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44节

事情发生在夏天。火车进站时速度很快。大家知道，卧铺车厢分上下铺，第三层是行李架，“专供大学生用的”。我站在下面的过道里，从打开的车窗向外望着。

……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也不知是什么原因，火车全速时脱轨了。我被狠狠地撞到车厢壁上，车厢开始往下掉，简直是一个接一个地往下掉，先是前面的，之后缀着后面的。一个车厢拖着另一个车厢，全都坠落在路基的斜坡下，而斜坡又是特别的高。

我紧缩着身子扑向已经倾斜的车厢的铺位间的窗户，两手一伸向前跳了出去，抱头滚到路基斜坡下，再往下滚人一片泥潭。自然是吓坏了，但后来恢复了常态。我一看：胳膊腿都没有摔坏，只是有些青伤、疙瘩。车厢里全是伤员，我帮着把他们拖出去，清理堆集的东西。发生这种事，真可怕。等我回到家里已经是深夜了。

……好像总是有入在搭救我，我自己也已经开始相信我总处于某种神秘的保护之中。不可能总是这样，这么多的事粹然间落到一个人的头上，并且是在生活的每个阶段。简直是每个阶段！而且每一次这样的危急情况都潜在着一种死亡的结局。

我是否怕死？不知道为什么，但我不怕死，无论你怎么办我也不怕死。有一次在一份杂志上看到，一个星相家预测我暴死于1993年。

1993年就要结束了，可我依然活着。

总统日记

1992年12月15日

是支持率的投票迫使我走出这一步吗？

1992年12月10日，我在代表大会上发言之后，急剧改变了局势。代表大会因惧怕全民公决，改变了策略并做出让步，通过了代表大会和我之间的协议。按照协议，议会各派别要提出政府主席的候选人，哪怕提名50个人也行。我从这个名单中选出5名提交代表大会，进行“温和的”、支持率的投票。3人获得了多数票，我可以从中任选一人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

“温和的”投票的主意当然不是我想出来的。这是从国际实践中得来的，是法学家们帮助想出来的。这一手段是非常狡猾的、意想不到的和真正温和的。

不立即把候选人提交表决，丽是先在代表中进行民意测验，他们赞成谁？谁是最受欢迎的？在这些提案中还有哪些差异？

我还留下一个挑动空间，这是最重要的。

……12月10曰发言之后，我总算稍稍松了口气。我看见前面有一线希望。可以做出让步，但不是在把你逼得走投无路的时候。因为那时这已经不是让步，而是被枪决。调解委员会做得很出色。但愿用支持率的全民投票也能如此。如果总统保留选择权，这说明他更有实力，给他一个体体面面地走出绝境的机会。

叙述一下两个月后发生的事。

在后来的代表大会上，他们意识到自己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明白了本应当缚任对方的手脚，明白了盖达尔离职与否，改革是不会停止的，叶利钦也摧不垮。但是，一切都晚了。在我面前已呈现出希望之光。

因此，其实不是盖选尔或另一位总理之间的选择，而是一种斗争策略与另一种斗争策略的选择。在社会还没有彻底弄明白甚至在立宪处于困境的情况下总统依旧是国家元首的时候，要么立即解散代表大会，要么平静地沿着这条对抗的路线走下去，让弹簧逐渐松开。我选择了第二种。

★★★

议会各派别提出20个候选人的名字。其中有盖达尔、期科科夫、切尔诺梅尔金、卡达尼科夫、舒梅科、彼得罗夫、希扎、特拉夫金等。

共产党派赞成总统行政机关的领导人被得罗夫，但他没有预先通知我这个提名。也就是说公认的关系伦理再次遭到彻底破坏。

从这个名单中，我选出5个人：斯科科夫、切尔诺梅尔金、盖达尔、卡达尼科夫和舒梅科。

正如象棋手所言，以后便开始了阵地游戏。进行了投票。结果斯科科夫和切尔诺梅尔金俩人遥遥领先。得票分别是637票和621票，盖达尔得400票，超过卡达尼科夫1票，名列第三。

我可以把盖达尔作为候选人提交代表大会，但我没有这样做。

我这样推论：如果盖达尔哪怕再多得20—30票，他就可以十拿九稳地进入3个人选之中，也就不会存在什么问题了，那么我就会提他作候选人，再让他在大会上发一次言，我们一起努力去说服代表。可是，正如现在所看到的，没有任何机会。

我把他们3人都叫到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花园大厅，同他们进行了个别谈话。

……当然先是同盖达尔谈了一会儿。他像平常一样和善地微笑着走进我的房间，大概他已经明白了一切，预见到我的决定，心情自然也就很不愉快。这次谈话不同寻常，但我觉得，他明白我为什么这样做，而不换另一种方式。现在，无论如何代表大会都不会选举他了。也就是说，只剩一种保留盖达尔的可能，那就是在下次代表大会前委任他代理总理职务。但是，无论是我还是他，议会都不会让在这里工作。盖达尔的任何举动都将受到阻挡，改革也可能走进死胡同。我是不会同意这样做的。

他对我提出的关于切尔诺梅尔金的问题，瞬间作出了反应，这说明他对这个问题早有所准备，即对整个谈话预先作了准确的估计。盖达尔说，切尔诺梅尔金会支持改革，他不会撵走已经组成的政府班子。在他的这些话语中确实带有苦楚的声调。

盖达尔告别后就去对报刊发表了谈话。

后来是同斯科科夫进行的一次艰难谈话。

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是这样理解形势的：既然他获得了最多的选票，所以他就比所有的人更有权利成为总理。我对他说，考虑到我们的老关系，我要坦率地说，请理解我，现在无论如何不能当总理。因为您的名字与军事工业综合体有联系。简言之，我不能。看上去，他心平气和地接受了这一点。他说，“这是您的权利”。

但他的面部表情还是暴露出他的内心活动，尤里·弗拉基米罗维奇的内心深处十分委屈。看着他真难过。这种谈话，大大地刺激了这个虚荣心很强的人。

最后轮到与切尔诺梅尔金谈话了。

他犹豫地同意上任……

即将出任的人切尔诺梅尔金

我知道，西欧反动势力对切尔诺梅尔金出任总理反应十分冷淡，就像我们的报刊报道的那样，说他是典型的党务工作者。尽管他不单单是个党务工作者，还是一个走遍西伯利亚和乌拉尔的经济部门负责人。他这个人尝过苦难的滋味，况且不是从区委和州委书记的角度去品尝那些苦难的，我就看见过他在出差时深入煤矿和建筑工地，穿着一双泥靴子，踩在没膝的污泥里。他的这种工作真是不容易。

西方政治家非常关注俄罗斯发生的事，就连区区小事也不放过。在第七次代表大会召开的前几天，布什给我打来电话，请我不要轻易地放弃盖达尔和科济列夫。一些西方政府认为盖达尔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对我来说，这已经不是秘密。

但是，他们从西方以旁观者身份对形势的估计是一回事，这里的现实又是另一国事。盏达尔投机会通过代表大会当选。

在这种情况下，我把自己的选择落在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切尔诺梅尔金身上。

这好橡又是一个妥协型人物。又一次提出让大家都满意的候选人。直截了当地说，这种重新提名是以可悲的需要为条件的。

我们已经许多次地看到，这不会有什么好结果。

但是我认为，这次，命运垂青俄罗斯。在这次，坏的期望没能实现。为什么？

首先，切尔诺梅尔金已来得及在盖达尔的政府里工作了一段。他对目前发生的事情规模有所估计，他不是从一旁，而是从内部了解了行动的逻辑性。他了解人们，因此能够保证最温和的干部换班，即政府成员中一部分人取代另一部分人。

其次。这并不是偶然的从上级来的提拔任命，也不像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那样的突然地青云直上。在此之前，他顽强地奋斗了一生。他清楚地知道，在他的工作中不应当出现错误，他要对自己的每一步都负责。

最后，盖达尔的改革保证了宏观经济的好转，即摧毁旧的经济。这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不像做外科手术那么漂亮。相反却带有某种生锈的吱咳声，当带着肉撕下几块报废了的零件和结构时，则发生了断裂的现象。大概是实在不能换另一种方法。除了斯大林式的工业和斯大林式的经济(让之适用于今日)外，实际上不存在任何别的经济。旧的经济从一开始形成就必然要产生这种致命的断裂。从它的建立到被摧毁都是如此。

然而，盖达尔没有彻底弄懂什么是生产，尤其是什么是冶金工业、石油天然气综合体、国防和轻工业。他对这些部门的全部知识主要是理论性的。这种不平衡原则上是相当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