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19节

在“卷宗”的一页纸上突然出现了一个词——“同村人”。当时的国家政治保安局人员自己这样称呼这一案卷中被指控的6位农民——叶利钦兄弟、卡伏里洛夫父子、瓦赫鲁舍夫和索科洛夫。那叫什么“审理”呀！就是一个特别的“三人小组”往桌旁一坐，“不经任何法律程序”就根据第58条第10款给这个判5年，给那个判6年，而我的父亲和叔叔被判了3年集中营生活。

但“同案犯”们根本不是同一个村子的人。卡伏里洛夫父子和叶利钦兄弟来自当时被称为乌拉尔州的两个不同的区，瓦赫鲁舍夫则来自乌德穆尔吉亚，他们是在工地上认识的。但“同村人“这个词仍然是意味深长的，从爵反角度这一名称和整个案件的底蕴在于：在于个简易的工棚里聚合着几个富裕农民家庭的余孽，他们的财产被没收了，对苏维埃政权心怀不满。

……我不停地翻着案卷，试图弄清谁是主要的告密者，一切是从谁开始的？最后终于得出结论——这个案件是有计划的。大约在案件的前后，在喀山假想出几个大型的“阴谋”和“反革命破坏的”小组，这样以便可以一下子缉拿数十人。抓6个工人对这个特别“三人小组”简直是举手之劳。但这件事必须去办，以便交差。应当从住在最普通的8号工棚内的普通、诚实的工人们中间揪出“人民的敌人”。于是，某个领导，或是某个党员，或便衣情报员用手向国家政治保安局工作人员一指——瞧，他们这些过去的富农就是敌人。

一个重要的细节是：无论我父亲，还是他的弟弟都什么也没有承认，没有认罪。在其他年代这样的固执的脾气是要大吃苦头的，诸如遭受严刑拷打，百般折磨……但审讯中的大施刑具的普遍流行，尤其是官方认可的刑讯是后来才被允许的。那一年刑侦员似乎有些着急，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填好表格，一切按社会主义法律的规章行事——审讯记录、证人证词、对质、来自原籍的调查材料等等。这一切都需要搜集、签字、仔细填写和饼凑。整个工作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反革命破坏小组”的罪过究竟在哪里呢？他们把一锅发臭的汤倒在地上，22岁的安德里安。叶利钦在气头上喊道：他们究竟想干什么？是不是想让大伙都从工地上逃跑掉7另外，当时工地上组织发行“公债”，即拿走工人的工资而发给债券。在“案卷”的第三页上我读到：“在债券签字时，伊万·索科洛夫说：‘我不签字。体们凭什么搜刮我们？旧的债券还没有拿到，现在又发行了新的’(证人古德林斯基1934年5月7日证词)。”

他们在复活节喝酒也被查了出来。这也是一条不小的罪状。其实在“案卷”里没有记载父亲任何激烈的言辞。基本上是弟弟和其他“同案犯”讲的。但父亲是这个“富农”工作队的队长！而且看来是一个不错的队长。有这点就足够了……

下面是本案证人之一的克拉西里尼科夫的证词。他的证词由刑侦员杰尼索夫进行记录，而证人克拉西里尼科夫在记录末尾写道：“证词记录无误。”然后是签名。我特别保留了刑侦员的一份令人惊讶的错字连篇的记录：“整个这个小组一贯保持紧密的联系，无论在工作时间还是非工作时间。所有这伙人经常在叶利钦的住宅聚会。他们都是富农，但却竭力隐瞒这一点。整个工作队为了隐瞒自己的家庭成份，他们的工作成绩突出。但尽管工作良好，他们却经常在时利钦的住宅聚会讨论某些问题。讨论什么我一无所知，因为我没能参加他们的聚会。”

几个证人偶然的、杂乱无章的证词就把一切都“彻底揭露”了。最后是“起诉书”。一共有6个人的名字。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排在名单中的第三位。

起诉书的内容是这样的：

“……这伙敌视苏维埃政权的人来到喀山农业机械厂工地后，在富农索科洛夫的领导下，在工人中进行系统的反苏维埃宣传，其目的在于瓦解工人阶级和散布对现有法律秩序的不满情绪。他们利用伙食和供应方面的困难，企图制造不健康的情绪。同时散布关于战争和苏维埃政权行将灭亡的谣言。进行了反对公债的宣传，极力反对对奥地利工人的帮助，即触犯了刑法第58条第10款。”

最后是一张为普通纸1／3尺寸的小纸片。“1934年5月23日鞑靼自治共和国国家政治保安局三人法庭小组会议第12号记录摘要。听取了指控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叶利钦的案卷。该犯1906年出生在乌拉尔州的巴斯马诺沃村，是一个被没收财产的富农，在喀山农业机械厂当木工。根据刑法第58条第10款判决尼古拉·伊格纳季耶维奇在劳动改造营三年监禁。”

在这页纸的反面写着：“1934年5月23日阅。”下面是尼古拉·叶利钦的签名。这个案子像一块沉沉的石头压在我心上，使人喘不过气来。我不停地翻着，翻着，总想弄清楚其中是否有某种逻辑……对外关系肃反委员会的机器会无缘无故地吃人吗？

父亲从来没有同我谈起过这件事。他把这一段生活从自己的记忆中抹去了，似乎没有这件事似的。在我们家里这一直是被禁止的话题。

我那时才3岁，但我至今仍记得那种恐怖和可怕。一天深夜，简易的工棚内走进几个人。妈妈尖叫一声就大哭起来。我被吵醒后也开始哭了起来。我不是因为父亲要走而哭泣，那时我还小，不懂得是怎么回事。我看到妈妈在哭，而且她很害怕。她的恐惧和哭泣便传给了我。父亲被带走了，妈妈扑过来使劲地把我搂在怀里，我终于安静下来，然后就睡着了。

3年之后父亲才从劳改营回来。

如果我们诅咒过去，像我父亲曾经做过的那样，把过去从记忆中彻底抹去——这是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我们的历史既是伟大的历史，同时又是可诅咒的历史。就像任何国家、任何民族的历史一样。只是在俄罗斯，这一切的一切，这一幕又一幕的悲剧，这一层又一层的历史积淀是如此沉重而又盘根错节、以至于时至今日，每当人们看到这黄色的《5644号案卷》，仍然不由自主地不寒而栗。

垂死挣扎

白宫周围的紧张气氛每时每刻都在加剧。妇女和孩子们已被请求离开危险地带。一个空降兵分队切断了“莫斯科回声”电台的发射机，广场上的人们已听不到任何消息。但到了傍晚，在人民代表们对邮电部长的强烈要求下，“莫斯科回声”又重新开始工作，广场上不停地播送着关于部队调防的情况简报。

在这种情况下，将军们在瓦连尼科夫的压力下仓促制定的美好计划已经不可能执行。要实施这个计划至少必须亲自领导战斗行动，亲自带领各个分队冲锋陷阵，手拿冲锋枪冲向手拉手在白宫周围构成三道、四道、五道人墙的手无寸铁的人们，冲过无数老人和妇女，冲过绵延1公里的人群。

那就要对着俄罗斯的骄傲和希望——俄罗斯的知名人士，对着俄罗斯的政治象征——议会和政府开枪。

军队当然不能迈出这一步。作战部队总是想紧随事件的发展、但总是试图跟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疯狂而矛盾的行动，他们现在正带着痛苦的耻辱退回自己的基地，关掉无线电发报机，在郊区的街道上“迷失方向”，静静地停在暗暗的夜幕之中。

★★★

在军人们的所有的答记者问和回忆录中，不知为什么总是固执地把装甲车队沿萨多夫环城从柴科夫斯基大街向斯摩棱斯克广场调动称为对莫斯科街道的“巡逻”。但这决不仅仅是巡逻，面是一种最后的、绝望曲举动，即试图用转移军车和武器恐吓，涣散和驱散白宫周围的人群。不管怎么说，在地下隧道内的一辆军车上被掩了一块帆布，一个人跳上装甲板，于是便从舱口响起了警告的枪声——一个小伙子倒下了。装甲车猛然朝后退去，车后拖着小伙子那具奄奄一息的躯体。还有两个冲上去救助的人也被打死了。

血迹久久地留在沥青路上。德米特里·卡马里、伊利亚·克里切夫斯基和弗拉基米尔·乌索夫这3个年轻人就这样离开了人世。他们水垂不朽。

这是一件那个晚上无论是军人还是我们看来谁也不想发生的事情。这件事本可以不发生——只要军车指挥官一声“原地不动”的命令就行了。然而这又是一件预料之内的事情，因为人们数小时连续处在可怕的紧张之中，一直在等待着最可怕的时刻的到来。

但这个牺牲毕竟让所有的人一下子都清醒了。这天早晨在自己副手的压力下，亚佐夫元口中发出了关于从莫斯科撤军的命令。

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们在众多的枪口保护之下昨天还感到自己信心百倍，现在却处于命运他关的时刻。他们陷入了极度的恐慌之中。

紧急状态委员会召开的最后一次混乱不堪的会议一直在无休无止的歇斯底里气氛中进行，这一点从莫斯科第一市委书记尤里·普罗科菲耶夫的话语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说：“最好给我一支手枪，我自杀了事。”

顺便说一句，现在普罗科菲耶夫是一位颇有成就的商人。

8月21日早晨，整个国家都从恐惧和麻木中醒来。难道还要继续流血吗？难道一切还汲有结束吗？电台和电视台继续播放着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命令，尽管情况已经急转直下，但被自己所作所为的责任吓得惊惶失措的紫急状态委员会在垂死挣扎，因此他们冒险的可能性依然极大。

但是亚佐夫元帅已经作出了决定——军事武装开始渐渐撤离莫斯科。

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会议召开了。

事件的经过

1991年8月21日

14时15分，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巴克拉诺夫和季贾科夫乘坐的苏联总统专机起程前往“福罗斯”，卢基扬诺夫和伊瓦什科乘坐另一架飞机一同前往。

16时；3分，从“弗努科沃”2号机场一架图一134飞机起飞前往福罗期。帆上坐着西拉耶夫、巴卡京、鲁茨科伊、普里马科夫和10名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

19时25分，载着叛乱分子的飞机在“别里别克”机场降落。

戈尔巴乔夫拒绝同叛乱分子们谈话，他只是对他们进行一番严厉的道德训斥。他们无言以对。原总书记面前站着的是一支自杀者的队伍：虽然他们身份不同、面目相异，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他们都已成为过去。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了他们政治生涯的最后一页。

看到身背冲锋枪的全副武装的鲁茨科伊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惊恐地问道：“您是来逮捕我们的吗？“为什么？”——鲁茨科伊奇怪地反问——“是来解放你们的！”赖莎泪流满面地嚎啕大哭起来。

尾声

当天深夜，“弗努科沃”2号机场，从飞机舷梯上走下戈尔巴乔夫，正如有人描述的，他的“脸色非常难看”。一同走下飞机的还有他的亲人。我从电视上看着这些镜头，心里想道：虽然戈尔巴乔夫过去和现在都是我的政治反对派，但这样一次可怕的事件有这样一个良好的结局，实在是再好不过了。

然而，第二天，是举行送葬游行的最沉痛日子——难以数计的人群队伍从白宫一直排到瓦干科夫，气氛沉重而压抑，真为我们所有人感到难堪而羞耻。戈尔巴乔夫经不住这一切，他走了，而我和由于痛苦而脸色发黑的母亲们留在了一起，我不能离开这里。

谁准知道这次葬礼将不会是最后一次……

有人多次指责我在叛乱后立即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示威性地签署丁关于停止共产党活动的命令。是的，我是示威性的，但不是恶意的。谁也不能否认，这3天里所发生的最主要事件是共产主义政权在我们国家完全彻底地垮台了，政党留下了，思想留下了——但共产主义作为一种国家的、好战的意识形态从此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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