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23节

我坚信，俄罗斯必须抛弃自己的帝国使命，但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奉行更有力、更强硬、甚至在某个阶段使用武力的政策，以便最终保任自己的地位和自己的权威，把改革进行下去。

我也坚信，戈尔巴乔夫的道德和意志资源虽已山穷水尽，但仍有再次被恶势力利用的可能性。

所以，我出现在别洛韦日树林。我的决心就是这样定下来的。

★★★

所有文件基本上准备好之后，我们决定与纳扎尔巴耶夫取得联系，以便请他——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总统，与我们一起充当联合体的创始人。谁知此时纳扎尔巴耶夫恰好正坐在飞柱莫斯科的飞机上。让他的飞机掉头、直接飞到我们这儿来，这倒是个很有诱惑力的好主意。于是，我们开始设法与他的飞机联络。忙了半天才弄清楚，他的飞机没有可以与我们直接联络的通讯系统。当时我们试图通过弗努科沃机场的调度塔来做这件事。这是比较现实的一个方案，纳扎尔巴耶夫可以在飞行员的驾驶舱内跟我们通话，并使飞机改航我们这个方向。但很快便得知，苏联民航部领导禁止机场调度人员向我们提供无线电通讯服务。看来只好坐等纳扎尔巴耶夫的到来。

后来，纳扎尔巴耶夫从弗努科沃机场给我们打来一个电话，我们3人都跟他在电话上进行了交谈。我给他读了准备签署的文件。“我支持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的主张。”纳扎尔巴耶夫说，“请等一等，我很快就飞到你们那儿去。”

然而，那一天我们并未等到纳扎尔巴耶夫。在我们通话后不大一会儿，他的一位秘书就给我打来电话，说哈萨克斯坦总统不能来了。

原来，当戈尔巴乔夫从纳扎尔巴耶夫处得知他准备到我们这儿来时，就鼓动三寸不烂之舌，施加各种影响，想劝阻他的自俄罗斯之行。

若纳扎尔巴耶夫即使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我们的会晤，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比较重要的。但他却作了另外的决定。我想，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好枢绝戈尔巴乔夫的请求。在这几个小时内，纳扎尔巴耶夫需要对他的共和国——哈萨克斯坦所处的欧亚交叉地位作出估价。是的，哈萨克斯坦与俄罗斯有很长的共同边界，也有诸多共同的联系和利益。但是，对哈萨克斯坦来说，更主要的是中亚地区，这里有它的邻国。它们在血缘上、精神上都是兄弟。应该说，这是纳扎尔巴耶夫独自作出的决定。

纳扎尔巴耶夫不来了，于是我们3人以自己的签名确认了这份历史性的别洛韦日协定。

读者可能会说：“要摆脱现有的困境，还有一种可能，还有一条出路呀！”

是的，对于这条“出路”我也不能不说一说。

力图合法地取代戈尔巴乔夫的位置，成为联盟首脑，重新开始他那种“自上面下”的改革，走那条戈尔巴乔夫因众叛亲离而末走成的道路，逐步地、有计划地拆除帝国这架庞大的机器，就像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想做得那样。

而且，也有达此目的的机会。

争取全民选举苏联总统，使俄罗斯议会成为正在瓦解的苏联议会的法定继承人，说服戈尔巴乔夫把权力移交给我，让我临时履行总统职权。

如此等等。

但是，这条路对于我来说是行不通的。我从心理上感到不能取代戈尔巴乔夫的位置，就像他不能取代我的位置一样。

夜间絮语

我非常喜欢凉水，甚至可以说非常喜欢冰凉的水，经常在海滨浴场连个人影都没有的深秋，到海里去游泳。我喜欢清澈洁净的林中小溯和泉水汇成的小河。我很耐冷，即使在很冷的水里，双脚也不会抽筋，要是水热的话。反倒喘不过气来。

洗完热水澡后跳冰窟窿，特别有益于身体健康。洗热水澡也是我的一大嗜好，只不过不是芬兰浴，而是俄罗斯浴。从童年时代，父亲就使我养成了这种锻炼习惯，每当精疲力乏的时候，就进入潮湿的浴室，张开所有的汗毛孔，静静地等待那种冰凉的满足。

总的看来，我属于那种人们相当熟悉的俄罗斯人：平常特别重视自己能战胜某种东西的体力和能力，爱做深呼吸(一定是新鲜空气)，给自己压担子直到精疲力竭为止。

这些都跟我的童年密切相关(一个男孩儿在那时候学的东西是非常牢靠、非常持久的)，而童年又跟农村、体力负担和劳动联在一起。在那里，谁不长力气，谁就得完蛋。万幸的是，我一生下来，就很结实，很有力气。做个身强力壮的人，乃是胜利者的必要愿望。应该说，这种身体素质使我终生受益匪浅。我这一生当中碰上过不少各种各样的令人不愉决的意外事件……

是啊，关于事故的确是个特殊的话题，例如，我就有过这么一回事。一次，医生给我动手术切除一截肠子。早晨，我刚刚从麻醉状态苏醒过来，就想去厕所。只要我按一下电钮，就能把护士小姐叫来。但却不好意思，有点羞于启齿。医生曾说过，我至少要一动不动地躺一个星期。我起床刚走几步，一下予就摔倒在地上。床旁边有两个电钮，一个在上，一个在下。我艰难地朝那个较低的电钮爬去。双眼已模糊不清，意识也正离我面去，但我提醒自己，电钮就在前边，一定得按晌它，一定……一定……最后终于按下了电钮。我拼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几乎差点断气儿，但还是做到了。

后来，我躺在地上，手脚都不能动弹了。那次手术后，过了相当长一段时间才渐渐康复。起初连路都不能走，一动就气喘吁吁。到后来就没什么啦，又重新开始了体育锻炼。

体育锻炼不止一次地救过我的命，更不用说在我年轻时它就给我装满了一生所需的“弹药”。

当然，有时我也拿身体冒险，因为我对自己的身体器官非常信任，偶尔也就不特别吝惜。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我患了耳炎。是中耳炎。任何一个小伙子都知道，在炎疲未消失之前，就必须老老实实地坐在暖乎乎的屋里。而我却决定去北乌拉尔斯克出差，那里可是冰天雪地，狂风怒号。出差就是出差，不光是坐汽车，还得四处看看，跟人交谈，有时候会不知不觉地卷入一件事而忘掉一切。……我还进过露天采掘场，那里的风很大，结果我累垮了，得了感冒。我一回来，就直接上了手术台。就是这次疏忽，影响了后来的身体健康，损害了耳道的前庭器官，而这不是一个月就能痊愈的。

我最后一次打排球是1986年在皮聪达，是一场拉了网子的正式比赛。打完球后，我的腰椎突然痛起来，而且疼得很厉害。那里离莫斯科很远，当地的医生又柬手无策。当时，人们不知从哪儿找来了一位女按摩师。她是一位民医，从外表上看起来像个文弱女性，但双手却很有劲。女按摩师熟知人的每块骨头，在她给我按摩时，我感到一阵阵酸疼，有时竞忍不住喊出声来，可她却真的治好了我的病。

然而，我终于在西班牙做了一次手术。

有一次，我应邀去西班牙的一个小城市出席政治研讨会，从那里到巴塞罗那，必须乘坐一种6座小飞机。

在起飞前，我拍拍飞行员的肩膀，开玩笑说：“喂，怎么样，今天我们会不会咕咚一声摔下来？”飞行员笑了起来，他们每天都飞这条航线，从来没听过这种话。我跟苏哈诺夫坐在机尾最后一排座位上。那次，我们还没飞完路程的一半，飞机上好像突然发生了什么事……便掉头往回飞去。飞机一会儿左倾，一会儿右斜，飞行员试着用手动操纵杆控制飞机，却徒劳无益，自费气力，飞机仍剧烈摇摆着。有的人吓得面色苍白，有的人觉得非常难受。而我，在这种时刻不管心里多么奇怪，照旧谈笑风生。我对苏哈诺夫说：“瞧！现在谁也没有特权，大家条件平等，都没有降落伞！我们将同样地绰下去，不分当官的当兵的……”机身下方是一片山岭，飞行员怎么也找不到可降落的一小块平地。飞机在空中画着大国，一圈、又一困，就像一架滑翔机……飞机越转越低，越转越低，气流使它颠簸得更厉害。飞行员朝四面八方打量了一番，问道：“我们怎么办？”我们发现了一条小河，就喊起来：“快！朝河面降落！在飞机入水之前我们可以跳出去！”对我们来说，这已是万幸的事了。

我们终于飞临机场，飞行员开始驾机降落。但是，婉转点儿说，我们又遇上了一个新的麻烦：起落架降不下来，着陆时根本不起作用。于是，飞机在接地的一刹那，发出轰隆一声巨响，一下子栽倒在跑道上。

这下真够人受的。我的脊棱不知被什么撞了一下，疼得厉害。简直是难以忍受！后来才知道，是一个圆盘砸在我的第三和第四腰椎之间。我们改乘另一架飞机飞往巴塞罗那。这回又倒了大霉：飞机钻进了雷雨层。到巴塞罗那后，我的伤势进一步恶化，觉得整个下半身都麻木了。也不能动弹。人们把我拾进一家医院。真是碰巧了，我从天上直接掉到了世界最出色的神经外科专家手中！这家医院的医生约瑟夫·刘韦特教授，是个极好的人，也是个才华横溢的外科专家。而且医院很有特色，是个合作式医院。周围的居民资助这家医院，而资助者来这儿看病可以按一定的折扣收费。医院秩序井然，整洁卫生，所有人员都受过严格训练，每位护士小姐都有一台计算机。

夜间，所有的人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所有的化验室也都工作。他们绘我透视拍片，验血……在30—40分钟内，便完成了全部检查。外科专家对我说：“只有一个办法，就是立即手术，否则就会瘫痪。您飞不到莫斯科，双腿肯定得完全瘫痪，以后再也不能康复。”院方给我5分钟的考虑时间，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只问了医生一句话：“我得在这儿躺多长时间？”他很有把握地回答：“手术需3个小时，因为这是难度较大的复杂手术，要在显微镜下做。过一昼夜之后，等全身麻醉的劲儿过去，您就能从病床上站起来。”我说：“明白了，请做吧！”我虽然不完全明白，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到底得躺多久，但是我却知道我能坚持多久。

手术确实做了大约3个小时。

我躺在一个单人病房里。这里总共有400个病房，都是一人一间，全都一样，没有什么“待护”、“半特护”之分。我躺了一天，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医生就来了，他叫我站起来。我一起身，就疼得出了一身大汗。我以为他们会给我副拐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哪知根本没什么拐杖。只说请您站起来往前走。我悯然若失，莫名其妙，心想，腰上割了个大口子，刀口还没愈合呢！直到现在，这条沿脊椎走向的缝合线还清晰地留在我身上。很难说清他们的作法和医术技艺与我们有什么不同，但最大的区别是：我们国内在动过这样的手术后是让病人静躺6个月，而这里却让病人站起来走动。

我汗流夹背地站起身，走了几步。当然，医生在旁边保护着我，免得意外摔倒。我终于走到墙跟前，一切都很顺利。还拍了电视片。医生告诉我。让我今天就是来回走一趟，再躺一会儿。就这样，他们强迫我走了3趟，后来再走就不害怕了。

我永远感激这里的所有人——护理员、医生、我的外科专家，还有曾来医院看望过我的卡泰隆行政长官，当然，我指的并不是他一个人，有许多素不相识的人来看过我，并给我带来了别人转交的东西。从哪儿给我转交这么多的东西？

医生说：“再过一个月，您就可以再打网球啦！不过，请您给我拍封电报，告诉我赢了几分。”

术后第5天，我就飞回了莫斯科。开始是慢慢地、小心翼翼地走，刀口仍时常作痛，但后来就疼得越来越轻。当我重新汀网球时，我真的给医生拍去了电报，后来还不止一次地与他通过电话，再后来我们还见过面……

瞧，不幸和万幸就这样轮流着找上我，就像一会儿是开水，一会儿是冰水一样。

这也是一种锻炼……

告别戈尔巴乔夫

作为“让位”的代价，戈尔巴乔夫所提要求的清单很长，足有满满几大张纸，但实际上全是些物质要求。如相当于总统最后一个月工资的退休金，总统住房，别墅，他自己和妻子的汽车，但主要的是基金会。还有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大楼、原来的社会科学院、交通工具、设备以及警卫队。

戈尔巴乔夫打这种算盘的心理是很明显的：您不是很想避开我吗，那好吧，请慷慨解囊吧。但我极力克制佐自己，用很坚决的语气对他说，我一定把这个问题提交共和国首脑会议研究。

在共和国首脑会议上，许多人都赞成完全剥夺前总统的一切特权，只保留我们一个普通退休者应享受的待遇。我却建议为适时退隐的国家首脑开创一个先例，只是不要闹事。于是，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所有要求，除了特别过分的之外，几乎都得到了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