远远超出本书范围的、为时尚早的预言：在1993年的大选上，日里诺夫斯基将给我们揭开一些我们连想都想不到的我们社会的社会心理的和道德的脓疮。其中之一就是许多俄罗斯人对法西斯主义缺乏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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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所怂恿的军人们依然不得不确定突击的时间，并且召开制定近期行动计划的会议。

行动最初定于8月20日晚上，后来被推迟到夜间两点钟。原因是“兵力不足”和必须调入新的、没有受到莫斯科市民们宣传鼓动的部队。这次行动包括了军队、克格勃和内务部的协同行动。

这个计划落在纸上是这样的：

由亚历山大。列别德将军领导的空降兵与内务部特种摩托化步兵师密切配合，从美国大使馆和克拉斯诺普列斯涅斯克沿河街方向封锁最高苏维埃大楼，包围白宫并从而切断通向白宫的通路。

特警分队和空降兵潜入保卫白宫的保卫者人群中，身质打开一条通路，“阿尔法”分队顾着这条通路向白宫推进，行动小组紧随其后，最后是由身强力壮的训练有素的特警组成的莫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的克格勃“波浪”分队。

“阿尔法”分队用火箭筒炸开大门，冲上五楼抓获叶利钦总统。

“Ｂ”行动小组负责镇压反抗的腹地。

“波浪”分队分成“数十个”小组，与克格勃总局的其他力量一起对莫斯科和莫斯科州实行“扫荡”：查清身份并拘留应逮捕的人员，其中包括俄罗斯的全部领导人。

几位编人“数十个”小组内的摄影师负责拍下白宫保卫者们反击的炮火，以便日后证明是他们打响了第一枪。

克格勃的专业人员封锁大楼的所有出口。

专用汽车应在街垒中打开一条通道。3个坦克连用大炮轰击恫吓白宫保卫者。

还有军用直升机大队从空中助攻……

“大使馆”行动

大约在深夜2点30分左右，我看了看表，然后闭上眼睛小葱了一会儿。当再一次枪声大作的时候，助手们把我推醒了。他们把我带到下面，就在车库里给我穿上了防弹背心。然后让我坐在汽车的后座上，说了声：“走！”当

“吉尔”车的发动机发动后。我彻底地醒了，问道：“去哪儿？”还在半睡半醒之中，我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完了，进攻开始了。

白宫是一座巨大的建筑物，它的一佣面向一条大街，另一侧面向另一条大街，而且面向美国人在此前不久刚刚为自己使馆盖了一栋新居民楼的那条小巷。赶到那儿仅需要15秒钟左右。在我们几种撤离方案中这是最主要的一条。事前已经同美国人联系过，美国人马上同意在紧急情况下接受我们。此后他们还亲自打来过电话，甚至来到白宫提供自己的帮助。

当时还制定了其他撤离方案，但任何一个方案也没有向我报告。

其中还有这样一个预先准备的秘密计划。沿地下管道大约可以走到“乌克兰”饭店地区。人们计划让我换装、化装，然后用汽车在市内的某个地方接我。也曾有过其他的几种计划。

但我想再说一遍，同美国人的方案是最简单可靠的。于是。在响起头一阵枪声的时候，他们便开始实施这个方案。

在我得知前往何处之后，我坚决拒绝离开白宫。从安全角度考虑，这个方案无疑是百分之百正确的。但从政治的角度看，却是百分之百的错误。谢天谢地，我马上意识到了这一点。一旦人们得知我藏到了美国大使馆，其反应是可想而知的。这实际上就是小规模的移居国外。也就是说把大家放在枪林弹雨之下，自己却躲到了安全的角落。除此之外，我还知道，尽管我们非常尊重美国人，但我们国家的人们不喜欢外国人过于积极地参与我们的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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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信息来源都表明，第二天快结束时，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作出了进攻白宫的决定，开始向莫斯科调集新的兵力。

于是我们决定下到仓库。

这个现代化的防空掩蔽部不仅仅是一个地下室，而从军事角度看是一个非常在行的建筑——离地相当深而且坚固结实。卫兵们花了很长时间才打开两扇巨大的密封专用门。仓库有几个出口。一个直接通向隧道的地铁道。当然，必须经过约50米长的高高的铁梯。为防万一铁梯被布上地雷，第二个出口离通行证检查口不远的一个不引人注目的小门，通过它可以直接去到大街上。还有经过地下管道的一些其他出口。

仓库内有几个房间以及睡觉用的双层床。有人给我们拿来了椅子。我们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令人难熬的夜间的几小时。有趣的是秘书、汀字员、小卖部的服务员这些妇女们没有离开我们。不知为什么谁也没走，尽管当时已经下达了离开白宫的命令。

最艰难的时刻在凌晨3点钟到来了。枪声又重新响了起来。很显然，企图悄悄离开地下仓库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上面大概已经有人员伤亡……

再也不能坐以待毙了。于是我决定回到楼上。

白宫内我们所在的楼层上的人们渐渐地开始走动起来，许多房间亮起电灯，响起了电话铃声。

有人向我报告：有3个人被打死了。

我给家里打了个电话。我勉强地说了一句：有人员伤亡。

夜间絮语父亲

一张发黄的、几乎完全腐烂的卷烟纸，一张办公用的马粪纸，不退色的紫墨水。我的面前是一份审理1934年在喀山工地工作的几位农民的《5644号案卷》。我的父亲，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是其中的一位。

那时我的父亲28岁。与我父亲同案审理的还有他的弟弟安德里安。弟弟比他还小，那年22岁。

在此之前我们家的财产被作为富农“没收”了。如今我们大家都开始忘却那是怎么回事。其实说起来也非常简单。我们村苏维埃在寄给喀山肃反委员会的证明中写道，叶利钦一家承租了5公顷土地。“革命前其父的家产业应用富农，曾有一个小磨坊、一个风磨坊和一台脱粒机。长期雇工。种植面积曾达15公顷。有自动捆扎收割机一台，5匹马，4头奶牛……”

他有这有那……他干得多就得到的多，这就是罪过。苏维埃政权喜欢谦虚的、不引人注目的、不出头不扎眼的人。而对于强壮有力、聪明能干和才华出众的人们，它既不喜欢也不留情。

1930年，我们家“被迫迁出”。爷爷被剥夺了公民权。按人头计算的农业税压得全家喘不过气来。总之，我们全家被人绞尽脑汁地逼上了绝路。于是爷爷“逃亡”了。年龄稍大一些的兄弟俩终于明白他们在农村已没有生路，于是来到了城市的工地。一个世世代代在土地上耕耘的农民家族，一幢硕大的农家住宅、一份殷实的产业，一下子就荡然无存了。

此后的情节依然是很典型的。兄弟俩在喀山家用机械厂的工地上干了两年。他们在一个工作队里当木工，为斯大林的工业化运动贡献自己的力量。哥哥，即我的父亲已经成家，并在那时候生了一个儿子——那就是我……但1934年4月这个新的生活又一下子化为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