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46节

事情并非如此。是障碍本身找到我的，我永远不会去寻找它们……

勉强维持的和睦

第八次代表大会之后，我面临着严峻的选择：或者是总统变成一个有名无实的人物，国家的一切政权转交议会：或者必须采取某些措施消灭业已形成的不平衡。

以阿列克谢耶夫为首的总统委员会中的法学家小组，为我从法律上分析了所出现的政治形势。在国际实践中，这种逼和的力量配置发生过不止一次，摆脱危机的先例也有不少，戈尔巴乔夫算没有白谈论总统制问题。总统要么临时限制议会的权利，要么解散它。在新的选举之后，宪法将重新开始充分发挥作用。

……告人民书是我的几位最亲近的助手准备的。我想强调指出，正是这几位助手是把我的思想达到成文水平的人。一切最重要的决定都是我独立作出的。

发言稿起草人榔德米拉·皮霍娅和亚历山大·伊林、我的第一助手维克托·伊柳辛、谢尔盏·沙赫赖和总统委员会成员尤里·巴图林都帮助了我。

沙赫赖和巴团林签署了一份命令。我起草了一份电视告人民书的发言提纲。电视演说的录像定于21时播出。

在此之前，我与鲁茨科伊交谈过。我必须弄清楚他的观点，我率直地问，他对总统的这些坚决的强硬行动有何看法？鲁茨科伊坚定地回答说，早该这样。

至于安全委员会书记尤里·斯科科夫，他本人在私下交谈中不止一两次提出这个问题，他指着所掌握的侦探材料说，反对总统的阴谋是完全可能的，不能等待了，必须解散议会……

于是，当我签署了命令后，出现了某种间歇。

命令由伊柳辛发出。他态度坚决地建议我，在命令发表之前，还得让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签署。我问：“为什么？”他回答：在这件事情上不应当有漏洞，要采取负责任的措施，决不允许发生混乱，即一部分人说一回事，另一部分人又说另一回事。总统班子中的这两个人物不只是在口头上应该支持这个基本上改变了国家力量对比的命令。没有他们的签署，命令不能发出。

我清楚地看到，伊柳辛异常激动，他不能掩饰自己的焦急不安。

与处于这种状态的人谈话非常困难。他的担心引起了我的反感。我努力克制住自己，像往常似地尽力去理解他的明确而清楚的推理。是啊，伊柳辛是正确的，让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签署命令是有意义的。

伊柳辛拿了一份命令送给斯科科夫。

行政机关的新领导菲拉托夫去找鲁茨科伊。

这是午饭后的事了。

他们很快报告我，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拒绝签署。与此同时，电视告人民书的转播时间也快要到了。该怎么办呢？或是取消转播，或是把鲁茨科伊和斯科科夫召来努力说服他们？还是……

我在车里直接用电话与佐尔金取得联系。他已经知道了此事。我想，他已经拿到文件的文本。但他支支吾吾地回答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必须全面考虑这一步骤会有什么后果，应当提请宪法鉴定委员会通过。

沙赫赖去找鲁茨科伊。鲁茨科伊在命令的正文中做了大约10处的修改。当分析弄清他的意见时，终于明白，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准备签署文件。

斯科科夫也拒绝签署命令。他的论据是，国家还未准备好走这一步。

……他们有人把文件打印了一个副本，在反面签了字，并于第二天在宪法法庭上作为证据传了巴图林。

确切些说，佐尔金的这些小动作最使我震惊：他作为有经验的公诉人，急忙投入命令来历的调查之中，最不愉快的是，客气点说宪法法院院长也在欺骗人：晚上他在电视里说，总统没有和他谈过，关于命令的事他是从我的电视告人民书中知道的。

这时，或许我是生平第一次这样严厉地停发了己作出的决定。不，我决不是犹豫了，而是要做一次间歇，也可以说是停止。

对命令的反应使我警惕起来。命令中没有暗示对代表采取任何严厉行动的内容，没有号召解散代表大会，甚至也没有以温和的形式谈到要进入紧急状态。

命令正文中提到的“特殊状态”只是确定了问题的纯法律的诉讼方面。我宣布取缔议会和代表大会制定的那些限制俄罗斯总统全权的决定。

夜里23时半左右，电视台播放了鲁茨科伊、沃罗宁和佐尔金的联合声明。很清楚，他们向总统宣战了。从他们那冗长的讲话中完全清楚地看到近期行动的战术：召开代表大会，宣布总统非法，政权转归鲁茨科伊。

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应激反应，虽然我从精神上对这个反作用已有所准备，但主要的东西还得我在稍后些时候去经受。

……斗争毕竟是斗争。我知道，这个命令帮助我揭示了政治对抗的路线。双方立场都已暴露无疑。鲁茨科伊和佐尔金以捍卫法制的借口发起进攻。他们的目的不外乎就是夺权。

实际上已签署的命令被暂时停止，对之需要重新加以完善。我们删去丁关于特殊状态的字句。

夜间絮语

妈妈在上午10时半就去世了，可他们晚上才通知我。早晨，我3次经过她的房间，不是拿文件，就是打电话……最后一次，值班警卫看见她走出自己的房间，跟我说了句什么。可我没发现，走过去了。

这是星期天的事。

3月20日傍晚，她坐着，同全家人一起收看电视。她看到我关于设特殊状态的声明，走过来，吻了我一下，说道：“好样的，鲍里亚”，然后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

星期天，召开了最高苏维埃非常会议，在各广场举行了“民主俄罗斯”和共产党人集会。我处理所有这些事情，准备了今后的步骤，从会议上获得了信息，不断地给电力工业职工、切尔诺梅尔金打电话……

中午，第一次通知我说妈妈的情况不好，我说：“你们还拖延什么？必须送医院。”他们回答我：大夫们正在治疗，已叫了“急救车”。我有点放心了。

我躺了一会儿，实在是支持不住了，整宿未眠。在这之前就已经积劳……我不放心妈妈，询问了好几次，她怎么样，但是没有人告诉我，只是说她在医院里。我一直没有感觉到她已经离开人世了。我一门心思去想那个该死的代表大会。

晚上，7个政府成员来到我这儿，他们都已经知道了此事，唯我一人不知道。来了这么一大帮，看得出，他们非常害怕我伤心过度……

记得我请他们都出去，然后自己躺下。

一切都完了，世人再不会有妈妈了。

为什么恰恰就在这一天？这是不是某种征兆？她的离去是一种祝福和代价。她好像对儿子说过：这就是我能做的一切，在这个世界上我再也不能帮助你什么了……

她静静地、无痛苦地去了，像睡着似的，都没有改变睡态。医生对我这样说。

葬礼在星期二举行，不算太豪华，也不算简单。一个按基督教仪式举行的葬礼。

先是作安魂弥撒。妈妈被安葬在莫斯科的昆采夫公墓。

★★★

我不喜欢报界就鲁茨科伊和佐尔金出席葬礼而借机所作的各种报道。在这个时刻，他们的样子当然使我不愉快，但没有任何伤人的举动，没有任何声明，也没有任何人转交任何文件。人们来了，就不应对此再说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