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43节

9时，我们乘拖拉机还算顺利地赶到了一条大路旁，直升机已在上空盘旋。飞行员看见我们，降了下来。我一跳上去，直升机便急速地向上飞去。9时半，飞机降落在机场，轿车和国家交通局的“急救车”都驶近舷梯。交通警的工作很出色，几分钟就疾驶城里。民警让游行队伍停了几秒钟，“截开”他们，我们飞驰而过，队伍又继续前进。有汽笛声开道，我们径直到达我家，这时已经是9点45分，此时我应该登上观礼台才是。家里人已事先接到通知，我一开门，便都扑过来迎接我，有的拿着西服，有的拿着衬衣，还有的拿着领带。我刮脸，大家给我换衣服。在10时整，当自鸣钟的钟声敲响时，我隆重地登上了观礼台。成功了！

今天是11月7日。老一辈人在这一天都有一种可怕的感觉，甚至连中年人也有同感。如今白匪在哪里？红军又在哪里？究竟白匪是英雄还是红军是英雄？或许谁都不是英雄？你根本搞不清楚。我们自己又是什么人？是奴隶。炮灰吗？难道是这样吗？

但是，自己的一生就是如此，无法回避。

……这大概就像读者所猜想的，是一件你经常回想起的或者是梦见的往事。你会突然感到一种彻底的绝望，就像你在那个雪地里，黑得不知往哪里去，在那个仿佛中了魔似的村子里一样……

为什么必须赶到观礼台而不蒙受耻辱。简直是一种可怕的担心。

我不知道，或许这里有某种神秘论的东西。但我认为，这种重复的梦在我的生活中不是偶然的。就事件而言，还是应该制止的。

只要我稍稍感到自己束手无策，思想拘谨时，这种不安就攫任了我。

在那沉重的几个月里就是这样。

总统日记

1992年12月9日

我离开代表大会，昏昏欲睡地回到别墅。

这种事情大概是我自1987年起5年来第一次发生的……

我认为，代表大会上发生的事情不是偶然的。一切都不是巧合……这样的话，只能去数落我的主要痛点了。

我无法忍受这种人们从四面八方一起打你的公开袭击场面。从人说话的语气、甚至从他登上讲台的步态中，我意识到这种痛击人的野蛮欲望，这种激怒和鼓动自己的企图，这种要打人的可伯动机，因此，发言内容已不重要了。

所有这些战斗激情在斗争中，在你死我活的搏斗中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大家成帮结伙地殴打并用脚踏一个人时……

你就真是束手无策了。

事后我才明白，我对这些殴打朗病态反应，是我心理创伤的复发，我的心理创伤是在党的莫斯科市委全会后发生的。当时奉戈尔巴乔夫的命令，我被直接从病床上拉起来送进会议大厅，他们以党的优良作风践踏了我几个小时。关于这一点，我已经写过……

12月9日那天晚上，非常会议之后，我回到别墅并不晚。看到妻子和孩子们的眼睛，我猛然冲进浴室，锁上门，仰面躺下，闭上双眼。老实说，脑海里思绪万千，心情不好……非常不好。

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科尔扎科夫把我从这个可怕的状态中强施出来。他不知怎么打开了浴室的门，劝我回屋。总之，他是在真心帮助我。

后来，娜依娜像往常一样承担起主要的“打击”……我渐渐地恢复了常态。

家里的人说：应当问问人们——是要你，还是要他们，人民了解得非常清楚……

突然间我抓住了这些话。政治学家和法学家早就暗示我举行全民公决的思想。但当时说的是用这种方法去解决代表大会的命运(解散还是不解散)问题。

这里提出了一个全新的问题：人们想和总统还是代表大会继续生活？那天晚上，上帝给我最亲爱的人们出了个主意。

我立即请求给我接通伊柳辛。沙赫赖和几位发言稿起草人在夜里参加了工作。除我之外，还有4个人参加了我的简短发言稿的起草工作。发言的确切思想是，在这种紧张的时刻，我最需要的正是普通人和从来没有当选过的街道居民的支持。如果遇到困难，如果出现了极端的情况，我只有从他们那里汲取生活的力量。

有人建议，演说之后立即到莫斯科共青团汽车制造厂或轴承厂视察。我选择了汽车制造厂。

我睡了两个小时，凌晨之前又删改了一遍发言稿。不用说，它还是有些不流畅。

★★★

我还记得是谁介绍我和哈斯布拉托夫认识的。他是最高苏维埃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跨区域代表团成员谢尔盖·克拉萨夫琴科。

当哈斯布拉托夫走出办公室时，克拉萨夫琴科说了这样几句话：“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对这种人要严厉，不能让他单独行事，他就是这种性格。要时刻监视着，让他跟你走，明白吗？”事后我想起这些在当时来说令人费解的话，老实说，当时我对那些话并不在意。那时，哈斯布拉托夫看上去是一个聪明、有文化和温和的人。

最主要的是他温和的性格，哈斯布拉托夫教授身上完全没有我性格中的这种令人讨厌的粗鲁和许多党务工作者所固有的愚蠢而蛮横无礼的作风。

另一件事发生在佐尔金身上。瓦列里。德米特里耶维奇是宪法委员会成员之一，而且是最不出名、最谦虚的一个。当最高苏维埃选举宪法法院院长的时候，决定提他作候选人，这是一个使大家绝对满意的最能搞折衷办法的人。

他不左也不右，是一个公正的教授一法学家，也是一个性情温和、为人正直的知识分子。

……这些人究竟怎么啦？哪儿来的这种疯狂的权力欲？

我不知道，如果不是新的政治时代将他们突然推到上层的话，这些正常的莫斯科教授们的命运该是什么样子呢？

看来。每个这种“温和的”人身上都有某种奥秘，他以自己的“温和”、礼貌小心谨慎地对待周围的人。

也许他们从童年时代起一直到死都想成为团伙的领袖和魁首。但有人镇压和侮辱他们。

或许常会有这种感觉：周围的人对同一位怎样的伟人交往估计不足，或完全不懂。无论是在中小学，还是在大学，站娘们总喜欢更多地注重人的外貌，不善于看到人的内心深处……

或许我们没有理解一切均属于常理之中的纯理性心理的潜在内涵？

可以长久地对此作毫无意义的猜测。我只能说一句：过去的年代使我确信，人们的知识、接人待物的经验、日常生活中的某种道听途说，在今天的俄罗斯政治中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像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这些权力阶层的经验，也根本无济于事！那毕竟是一些苏维埃式的简单关系。这里起作用的是另外一些非常古怪的机制。也许我能学会猜出它们……

哈斯布拉托夫一佐尔金二套马车，在俄罗斯第七次人民代表大会上才初次真正引入注目。

老实说，这是一次有力的意外打击，我企望诉讼审理不要参与政治，而只是客观地、不带成见地和中立地看待事物。

但是，现实生活并非如此。佐尔金在讲台上出现，这标志着在与试图着手合法解除总统权力的代表大会关系中一个全新阶段的开始。

夜间絮语

我乘几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出过事。乘飞机、直升机、小汽车包括载重车在内，甚至有一次骑马都出事。我当时还很小，马疾驰到小山下，在转弯处把我从雪橇上摔出来，差点儿被摔死。

另一次事故就更加严重——火车翻了。当时我正在乌拉尔工学院学习，夏天去看望父母，我经常不买票，或者买上两站的票，只求进入车厢。当时只须掌握逃避查票员的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