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47节

在代表大会上也没有任何反应，无论是官方的还是民间的。

我原则上不愿让代表大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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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3月9日我就签署了准备有计划地维修代表大会的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决定。那里已经把桌子清理出去，一切也都重新油漆过了，列宁的半身像也装饰一新，处处堆着供维修用的木材。

老实说，已经没有道义的精力去看这尊列宁的雕塑。只不过有时想问问自己：我在哪儿？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一切？胡说些什么？但传来了这样的声音：让列宁留在这里，全体人民要在电视上收看代表大会。代表们这样做只能自我暴露……大家都看到谁在聚会。

维修是一个最合适的理由，以便拒绝他们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聚会。

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他们将在哪里开会，有什么区别呢？必须尽快地完成维修工作，准备好开会大厅。

……我们的专家们借助于各种不同的方法，用计算机反复计算了方案。结果是：弹劾总统的票数不一定够，618票，正负仅为1票……这就是结局。但是当时有人不知怎么不大相信这个完整的聪明数学计算。别人的血腥味到底燃烧起来了。我回想起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哈斯布拉托夫是怎样提高嗓门，声嘶力竭地喊，当时他冲着切尔诺梅尔金喊着什么：您，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我们懂得，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这简直出乎意料，我已经习惯了他的温和的声音。哈斯布拉托夫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偶然的。当时他是在努力克制任自己，包括已经软弱无力的代表们也集体做出反应：冲啊，向正面前进，逮住他！……

……如果还是弹劾总统？

弹劾

其实这个词有什么可怕的呢？

……要知道这个决定没有任何效力。全民选举的总统不可能由代表大会尤其是这个早已失去人民信任的代表大会解除权利。然而。这里重要的不是主观因素，而是问题的实质，代表大会不能解除总统，因为不是它选举了他。

这是任何一个小学生都能明白的道理。

但是“弹劾”这个词还是用了。对我国人民来说，这个词具有神秘的意义。这就是我们俄罗斯人的心理。我不怕弹劲，而怕的是一个简单的俄语动词——“解职”，推翻。或者某种更犀利的动词。

须知，在历史上有时也有一些解释不清的因素在起作用。对此需要格外谨慎。推翻就意昧着政权没有了，一切都被彻底摧毁了。在某个地方早已聚集起一种对抗的能量和侵略行为，以及一种渴望得到体现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或恐怖主义思想。在某个地方已经发生了什么事，而后来的闹剧路人皆知。一些实力机构一定会卷入这一进程。为了整顿秩序，他们暂时地废除了法律。但废除法律的时间是多久呢？

……如果真的被解除权利，那我该怎么办？我不怕这个方案，对此我已做好准备。一旦议会通过这个决定，我认为只有一条途径，那就是发表告人民书。人们不会让我陷入尴尬处境的，我深信这一点。

统计票数时，我正在克里姆林宫。

我还认为，投票时代表们在克里姆林宫里也是很重要的。当然不是克里姆林宫大会堂的豪华陈设对他们产生了影响，但地方，历史的空气中竞具有某种魔力……在这里，潜意识地开动了人的防卫机制。遗传储存的机制就是克里姆林宫，这就是俄罗斯，这就是我的国家。

这些机制还平息了我的对手们所期望的挑衅冲动。

……在宣布完弹劾总统投票结果之后，我走向在瓦西里斜坡上人们举行的临时集会，走向瓦西里·勃拉仁大教堂。天气凉爽。在这种潮湿的空气中呼吸很轻松，到处是照明灯和呼声，许许多多的人。瓦西里斜坡上成了一片人海。

难道有什么值得庆贺的，我们没有获胜啊？我们只不过是没有输掉这一步，这一局。

但是我懂得，现在一切将会就绪。在又一次的(按次序是第几次？)斗争阶段，我的人生战术起了正确的作用：要于就要取胜，只能获胜。不要害怕，不要把脸转过去，不要躲避。

因此，我用麦克风说出了这个词：胜一利。我不觉得羞愧。

★★★

重新翻阅这些篇章，我一点也不觉得羞傀。不错，这是一次胜利。

……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也是一次失败。

从总体的战略方面来看，从第七次代表大会到全民公决这个全部“黑暗时期”我们是输了，正是因为我们让自己卷入了这个互相打击、对峙的漩涡，卷入了这种同得不偿失的胜利和伪失败的斗争之中。我所说的“我们”，指的是总统的整个班子。

的确不是我发起的斗争，而是那些决定考验总统政权是否稳固的人。但是受害的是社会！社会和人民并不在乎是谁“首先挑起这场斗争”。

我明白这一点，于是努力尽快地结束这场愚蠢的斗争，结束这种对民主来说非常危险的用拳头弄清关系的举动。修正案没有被通过，我推荐新的总理。新的总理也不合适，于是我提出了全民公决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争议的全民公决思想本身也被代表大会所否决。只有在弹劾总统失败之后，才能去进行全民公决。

为了能顶得住种种压力，为了不陷入武力办法解决问题的圈套，为了能在法律和制度的范围内行事，我这几个月来的全部努力和整个疯狂的精力都投到这上面去了。

几乎就在作出关于必须坚决限制代表大会的权利时，我又退却了，指望着全民公决之后的和平的、真诚的和正确的斗争结果。

但我又错了。要知道我们的分歧不是战术性的，而且我认为甚至也不是政治性的。

在民主的工具(代表大会)的帮助下，进行了一场最基本的旨在消灭的斗争。这一点，我却懂得太晚了。

“赞成赞成反对赞成”

在对全民公决的初选结果总结之后，哈斯布拉托夫最初的几次公开演讲几乎都是“波尔托拉宁—戈培尔式的”宣传。

一般说，把人和戈培尔作比较，这在体面的社会里是一种侮辱，然而这却是议长经常出现的“艺术”形象。

为了进行一次宣传运动，需要的不只是粗暴的压力和猛攻，有时还需居民的分离反应。

这个运动需要有一个思想、一个周密考虑过的概念。我认为，我们找到了这个思想。我们正是以自己诚实与直串的宣传思想和立场赢了我们的反对者。

议会自己拟成了全民公决的全部4个问题。我们在他们的地盘里按照他们的规矩游戏。我说，如果你们记得，那就回答4次“赞成”……

在我们的国家，人们常常喜欢说“反对”，反对战争，反对帝国主义，我们要用暴力摧毁整个世界……

人们已经厌倦了去领会所有这些复杂的宣传说教，不是现在，而是50年前就厌倦了。应该说“赞成”。

“赞成”——正常的生活，没有烦恼，没有这些折磨人的代表大会，没有无休止的政治争吵……应该对总统说“赞成”。

这个论点与否定的议会完全对立，我认为它是成功的。

第二点是著名人士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