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28节

起初，这种活动使我感到非常吃力。我不喜欢事先连结果都知道并计划好的措施。哪里不能创作出“即兴作品”，形象地说，哪里也就没有急转弯。

不过，我应付国际会晤的经验，还是作为苏联合法的反对派领袖，在几次出国访问中学会的。我知道，会谈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的个性、你的风格、你的形象能否被接受。这涉及到每一位重要的政治家，无论他生活在哪个国家。

另外，还必须适应并进入那种又慢又长又复杂的韵律节奏之中，必须想方设法地争得威望，如果确切点儿说，就是把这种威望从戈尔巴乔夫那里夺回来。多年以来，戈尔巴乔夫就是西方民众最宠爱的人，他的形象在西方成了“大众文化”的一种组成部分。

不过，所有的访问不可能都一一道来，因为次数太多，既有重要访问和比较“一般的”访问，也有工作访问，它们都是我们在苏联帝国政策的废墟上重建的总战略的一部分。但那些在苏联外交实践中的好东西，我们当然会尽力保留。在此，我仅以几次访问为例，尽可能地揭示我们的工作“内幕”，使人对如何准备访问构想、怎样进行技术准备、怎么营造访问的工作气氛等问题有一个印象。

访问日本——并非突发的争吵

这次访问的准备工作非常紧张，时间也较长，而且希望组织访问的人竟是那么多，连我都不记得哪次访问能跟这次相比。为此而去过日本的有波尔托拉宁、布尔布利斯，还有鲁缅采夫。最高苏维埃整整一个筹备委员会和总统直属的委员会也在着手准备。他们展开了竞赛，看谁能更精细地想出解决干岛群岛领土问题的方案。

应该说。日本方面对这次谈判也很重视。日本人在指定日期以前早已开始耐心细致和小心翼翼的摸底工作，邀请我们的商人、记者和政治家访问日本，进行非正式会谈。

一句话，我们看到日本人正焦急地期待着我们的访问。

过去，在我既不是总统、又不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时候，即在不被当局授权所拖累的时候，曾去过日本。那时，我大约说过以下这样的话：今天这一代政治家没有必要把彻底解决岛屿争议问题的责任揽到自己头上。与其这样，不如让居住在毗连地区的俄罗斯公民和日本公民无拘无束地相互往来，让这一地区获得互免签证的地位。而从法律上解决这个问题，可以推后，让思维更健全的子孙后代达成公正的和约。

3年过去了，我们到底在解决这一问题上取得多大进展呢？我统计了一下，算上各种有细微差别的议案和建议，我们有多少个方案呢。发现总共有14个方案。具有辛辣味的情况是日本人始终只有一个方案：岛屿永远属于他们，必须予以归还。

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找到。当时我就曾老老实实地对日本人，也对我们的记者说过这一点。我有10多个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案，其潜台词就是：连一个合适的都没有……

离访问时间越近，争论就变得越激烈，这不论是在国内，还是在日本都是如此。而争论的焦点是叶利钦怎样摆脱这种处境。我所面临的是必须在众多方案中选择一个，并对它进行深入研究。

后来，我按了一下暂停键，因为我发现把细微差别逐一斟酌一蔷是毫无用处的，错误出在最初阶段。从一开始，我们的外交部，以及所有的官方代表团都只是从“北方领土”这个基本问题出发的。

我们，还有他们，日本人。都试图使立场靠近一点儿。两国外交部夜以继日地工作，研究出一种又一种表达方式，神经似地寻求折衷方案。但随着飞往东京的日期的接近，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这次访问将以失败而宣告结束。

我不习惯单纯为了访问、为了会晤、为了遵守外交礼节面出访。总是精确地计算着已签了多少文件，还将签多少文件。这一次，外交官们准备了一整套条约和协定，但在主要问题上仍停留在死胡同里。

……然而，访问已准备妥当，不能再往后拖延了。日本在期待着俄罗斯总统。与礼宾、安全服务部门及外交部工作人员协调一致的日程表已编排就绪，为访问打前站的先行小组已飞抵东家，并已开始工作，“吉尔”车、技术设备、通讯工具也运到了目的地。

在国际政治生活中，已经公开宣布的正式访问极少推迟，除非是有非常特殊的情况——如国内发生意想不到的灾难、地震和悲剧性事件等。但类似这种情况我们却从未有过。

在预定访问日期的前两天，我主动决定取消了访问。

很难说是安全会议秘书尤里。斯科科夫的一番话影响了我。他曾在安全会议上报告了由于日本秘密特工没有做好保证俄罗斯总统安全的准备而产生的各种问题，还忧心仲仲地列举了一些根据：在国家公园的会晤，不能保证百分之百的安全。听说那里可能有人群，还有树林。但是，哪个国家都有人群，也有树林！还有相扑比赛，赛场将有很多老百姓，安全也无法保证。同时，还禁止我们的特工人员把枪带进日本，他们那里就是这样的做法……

当然，这种说法是荒唐的。它只表现出有条有理的日本作风，竟能把安全保障的百分比从数学上计算到0.1％。其实，只要访问有意义，我们是不会在意这些细节的。

当时我找到了这个乍看起来行不通的出路。总之，不去是因为不解决问题。这种说法在世界上还没有过，它超出了礼仪范围。出访就是为了解决问题，为了达成协议。

但是，来自日本方面的极大压力使我不得不寻找一个相等的答复，而且我觉得自己找到了答复的方式。我给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先生打去电话，对未能成行的访问表示歉意。然后，又给韩国总统卢泰愚打电话，因为我访问日本之后还要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韩国总统对我改期访问的请求表示理解。

当然，这使许多人感到有失体面，不论是在社会上，还是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里，都大有人在。我们国内的报刊也做出了惊奇、有的甚至是嘲弄的反应。至于日本人的反应，就更别提了。

这阵喧哗大约持续了两个星期，尔后才平息下来。显而易见的是，日本方面似乎也已明白过来。日本人开始客观地研究形势，不再像这次未成行的访问之前那么神经过敏，那么斤斤计较。

重大的秘密

在国与国之间，除了签署重大的国家级文件和协定之外，保持非正式接触也是重要的，这种接触不是政治家的接触，而是民族感情的接触。如果相互之间有不愉快的秘密，终究要解开它们。

我们曾向美国人提供在我国寻找美国战俘的机会。

我们把1956年的记录运送到匈牙利，记录中载明了在那些悲惨的日子里有谁，在干什么。

我们还决定把被击落的波音飞机的“黑匣子”转交给韩国。这些“黑匣子”是我们的特工机关从海底打捞上来的，并作为机密保存在国防部。在访问开始前两三天，我给国防部长格拉乔夫打了电话，他通报说，他的同事们已经为那个内有记录装置的橙黄色圆球准备好专门的包装箱，随时准备把“黑匣子”转交给朝国方面。

把“黑匣子”交给韩国总统的一刹那，的确使访问达到了最高潮。我们交出这场灾难的关键秘密之一，不仅向全世界展示了我们的立场的公开性，同时也间接地为那次事故道了歉。

我们回国以后，韩国专家打开了“黑匣子”，发现里边只有复制件，而且还被删改过。原件多半早已被克格勃替换了，一切都被按良好的苏联风格做得天衣无缝。

格拉乔夫非常认真地执行了命令——转交“黑匣子”，不是，是转交那些在国防部保存了好多年的橙黄色圆球，但里边有什么东西，却不是他职权范围的事。

不过，原件最终还是找到了，并移交给了事故原因调查国际委员会，从整体来说，避免了一次国际丑闻。

★★★

今天，可以用1993年10月访问日本的成果充实一下这部札记的内容。

我有一种感觉，似乎上帝不愿意让我跟日本领导人会晤！可又应该见面……然而，这一次却是日本人自己建议我不要去，因为计划中的访问正赶上10月叛乱。不去的原因是完全正当的：形势刚好进入紧急状态。

但这一次我又破坏了外交礼节，不过，跟上次恰好相反。

于是，报刊再一次出现了不理解，出现了讥讽性的评论：昨天坦克还在莫斯科开炮，而第二天总统却启程去正式访问！

不过，我认为必须去。假如这次不是访问日本。或许会取消访问。要是再次使全体人民失望，就意昧着要毁坏今后一个时间的两国关系，两国间不信任的冷漠状态仍将持续下去。要知道，体验别国事件毕竟不像体验本国事件那样深刻。日本人仍在期待着我的访问。

……对于我们——俄罗斯人来说，斯大林的罪行是个巨大的黑洞，整个历史似乎都可以往那里推。直到现在我们还未研究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和如何发生的。但实际上，每个国家对斯大林时代的俄罗斯都有一笔特殊的帐要算，其中就包括日本。

西伯利亚集中营的日本战俘大量死亡，那里的条件对于日本战俘来说。确实是极端严酷的，别的暂且不说，气候和自然环境跟日本就完全不同。日本人在那里过着几乎跟广岛悲剧一样的艰难生活。

对于受过注重礼仪礼节、敬重过去的教育的日本人来说，来自俄罗斯方面的姿态是非常重要的。

我认为有必要做出表示歉意的姿态。在目前情况下，日本在那场战争中支持了侵略者并不重要。

这样一来，我们会谈的气氛本身、对话的调子和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也打破了交易的呆板公式：我们给你们什么，你们给我们什么。我觉得，这种呆板公式从一开始就是不能接受的。我们走上了一条互利经济合作的道路，同时不忘长期的目标，即解决日本方面要求非常强烈也非常敏感的“北方领土”问题。

有损礼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