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49节

1991年7月24日

星期六，阳光灿烂。在这个多雨的夏天，我渴望有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因为可以轻松地呼吸。如往常所说，我终于得以休假了，虽说当时莫斯科还有许多事情需要去做，可我已经打算丢开不管。当我觉得我在瓦尔代的休假只是刚刚开始时，可事实上很快就要顺利结柬了。

从莫斯科歇斯底里地不断传来消息，似乎业已开动的立宪过程又要突然中止了。哈斯布拉托夫在我缺席时，拒绝让最高苏维埃休假。因此而没有得到休息的和大概更加气愤的代表们又开始兜售自己的货色。

各民主党派都召开了紧急会议，通过决议要求总统从休假中返回。谢尔盖。菲拉托夫一天给我打几次电话，同样暗示我，应当回来，如果我不在，局势将会失控。晚上，娜依娜收看《消息》节目，好不容易等到早晨，我们坐下来吃早饭时，她又叙述起白天的事情。她很激动，时不时地重复说：“鲍里亚，难道真能这样做吗！……”

早晨6时，我像往常一样翻阅了安全部、内务部和外交部送来的全部材料，以及我的专家们所做的形势分析和报刊通报。因此我皱皱眉说：“我求求你，别这样，我们最好别在饭桌上谈政治，让我休息一会儿吧。”娜依娜停住不说，尽管她还想讨论新闻，之后她微笑着说，确实够了，别再谈论政治了，我们最好是去采蘑菇和野果吧。她像一个真正的采蘑菇者，穿上靴子，手里提着篮子，往树林里去了。

我真羡慕她。在这个时候，我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去森林里，单调无味的生活让人忿怒，安静让我的思绪又回到莫斯科。所以我骑上自行车，去了体育馆，与沙米利·塔尔皮谢夫打网球。在打网球的时刻，兴奋、身体的高度紧张和积极的比赛使我忘记了政治上的不愉快。打了整整两场，我浑身都湿透了，就像榨干的柠檬汁。体育运动引起的疲劳感，是什么都比不了的。当时脚手好像都不会动弹了，坐着闭上双眼，就会感觉到身体的每一个细胞，感到体力在渐渐地、缓缓地恢复着，就好像再次降生一样……

我们歇了一口气，回到家里。娜依娜已经采好了满满一篮子野果在等待着我们。她为自己的成绩感到自豪，不过，真的不能不让人吃惊，3个小时她就采集到可以做两罐3公升果酱的黑果越橘。

午饭时间到了。吃饭的有我、娜依娜、抄米利，塔尔皮谢夫、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和瓦连京·尤马舍夫(我把他请到瓦尔代，为的是一起撰写这本书)。我们没谈别的，只谈了一些小事，谈得很轻松。突然，值班员走到妻子躁前，在她的耳旁低声说了些什么，她起身道歉后便出去了。平常我们吃午饭是无人打扰的，只是在紧急情况下才被惊扰。看来，这种情况正好发生了。

5分钟后，娜依娜回来了，看得出她焦急不安。她还没有坐下就滔滔不绝地说起来：“鲍里亚，发生什么事了？你们为什么想起兑换货币这一套作法？”我沉默不语。但这时所有饭桌前的人都不安起来：兑换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货币不能用了。妻子叙述着：列娜刚刚打来电话，原来他们晚上要去卡累利阿旅行。她丈夫瓦连拉昨天拿到了休假照付的工资，他是一名飞行员。薪水很高。突然今天早上宣布，俄罗斯将只流通新的货币，旧的可以到储蓄银行兑换，兑换限额为3万卢布。瓦连拉获得的全部休假照付的工资都是旧面额的。现在怎么办？他们要去休息，结果钱作废了，没钱去度假了。娜依娜再次大声说：“鲍里亚，你们出的什么主意？你是否知道这件事？”大家都看着我。

我知道这件事。大约在一个半月之前，我们4个人碰过一次面，有我、切尔诺梅尔金、财政部长费奥多罗夫和中央银行行长格拉先科。我们商定，将协同一致地解决财政问题。无论总统、政府和银行任何一方都不得采取导致财政不平衡的任何单方面行动。这次会谈之后，大家成功地遵守了这个非常重要的协定，虽然所有参加协商的人都经常遇到压力。大家都需要钱，包括最高苏维埃、各地区、企业、农业和军队。由于资金不足只好一再地拒绝。有时不给简直是不行的，但既然通过这个决定，我们就要相互配合。

关于旧币兑换新币一事，临出发休假前我与切尔诺梅尔金交谈过。我知道实行这一行动的日期。兑换的原因是，新币出现之后，来自原苏联共和园的旧币巨浪猛烈地冲击了俄罗斯。要顶住这个冲击是不可能的。中央银行和政府通过决定，停止旧币流通。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总是表示从概念上支持原有的卢布区，因此，格拉先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是自己的同盟者。

在同总理谈话时，我们达成协议。具体的兑换机制由俄罗斯中央银行来制定。只让最少数人了解这一行动：既不想看到人们的惊慌，也不愿意发生舞弊行为，这类信息太有价值了。于是，我自然请求不要犯1991年帕夫洛夫停止使用货币时时期些愚蠢的错误。

兑换货币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原想国家的公民们会轻松面从容地与旧货币、与因面上的列宁肖像告别，愉快地接受印有俄罗斯旗帜的新币。然而，在全国爆发了一连串的事端。不是兑换货币事实本身让人们怒不可遏，大多数人还是能很冷静地对待这一事实的；而是新旧币是怎么个换法让社会炸了窝。这也涉及到我的大女儿一家。

再回过来谈谈我们那顿没谈完的午饭。娜依娜问我，你说，瓦连拉该怎么办？他们度假后回不来，没钱回家。

妻子脱口而说：“鲍里亚，你能对我们说说吗？”我实在忍不住了，大声喊道：“什么？！谁都不知道这件事，而我的家人却知道！3万卢布够他去休假用了。没有什么可消遣的！”

我生气了。妻子觉得她说了些多余的话。当我冷静下来的时候，苦闷地思考着：我们又做了一件愚蠢的事情，而且得费很大气力才能将之纠正。很清楚，3万卢布对一个人来说，显然是少的。还有更荒谬的事情——那就是为兑换新旧币规定的硬性期限，兑换只给两周时间。而如果人要是出差呢，或者生病、去度假呢？……连我们自己后来都要陷入某些僵局：先对一部分人作出例外规定，后又对另一部分人作出例外规定。

在这段时间里，莫斯科连续不断地闹事。当时正在美国的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发表严厉声明，他要求中央银行行长立即辞职。报刊、电视台突然间发疯地斥责政权，把人搞得头晕目眩。这次，持反对立场的、右的、左的和中间派的出版物都联合了起来，它们忘记了观点的差异，因为这伤及和触犯了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

民主派的报纸作出了一种推测，说叶利钦不知道兑换货币这个有准备的挑衅行为，说这是格拉先科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宏伟计划，他们想唆使人民群众去反对总统。

人们一边在储蓄银行前排队，一边咒骂叶利钦、切尔诺梅尔金和整个愚蠢的苏维埃政权。部长内阁召开了紧急会议，会上政府再次重申，这个行动是必要的，它有利于俄罗斯。中央银行的领导向怒气冲冲的同胞们解释说，兑换货币不会损害任何人的权利，人们所有挣来的钱最终都会兑换，用不着担心。但谁也不想等待这个“最终”时刻，人们手中的一沓沓旧币和供今后用的存款，眼看就要变成一大堆废纸。

必须干涉这件震惊全国的最大丑事。

我通知科尔扎科夫星期日凌晨准备一架直升机，我们要回去。妻子喊了一声，好像自言自语地说：“鲍里亚，你又休息不成了，”她不大期望我的回答。她自己也明白，在这种时刻留在瓦尔代休息、钓鱼、读书、汀网球，我已力不从心。我心绪不安地呆在这里，只能更糟。因此，妻子点点头，顺从地走开，习惯地去打点行装。我给莫斯科切尔诺梅尔金挂了电话。尽管明天是休息日，还是请他到我家来。

我们必须甩掉来自其他共和园的成车厢的旧币，我对此毫不怀疑，很清楚，卢布经不住这种负荷。我作出一项决定，修订2个不能接受的兑换条件：第一，修改尚未宣布的兑换数额，我把它提到10万卢布；第二，修改兑换期限，把它延长为一个月。

我的女婿瓦连拉是未考虑成熟的经济改革的受害者，他好像就是带着旧币去度假的。这次他的钱可以勉强支撑到回来。你能在疗养地休息、洗海水澡，年轻力壮、难道缺钱还是问题吗？我现在要是遇到这些问题就好了……

★★★

兑换货币行动终究带来了应有的结果。8月、9月、10月，卢布的牌价不再下跌。正常的不再是百分之几十跳跃式的浮动开始了。出现了通货膨胀(生产相应下降)可以控制、其增长速度可以制止的希望。

在俄罗斯经济中开始了“切尔诺梅尔金时代”。新总理给至今还在继续的市场改革环境带入一个出人所料的强调重点，即强调可靠性、坚固性和稳定性。

我已经谈过，盖达尔政府陷入了最可怕的意识形态纠纷和精疲力竭的辩论之中，这给我们大家造成了不可娩回的损失。从政治意义上讲，盖达尔政府由于上述原因成了一个最无防御能力的政府。

切尔诺梅尔金的到来，使局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他懂得，总理必须是一个政治家，而且还必须掩护自己的经济班子。必须表达一定的社会志向和情绪。

在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对急忙发起冲锋的代表来说，总理的发言就像晴空霹雷。依我说，这是一个深思熟虑的、明确的勇敢发言。他这位具有丰富生活经验的人说的“让我们工作吧”这句话，甚至使狂妄的代表大会变得清醒了一段时间。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诚实地指出了政府的错误和在改革时期威胁国家的那些危险性。

这个人物的出现，立即打破了纯投机政治家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基础。这位享有威信的铁腕总理为总统政治建立了一个支柱，即第二个政权中心，它似乎把政府所有班子都团结了起来，有负责国家安全的战略班子，有眼下客观上还不能不采取不稳定措施的经济班子，还有对上述两个部门“施加压力”并在生活中贯彻民主思想的政治班子。

哈斯布拉托夫立即感觉到切尔诺梅尔金的力量，评价了他对社会情绪的影响。切尔诺梅尔金和他的代表班子在夏季这几个月大概形成了这样一种思想，即议会共和国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总理，这是不无原因的。哈斯布拉托夫等人打算把总理拉到自己一边，于是他毫不含糊地暗示，议会对切尔诺梅尔金十分满意。但切尔诺梅尔金没有与“革命的”最高苏维埃去联盟。

对许多事物的共识把我们和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团结在一起。他不容忍无原则的政客作风，同时也不想入非非。这种理智的经验和多年积累的原则的结合，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索有的。

至少，在各种不同的最危机和最艰难的形势下，我和切尔诺梅尔金的认识完全一致。因此我想，这不仅产生于条理性和有理性的必然性的水平上，而且还可能产生于对事物的更加深刻的认识水平上。

因此，兑换货币中所犯的错误，一点儿也没影响我与切尔诺梅尔金政府的关系。

总统日记

1993年5月22日

星期六，“帕拉斯饭店”在莫斯科市中心的特维尔大街开业。开业典礼邀请了许多著名的俄罗斯活动家、领导人、商人和外交家。应莫斯科市长的邀请，我也出席了。在这种场合所必须例行的—切公事——剪彩、宴请和庆祝发言之后，我准备回家。突然，安全部长维克托·巴兰尼科夫(他也是被邀请来参加庆祝活动的)意外地请我顺便到他家里做客。时间不会长。他再三恳求我说，这是非常重要和非常必要的。我回答说，星期一我们可以在克里拇林宫见面。巴兰尼科夫说，想私下谈谈，积了许多问题。

我不太喜欢无计划的临时拜访，但维克托·帕夫洛维奇一直坚持。这是很少有的情况，我没有拒绝的正当理由，只好同意。我们一起坐上我的车，路上我告诉司机和科尔扎科夫，我们不回家，先到维克托·帕夫洛缎奇那里去。科尔扎科夫满面愁云地意味深长地看了看我，他也不喜欢意外改变计划和线路。这是他的职业习惯。

我们很快来到巴兰尼科夫的别墅，进了家，向维克托·帕夫洛维奇的夫人问了好。巴兰尼科夫意外地向我介绍了一个笑容可掏的壮年人，后者伸出一只手，说：“鲍里斯·比尔施泰因”。

如常言所说，这已经完全不符合常规。他应该事先通知我他家里有客人。我现在才明白，看来比尔施泰因同我会见，对巴兰尼科夫来说是如此之重要，他这样受前者的支配，以至于不顾礼貌和礼节，只求这次会见能以实现。我意味深长地看看巴兰尼科夫，他只是抱歉地笑笑，以便消除造成的困窘，并高声地说：“请大家入席！”给我挪过一把椅子。

大家各就各位坐下，巴兰尼科夫开始向我们介绍客人。他说，鲍里斯·比尔施泰因是一个杰出的商人、政治家、我们的同胞，他为俄罗斯做了许多事情。多亏他帮忙，摩尔多瓦现在才得以安宁，而不再继续开战。他是同摩尔多瓦方面谈判中的主要调解人之一。他用自己的飞机把俄罗斯代表团运抵基什尼奥夫去谈判，和平才实现。他还是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维奇最亲密的经济顾问。他完全能给俄罗斯引进世界几家最大财团的投资。

总之，维克托·帧夫洛维奇的谈话很激动、兴奋，他想让我喜欢他的客人。比尔施泰因听到这些赞扬自己的话，虽说表情很谦虚，但他完全知道自己的价值。当巴兰尼科夫非常过分地恭维他时，他微微一笑，点点头。

我继续沉默。鲍里斯。比尔施泰因开始说话，他讲了自己在摩尔多瓦的使命，然后转向俄罗斯的商业，向我解释俄罗斯有多么广阔的前景。在谈话中，他还展示了同世界上一些商人和政治家的关系，偶尔还提到一些总统、部长和公司领导的名字。总之，他想给我留下深刻的同时也是美好的印象，不过这是十分自然的。但是我很难维持这种局面，整个无聊乏味的谈话一直持续了40分钟。巴兰尼科夫终于觉得，不应该做得太过火，他为自己的外国客人做得已经够多了，他有点暗示比尔施泰因该离开了。比尔施泰因突然慌张起来，说，再过半个小时他的私人飞机就要到了，因此，很遗憾，不能与我们再呆下去，便告辞了。

之后我再没有见着他，但我要指出一个细节，当我决定今天的有趣会见和结识新友该结束了，准备离开时，偶然发现比尔施泰因并没有走开，我装着没有发现他的样子。

巴兰尼科夫就是这样介绍我和他的朋友鲍里斯，比尔施泰因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