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26节
乔治,布什年岁比我大。他是上过战场这一代人的代表。对我而言,他在人道上的支持是极其重要的。
赫尔穆特·科尔。他那天到很远的山里狞猎去了。很多人都说我跟他在外表上很相像,都是大块头,在生活习惯和对生活的看法以及在行为风度方面也有相似之处。我对他始终有一种特殊的好感。
尽管有许多困难,赫尔穆特,科尔还是跟我取得了联系。现在我也这样想: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即便是坦克己在莫斯科开始射击。他也会这佯做。
……布什曾谈到过坦克、他说:“只要您挣脱坦克的包围,这就是彻底的胜利,俄罗斯将为自己铺平通往文明国家共同体的道路。”
打来电话的还有意大利总理,西班牙首相和法国总理,以及阿根廷、日本和加拿大的领导人。我衷心感谢他们所做的一切。表示声援不是进行某种持久的长期政治运动,而是在一瞬间,在几分钟内应当立即决定的事。
西方国家未坐山观虎斗,大出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意料之外。当天晚上,他们在记者招待会上便含糊不清地说什么“过早的反应”“干涉内政”等。
事后,也就是现在,我才明白西方国家反应如此之快和如此一致的原因。第一,西方的分析家们对叛乱早已做出“测算”,对他们来讲,发生叛乱并不感到意外。而我们国内却没有一个人相信。这种念头本身看来似乎是荒唐的,因为旁观者清嘛。还有,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情况不明(不过,我想西方情报人员对他在屈指可数的几个小时的情况还是清楚的),叛乱尽管看起来挺可怕,但是太滑稽可笑,太草率,我说过,在对自封为苏联领导的信任问题上摇摆不走是很愚蠢的。
这是对待俄罗斯的新国际政策的序幕。
★★★
我想起在戴维营发生的一件往事。那次出席谈判的都是美国当局的高层人物:总统、国务卿、安全顾问等,大约4—5个人。在谈判大厅的一角放着一张小桌子,上面摆着果汁和咖啡壶。我注意到,贝克先生看起来就像在家里似的,穿着一条紧身裤,上披一件胳膊肘上打着皮补丁的上衣,记得好像是切尼对他说:“杰米,请给我倒杯果计。”“杰米”就给自己和他各倒了一杯果汁。这一切非常自然,毫不拘束。既不做作,又不夸张。
要在我们这儿,长官们会一动不动地坐在靠背椅上,一名身穿永不改变的晚礼服、扎着蝴蝶式领结的年轻人就会哈着腰用托盘把果汁送到他们面前。
我当时就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呢?是的,这是因为他们是绝对独立的人。也包括对总统保持绝对独立,他们是为信念、为事业面工作。
我们目前还过分依赖权力,依赖权力给我们提供的别墅、汽车、“直升机”和装甲门,离开这种依赖,将寸步难行。
那么,严格地说,叶利钦总统本人依赖什么,或者说依赖谁呢?显然。
第一,得依赖“自我”,依赖自己为自己创造的和周围的人为他创造的那种形象,这是一个刚毅、坚定、强硬的政治家的形象。
第二,我非常依赖我所尊重的人的意见。这样的人虽然不少,但远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影响我。不过,例常有这样的情况,顺口说出的一个词,或者报刊上一大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往往会迫使我完全改变思维过程。
第三,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观念和行为准则。像多数正常人一样,对它们只能束手无策。它们是童年养成的,要比我顽强得多。
玛格丽特·撒切尔和赫尔穆特·科尔
在8月19日给我打电话的人中,我还未说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名字。
这样的人在世界政坛中为数不多。不管他们担任什么职务,人们总是乐于倾听他们的意见。
但是,即使在这个很窄的圈子里,撒切尔夫人仍显得特别出色。
就是在那个夏天,当我应邀去西班牙出席一次使我倒霉的研讨会(会议结束时,我已躺在手术台上)时,我曾同撒切尔夫人达成一项协议:我顺道访问英国,并与她会晤。当时,我还是个反对源,既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也不是总统。但是她,一位独立性很强的女性,还是邀请了我,尽管英国领导人中很少有人会热切地希望会见我这个反对派分子。
我飞到伦敦,驱车赶到康宁街10号英国首相官邸。会唔进行了45分钟,而且非常成功,简直使我不记得还跟谁有过更有意思的交谈。
这次会晤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玛格丽特·撒切尔走下台阶,向我问好,并把我领进官邸。在她的办公室里,有两张沙发,沙发中间有一张小桌。我坐下后,她坐在我对面。但我们觉得彼此隔得有点儿远。当时在场的有3位男子汉——翻译、首相首席顾问和我。但撤切尔夫人忽然站起身,亲自把自己的沙发推到桌子跟前,好与我们靠近点几。事情既简单又庄重,而且她的动作那么快那么有力,以至于使我们来不及帮她做点儿什么。我略一迟疑,也随后起身推动自己的沙发,啊,就算对一位男性来说,这沙发也是相当重的。总之,她是个很独特的人,又是个很自然的人。
于是,我们面对面地交谈起来,大家说得很快,交谈非常热烈。
撒切尔夫人很想知道她最喜爱的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论敌在想些什么,而这种想获得新印象的自然渴求使玛格丽特。撒切尔一个劲儿地提问题,在阐明自己的立场作为答复后。她又提出一连串儿的问题。当然,我怀着极其浓厚的兴趣追寻她的思路,注意着西方最强的政治家之一的逻辑。
对我来说,最有意思的时刻之一大概就是我们谈话最后结束的那一会儿。我据理力争地追问首相:“撤切尔夫人,我想告诉您的主要信息就是世界上将出现一个新的实体——俄罗斯。不仅仅有苏联,您与它有着良好的关系,现在还有个俄罗斯。使您了解这一点是重要的。您是否准备与自由的新俄罗斯进行贸易、经济等方面的接触呢?”
玛格丽特·撒切尔在整个谈话期间对任何问题都回答得很快,唯独这次她沉思了一会儿,然后才回答说:“叶利钦先生,让我们再稍稍等待一下。愿俄罗斯成为新的和自由的俄罗斯。到那时候……一切都没问题。”说完,她便微微一笑。
我从唐宁街回到住处后,心中暗自想到:她没说“不”,这对于第一次相识和第一次会晤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而且撒切尔夫人和世界许许多多的政治家很快就会知道,也能听到有关新俄罗斯的消息。对于这一点,我一分钟也未怀疑过。
顺便提一下,撒切尔夫人送我上汽车时,我看到有人非常低声地对她说,这不合礼节,不合礼节。她朝他们摆摆手,一直送到汽车跟前,我们在那儿相互告别。这一切都显示了人的热诚,并令人感动。
这就是撤切尔夫人在政坛上留下的足迹——独特而坦诚的足迹。这是一名战胜男性操纵政治的女人,也称谓第一夫人,多亏了她,行为坦荡才开始在外交界发挥作用。
玛格丽特·撒切尔的个性对我如此重要的另一个原因是,她是在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始终相信自己、并经受过一切考验的榜样。政治上轻重缓急的顺序在不断变更,国家正经历一系列政治危机,而这几年英国首相又有多少次不得不在议会经受极其激烈的唇枪舌战!事实上也的确如此,每通过一项新法令,更不用说通过税法了,都会在新闻界和游行示威中激起强烈的激情,都会掀起一场运动。但是,政府一直顽强地坚持自己的方针。而玛格丽特·撒切尔却始终带着她那永不改变的微笑做完了这一切,而且这种微笑一年比一年更有女人味儿,更令人赞叹不已。
……赫尔穆特·科尔。当我说他是“我的朋友赫尔穆特”的时候,这并不是一种不拘礼节的呢称。不久前,我们曾一起在贝加尔湖畔休养,他是应我的邀请到那里去的。在那里,我饶有兴致地观察他怎么捕鱼,怎样开怀大笑,如何准确和轻而易举地表述一些有意思的想法。我带他去过浴室。在安加拉河河岸有一个非常出色的俄罗斯浴室,是用粗大的百年原木建造的。在蒸汽室内散发着一种特殊气味,这种气昧,只有在地道的乡村小浴室里才有。这间浴室紧靠着河岸边。我们在蒸汽溜后就直接跑进河水中。河水虽凉,却使我们的精神为之一振。科尔对这了不起的大自然和我们的贝加尔湖惊叹不已。对于德国人来说,这么辽阔的空间是稀有的。就是那时候,我和科尔进行了长时间的友好交谈。
我和赫尔穆特。科尔在风景胜地一向都很走运。1993年初,德国总理曾在莫斯科作短暂停留,在这期间我与他举行了一次会谈,这对我来说是意义重大的几次会谈之一。我们在莫斯科西南部的一所政府别墅里见面,这所院子很有名,因为它过去归克格勃所有,克留奇科夫准备发动8月叛乱的几次秘谋就是在那里进行的。
这个消息使赫尔穆特·科尔开心了一阵子,便以极大的兴趣四下打量起来。
我想跟他讨论一个对我来说极为重要的问题:假如我采取措施限制议会活动,在他看来,西方对我的行动会做何反应。谈话的机密性完全符合我们见面场所的历史传统。
我很清楚,西方有几种最基本的民主价值观。在这种具体情况下,我要侵犯这类价值观中的一种,而且我不怕把这个问题向德国总理提出来,因为我们的关系是开诚布公的,我知道自己的这些打算将来不会被曲解。
他支持我,并相信“七国集团”的其他领袖也一定会理解为稳定俄罗斯局势所采取的严厉但必不可少的措施。
几个月过后,我才得以确信赫尔穆特·科尔所预测的准确性。在1993年9一10月,科尔本人以及西方国家的所有首脑,都异曰同声地支持我为使俄罗期摆脱深重的政治危机所采取的措施。
其实,那次我和科尔谈的不光是政治。譬如,还把自己的一段往事告诉了他。
那是在1986年5月,当时我还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我应德国共产党的邀请出席他们的代表大会并进行正式访问。德共代表大会结束以后,东道主领我去鲁尔参观一家企业。看完车间。我走进了工人休息室,真的一下子被惊呆了。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曾绞尽脑汁,为工人创造适当的条件,如建个芬兰式蒸汽浴,在休息室放几把象样的沙发橱,好让工人休息时喝口茶水,听听音乐。但这里……一种简单的想法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我们永远不可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这不单单是富裕。这是一种用智慧创造一切的习性。而这种习性,恰恰是德国人所固有的,可以说,在对待生活小事、日常风习以及现实生活方面的精打细算和专心致志,德国人与我们是正相反的人。
每当我发现我们在这一方面有某种变化时,总会想起科尔先生……
比尔·克林顿和乔治·布什
按年龄顺序得反过来说,乔治·布什和比尔·克林顿,按我们的关系年表排列也是如此。但现在毕竟是比尔。克林顿担任美国总统,在世界政治中有许多事都取决于他。连我有时候也真诚地同情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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