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4节

伴随着戈尔巴乔夫的新班子——内务部长普戈、新的外交部长别斯梅尔特内赫、总理帕夫洛夫、副总统亚纳耶夫等人——的形成，一种“强硬方针”粗具轮廓。在这种“强硬方针”的框子里还谈什么改革呢？

戈尔巴乔夫有能力去扮演一位“坚强有力的总统”角色吗？请读者原谅我的看法有些主观片面，不过对此我持怀疑态度。自身的天性致使戈尔巴乔夫富有外交手腕，善于妥协折衷，精于玩弄从容不迫而纷繁复杂的人事把戏，更能掌握奥妙的“东方”式的统治法术，但戈尔巴乔夫被那些我们苏维埃国家机器的“典型代表人物”包围起来，从而为他自己掘好了陷阱。戈尔巴乔夫赋予他们以巨大的权力，推动自己的班子急剧地改变方针。同时，自身的政治命运又让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与左派势力对话，与民主派进行政治妥协。

戈尔巴乔夫陷入万丈深渊已是在劫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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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记得我和列夫·苏哈诺夫第一次走进我的前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沃罗待尼科夫办公室的情景。

办公室非常大。列夫·叶夫根耶维奇惊讶地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瞧，弄到多么漂亮的办公室啊！”我一生中见过许许多多的办公室。这个’办公室里的一切都足现代化的，闪光发亮。既富丽堂皇。又柔和舒适，令我顿生满足惬意之感。我想：“那么，以后怎么样呢？要知道，我们得到的不单是一个办公室，而是整个俄罗斯啊！”连我自己也非常害怕这一反叛的想法。

然而，这种想法之后存在着某种东西。存在着对危矾状况的一种清晰的感觉；而且，最终我确有所悟。

过去，在这间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在这座崭新的白宫里，坐的是那些实际上什么也决定不了的俄罗斯最高层的领导人：索洛缅采夫、沃罗特尼科夫、弗拉索夫。严格地说，一切都决定于权力的其他阶层；更确切她说，即使在那些最重要位置上的最高领导也不过是做做样子，似乎是他们在操纵着整个俄罗斯的命运。

一些现时策略决议当然也在政治局上通过，其中不乏“进步人士”和“鹰派人物”。但是，国家没有感受到由他们发号施令和作出决定以解决一切的特殊需要。

人们来到这些富丽堂皇的办公室里，适于这种无所限制的权力需要，犹如零部件之适于整部机器一样，其相同程度的独立性如此而已。

俄罗斯的主要怪涎现象是，国家体制早已蹒跚而行。严格地说，就是没有任何人驾驭操纵之。实际上俄罗斯早已没有大权在握、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了。甚至连改革家戈尔巴乔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坏和粉碎这个体制的，他伯这个体制将来会报复他。依照他的思想，“改革”不应该触及苏维埃制度的基本机制。

从1989年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开始，我们同这种体制进行了长期的折磨人的斗争即在苏联的历史上第一次进行合法的斗争，而且取得了胜利。斗争的胜利……是为了我有朝一日进入这个办公室吗？……口同运动员们所说的那样。我的欢乐很快被深深的忧虑所取代。

是的，在戈尔巴乔夫当政的情况下，把这种体制转变成了另外一种制度。这种制度不可能公开地压死我们，但它能够慢慢地、一块一块地吃掉，最后完全吃掉我们。它能够暗中破坏我们的一切行动而又能摆脱任何监督。它能够在亲亲热热、温温柔柔的拥抱中让你窒息而死。它对付我们的办法非常之多。然而，我们只有一种选择——战而胜之。

在沃罗特尼科夫的办公室里，我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是因为意识到一种无稽之谈：一个主要的反对派分子领导着庞大的苏维埃俄罗斯的国家机关。

顺便说说国家机关。新的领导一上台掌权，整个机关，即最高苏维埃的工作人员都惊惶失措，麻木呆楞，东躲西藏。在白宫的最初几天，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谁也没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在等着机关人员的全部驱散，立即解雇，谣言一直不断，说什么叶利钦是一个不可驾驭的任性胡闹的人，他只会在群众集会上挥动双手；他在莫斯科市委会工作时曾把大家通到了绝路……

必须从最普通的政治谈话开始做起。我把所有的工作人员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不打算解雇任何人，让我们一起工作吧！谁愿意——很好。谁感到复杂或者觉得乏味无趣——那我们就跟他再见。”

就这样许多人留下了，有的人离去了。

我当最高苏维埃代表的时候，拒绝配给代表汽车、别墅，拒绝接受专门的治疗，而是到区门诊部挂号治疗。

但是，我突然觉察到，在这里应该做的不是拒绝，而是搞到这一切！因为俄罗斯领导人当时所需要的不是“特权”，而是正常的工作条件，可是这些条件当时完全没有。

这一偶然发现令我非常吃惊，我认真地加以思考：人们会理解我吗？这么多年我都抨击特权，可是突然……后来，我作出判断：人们不会比我还笨。他们早已懂得应该同不受监督的、无所不包的党的权力作斗争，同党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作斗争。而不是同党的特权作斗争。

……首先。我需要一处在城外的府邸，能够让秘书、警卫队、助手、研究人员等许多工作人员在我身边工作和生活，哪怕是只有几间房子也好。起初在利普基的休养院里分得一处，但是那里吵吵闹闹，人也太多——大都是俄罗斯最高苏维埃的办事员。在这里工作是不可能的。经过几个月，我搬到了离莫斯科不远的“杰斯纳”疗养院。助手们都抱怨这里不方便，太拥挤，联络不畅。最后，找到俄罗斯部长会议的休养院——“阿尔汉格尔斯科别墅”。起初，我和农业部副部长平分2层楼的单独小住宅；后来，整个小住宅都分给了我和我的工作人员。我们在这里一直住到8月叛乱。

所有行车报单直到我当上俄罗斯总统之前均由我自己付款报销。8月叛乱以后，我第一次搬进位于巴尔维赫的官邸。正如在这种体制下人们常说的那样，这是一个特殊的保护设施，配有通信专线、驻着警卫队等等。

顺便谈谈警卫队。第一年只募集了一些文职人员，由一个退伍教导员教他们执勤的道理和事务。

问题在于国内政府的所有警卫队由一个机构——克格勃第九局控制着。

我提醒读者注意，克格勃第九局局长普列汉诺夫8月19日把戈尔巴乔夫的警卫队置于瘫痪状态，基本保障了所有叛乱者的秘密会面。然而，至今未对他和另外一些人加以惩处，而他的问题却是尽人皆知的常识：他直接渎犯了自己的职责I因此，我们实在不敢录用正规的警卫员。

就是这位普列汉诺夫将军主持着苏联的所有“特种”，诸如特种车辆、特种通信和特种设施。当然，他还负责发放警卫勤务需用的武器。

虽然如此，我的那些小伙子还是想出了巧妙的办法，利用一切可能的合法途径，搞到了武器。苏联国防部和内务部里的同志都帮了忙。

至8月叛乱之前，最高苏维埃警卫队共有冲锋枪60支、手枪100把左右、装甲防弹背心2副、奥地利式无线电台5座。

这就是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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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临时中断自己的笔记，并划出一个巨大的问号。

哈斯布拉托夫当时也有一支不受任何人管辖的最高苏维埃警卫队。他的人企图在白宫储藏更多的武器。

难道说历史真会如此重复？

历史会如何看待我们俄罗斯的民主派呢？共产主义的叛乱分子害怕向俄罗斯民主源开枪，但民主派自己却不怕向自己的敌人开枪。此中是否有命运的毒辣讽刺和戏弄呢？

让每个人自己去独立解决这个谜题吧，而我的答案即是如此。

无论是在第一种情况下和在第二种情况下，道义的优势和正义的力量之所以在俄罗斯民主力量一边，乃是因为民主力量处于被迫自卫的地位。在第一种情况下。民主力量的自卫得到手无寸铁的人们的援助；在第二种情况下，民主力量得到威力强大的坦克的援助。

然而，俄罗斯的白宫未给我以安宁和平静。

这一历史谜题留待将来几代人解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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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止一次地在电视台讲话，发表出入意料的强烈声明，每一次都产生了爆炸性的效应。这并非意味着我爱做惊人骇世之举，爱在电视机屏幕上闪影现形。完全相反，照像摄影对我来说犹如任何规定好的不能自由自主的行为一样，是一种繁重的劳动。我经常累得精疲力竭，所以我非常不喜欢在电视屏幕上看到自己。

我的电视讲话总是和一些有转变意义的事件密切相关，如党的代表会议、人民代表大会等等。更为晚些时候，即1993年3月20日和9月21日，那些著名的命令签署前夕，我两次发表电视讲话。

但是，有一次我不得不为了能够播放有我参加的节目进行斗争，这就是1991年2月间我公开建议戈尔巴乔夫辞职。

事情发生的经过是这样的。

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日益临近。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发生的事件如同有万钩之力而雷霞轰鸣，整个社会都沸腾了。

大家都非常清楚举行全民公决的目的，其一是为了赋予全国范围内的紧急状态以合法性质，其二是为了取得同俄罗斯的独立进行斗争的“合法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