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24节

12月24日，我与戈尔巴乔夫在克里姆林宫见面。会见在他的办公室举行，这是我最后一次进见苏联总统。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时间的谈话。一直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后来连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沙赫纳扎罗夫也加入了会谈。当然，戈尔巴乔夫知道情况的结局如何，这一切对于他并不意外，早已仔细做好了“让位”的准备。

我从明斯克签署别洛韦日文件刚一回来，就驱车去找戈尔巴乔夫谈话，并第一次提出让他辞职的问题。我说：“联盟已不复存在，这难道您真的不明白？也没有回头路。因此必须找出一条摆脱绝境的出路。我们已经找到了，相信其他共和国也会支持它。”

果真如此。几天以后，纳扎尔巴耶夫和其他中亚共和国领导人就通报我们，说他们支持别洛韦曰文件。这样一来，除了波罗的海国家和格鲁吉亚，当时是加姆萨胡尔季阿在那儿，其他所有共和国都准备加入独联体。11个独立国家的联合体就这样成立了。我们认为。第一阶段不需要建立任何协调机构，但每个月必须召开一次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解决不断发生的问题……

戈尔巴乔夫离开总统职位以后，我曾到他在柯西金大街的工作任地去过。这是一座博物馆，而不是住宅，反正都是公家财产。

我拒绝搬人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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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最后这次终结性的会谈因涉及到“核按钮”的移交程序，在新闻界引起了极大关注。

现在，人们多少都知道。这并不是什么“按钮”，而是一只小提箱。它由两名专职军官保卫。这两名军官在战争开始时协助总统拨动所需的密码，使核力量充分做好反击敌人的战斗准备。

原苏联核力量有一个时候不属于俄罗斯指挥，而是归独联体武装力量首脑沙波什尼科夫元帅领导。现在这个机构不存在了，俄罗斯核力量已由格拉乔夫监督。是的，这支力量是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根据第二阶段削减进攻性武器条约重新部署了我们的火箭。

然而，携带小提箱——“核按钮”——的两名军官仍在昼夜值班、一天24小时都跟总统在一起。不管到哪儿出差，不管在地球哪个角落、他们永远在我左右。

我忘不了戈尔巴乔夫把自己的秘密档案资料移交给我的情景。

他交给我一大堆文件夹，并对我说：“这是总书记的档案资料，请保管好，现在这些都归您了！”

当时我回答说，在档案专家未把它们全部整理好之前，我决不动那堆纸。我知道，档案中的材料绝不是什么战略秘密，但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却是非常有意义的重要资料。例如，被镇压的一些作家写给斯大林的信，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政治生涯中未公开披露的事件，还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和阿富汗战争的历史资料，等等。

顺便提一下，几个月后，正是在这堆档案里找到了最著名的秘密协定——莫洛托夫—里宾持洛甫公约的全部原稿。在一些约两米长的地图上签着斯大林和里宾特洛甫的名字：斯大林用的是红铅笔，丽里宾特洛甫用的则是蓝铅笔，从图上完全可以看出他们是如何“修正”边界的。一个人改了这儿，另一个人改了那儿……下方是他们写得挺大的签名。另外还找到10份秘密协定，从中绝对可以看清希特勒与斯大林之间的肮脏交易。

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亚·尼·雅科夫列夫曾被指定担任莫洛托夫一里宾特洛甫公约法律鉴定委员会主席。该委员会只找到了这些文件的副本，而且不是全部，其中3份根本就没有。

雅科夫列夫请求戈尔巴乔夫协助寻找文件，戈尔巴乔夫说，它们在50年代都被销毁了。现在弄清楚了，装有文件原稿的档案袋是被戈尔巴乔夫秘书处领导人博尔金发现的。毫无疑问，博尔金曾向自己的顶头上司报告过，说他已发现全世界历史学家都在寻找的文件。

当我接到这些文件被发现的通知后，立即给雅科夫列夫打电话：“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文件找到了。”我首先听到的是他那非常高兴的语调：“终于找到啦！我一直相信这一点！”不过，他接着又气乎乎地补充了几句话，至于具体内容，我不准备在这里重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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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入克里姆林富的想法，对于我周围的许多人来说，都是相当意外的。显然。我们所保卫的白宫，将永远成为俄罗斯的国家标志。

况且，我们把俄罗斯总统官邸迁入克里姆林宫，不仅给报界提供了沥毁新政权具有超级大国遗传性的口实，而且给最高苏维埃提供了一个可以充分展开活动的独立空间和进攻基地。尽管我可以坦率地说。当时我根本未想到最高苏维埃会成为哈斯布拉托夫的工具。

那时还响起一片这样的呼声，即应当把克里姆林宫变为历史文化保护对象。

但是，在权衡利弊之后，我还是同意了迁入克里姆林宫的决定。应该说，这项决定具有极为重大的战略性质。要知道。克里姆林宫不仅是艺术瑰宝，而且是非常重要的国家工程，在这里，我没有泄露任何秘密。可以说，国家的整个国防、战役指挥系统都与克里姆林宫联系在一起，世界各地的密码电报也都发往这里，这里还有极其严密的保安体系。

现在我看到，克里姆林宫的技术、总务和其他保障，末发生过任何错误。

这在政治上也有其重要性。从我1991年9月“著名”的索契休假开始(那时有人骂我，说我末战胜叛乱分子就去睡大觉)，我就试图理解刚刚发生的一切。我感觉到，我们的历史的确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但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谁也不了解。不过，我明白，今后将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困苦和艰难时期，其间既有高潮，又有低潮。对于包括我本人在内的人们来说，政治上发生了新的剧变。我能说的只有一句话：这种转变就其急剧程度而论，是前所末见的。

克里姆林宫也成了这一转变的标志。如果深刻点儿说，那就是为了把某人从克里姆林宫赶出去，至少需要一个新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克里姆林宫是现行政治路线稳定持久的象征，如果这条路线就是改革，那么，改革便将成为我的国家路线。这就是我要通过这个举动(指搬入克里姆林宫)对自己的政敌说的话。

在搬迁前一个星期，我们就预先通知了戈尔巴乔夫和他的班子。这个期限足够他们收拾文件了。

但是，像往常一样，在这种情况下，办事人员之间的磨擦是不可避免的。对此，我向来心平气和地作出处理。我既不想把戈尔巴乔夫及其一班人马“撵出”克里姆林宫，也不打算让他收拾一个月。时间拖得越久越伤心，此乃生活中的常事。

但是，这件常事却变得很不寻常。因为我不喜欢报界痘染的传闻，说我们把前任总书记的东西扔出了克里姆林富，更不喜欢某些与我们的历史使命不太相称的皮毛小事。当然，“搬出去的人”并没拧掉门上的把手，但却拉走了家具，甚至连代表统治权的插在墨水盒里的金羽毛笔也被拿走了……

唉，这大概是依照我们的惯例吧……

闲暇余话

1991年9月，我在索契休假，尽管外表上极力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但实际上仍处在相当紧张的状态，眼前所发生的各种事件多么出人意料。

国内事态进一步发展的基本线条我是很清楚的：各共和国的新条约进程到了何种阶段？戈尔巴乔夫如何通过新的任命对官员进行更选？但在此背景下，主要的是使自己周围的人确定方向，进行某种突击，大大加快俄罗斯政府的转向，启用其他关键人物。

我不满意部长会议的工作班子。但主要是我已明白，像伊万·斯捷潘诺维奇·西拉耶夫这样的人已不能继续留在这个岗位上，尽管我还是十分尊重他的。可能已经到了应该启用有自己的构想、有自己的班子的经济学家的时候了，也到了不仅在政治范畴，而且在经济领域采取最坚决行动的时候丁。

早在1990年春召开的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有一次我们曾试图选出一位总理，一位有自己构想的知识分子：博恰罗夫、雷若夫………·也提到了沙塔林、亚辛、亚夫林斯基，但当时未能如愿以偿。如果现在俄罗斯还不产生自己的经济改革的建筑师，就将犯战略性的错误。

我也明白，立即决定这个人担任政府首脑职务是办不到的，只好先给个副总理、经济部部长，以及诸如此类的角色。于是，我的办公桌上再次堆满各种各样的构想和计划。

我为什么会选中盖达尔呢？这与选拔许多其他关键人物不同，选择主要的“经济舵手”既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视别人的意见行事。我必须深思熟虑地去做。

匆庸讳言，有过“别人的意见”，布尔布利斯就是盖达尔的靠山，在这种情况下正如世人所言，盖达尔是“他的人”。不过，我想请读者清楚地意识到：这么重大的任命不可能没人推荐就能决定。总统此时肯定从有人推荐的一长列候选人中挑选……

盖达尔首先以其坚定的信念使人大吃一惊。再说，这不是一个无赖之徒的信念，也不是一个强壮而精力充沛者(在我周围有许多这样的人)的信念。不，不是，这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种信念，使人一眼就可以看出，盖达尔不是那种所谓的“粗汉子”，而是个独立性很强的人，他具有内在的而不是装装样子的强烈的自尊心。也就是说，他是位与糊涂的行政官僚不同的知识分子，他不会隐瞒自己的怀疑、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弱点，但同时会在捍卫原则的路上走到底，因为这不是“共产党说‘必须’、共青团回答‘是”’的年代，这是他自己深思熟虑和呕心沥血所形成的原则与思想。

可以看得出来，他不会耍滑头，这对我来说，也是异常重要的一点，要知道，“休克疗法”的责任最终还是由总统承担。因此，使人们对我不仅毫不隐瞒，而且也不打算隐瞒，这同样是至关重要的。

盖达尔善于直截了当地说话，这也起了很大作用。因为他迟早反正会与论敌对话。而不是我。盖达尔未把自己的构想简单化，而是实实在在地说明事态的复杂性。所有的经济学家都试图做到这一点，但盖达尔的论据最使人信服。他善于用自己的思想感染人，使交谈者逐渐看清那条值得一走的道路。

最后，还有两个决定性因素，即盖达尔的科学构想恰好与我想尽快走完这段痛苦路程的决心相吻合。我不能再让人们等待，让主要事件和主要进程年复一年地延长。于是，我一下子下定决心：必须走这条路！

盖达尔示意说，他有一个很年轻的由备方面专家组成的全套班子。这不单是一群鉴定家，恰恰还是一支很有个性的人组成的队伍。他们独立性强，极想干一番事业，从不和稀泥。我知道，除了饱经世故的苏联生意人。还必须把这么一伙“毛头小伙子”，请原谅我这么说，引进俄罗斯生意圈。我很想跟他们一起在实践中尝试尝试，看看他们的身手。

简而言之，把“另一种类型”的人放在这个岗位上一试高低，是非常诱人的。毫无疑问，在那之前国内最有声望的经济学家是格里戈里。亚夫林斯基。不过，他已为捍卫自己的纲领而疲惫不堪，已得了某种疲劳反应症。此外，单从心理上讲，也很难再次回到即便是经过修订的同一个“500天计划”及其制定者一边。

……总之，清晰地说明自己的选择并不那么简单。最主要的是我对这种选择至今并不后悔。要知道，姓名的魔力不可能不对我产生影响。阿尔卡季·盖达尔，苏联有整整几代儿童与这个名字一起长大成人，其中也包括我，还包括我的几个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