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6节

不只是在政治中经常有这种情况，即凭你所有的生活经验长期不能摆脱之。

我买了一张长期使用的网球票，为自己开了一个体育运动项固。综合体育馆的行政负责人是个龋具同情心的可爱的女人，她竭尽全力地帮助我，以便我能够真正学会打网球。这里的场地非常舒适：那芬兰式的浴场，那网球场，一切都很出色，很方便。当然，我不能按照票上规定的时间而常常在规定以外的时间来打球。

我不晓得她是怎么办成事的，反正我总是能一个人占用整个场地。

打过网球后，她通常请我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到自己的教练室里坐一会儿，休息休息。这里总是准备好一些好吃的东西。

……过了几个月，我开始觉察出某种不方便。这毕竟是个许许多多的人来往聚集的场所，在这里打球的有学者、教授、官员、大学生——一句话，我感觉出受到别人过分集中的关注。

有一次，我被邀请到综合体育馆和宇航员伊戈尔·沃尔克、萨沙。谢列布罗夫一起打球。他们对我的款待非常之好，所以我在他们那儿休息得好极了！……

并且，我还从中有所悟呢。

教练员的帮助当然是重要的。然而。我需要的不是这个。除了能让身体休息、精神放松、精力恢复的网球运动以外，我需要的是自由，是除掉镣拷枷锁，是完全的独立自主。我明白自己已经变得对于他人企图进入我的内心世界的积极表现极其敏感，甚至可以说是病态一般地敏感。即使别人在这方面稍有一点儿主动，“我就会突竖针刺”，立即……自行封闭起来。

但是，如何向这个女人解释清楚呢？毫无疑问，她一定觉得这是某个人的阴谋诡计，她又怨又气……

当时我非常不方便，但是，我对自己又毫无办法——这就和许许多多像我这样年龄和地位的政治家一样。我身上出现了某种封闭性综合症。与此同时，和在其他极多情况下一样，我再一次领悟：倘若感觉到危险和惊慌，倘若内心不舒服，那么就应该坚决采取行动。

后来查明：我同综合体育馆的这位极其可爱的亥行政负责人和知交的所有亲切谈话，都被克格勃用精心策划的方式窃听去了。

又一次事故

我不知发生过多少次事故！任最高苏缎埃主席时还发生过一次极其愚蠢的事故。这次事故就发生在市中心。对这次事故人们已经说和写得很多，不过有的人可能还有不清楚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

那一天，娜依娜请卫队送我的大夫阿纳托利。米哈伊洛维奇·格里戈里耶夫上班，他早上刚刚给我做过一番医疗处置。给他派来了一辆汽车，就是我的那辆护送车。这样我们不得不在没有护送汽车的情况下行车。

我们平时的路线是：车行至特维尔斯基大街，第一辆车在前，我的车居后(我们和市汽车管理局达成协议：我们的车进入非常拥挤的街道时，他们截断交通)，我们横穿特维尔斯基大街后，白宫也就近在理尺了。

老实说，这时候的情况我记得不大清楚——不知怎么地我无精打采的，伸直双腿(这是排球运动员的习惯——他们的膝盖摔伤碰坏，终生不愈，经常伸直双腿；因此，在“伏尔加”车里，我和司机并排坐着)，正在打磕睡。

那天早晨，街上的汽车排成了8行，几乎连一条缝隙、一块巴掌大的空地都没有……市汽车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截断车流，但由于我们没有护送汽车，加之不是所有的汽车司机都能看得见市汽车管理局的警告指挥棒，当大家都停下来时，我们应该稍微刹刹车，略停片刻。但是，司机看着我，我便不由自主地做出手势：继续前进！他加大油门，绕过一辆带篷载重汽车，前边已见到一块空隙，可是突然间极其沉重的一击横空袭来！头上剧烈地疼痛……

当时我的司机(他是我从国家建筑委员会带过来的)一下子犯了3个错误：其一是他没有听取警卫队长再三提出的要他绕行的建议；其二是在没有市汽车管理局掩护的情况下，他开得太快，其三是他没来得及刹车。我们驶入了木栅栏，缓冲了打击；要不然有可能撞到石头墙上。倘若如此，那我们生活中许多事情就会是另一种样子……

和我们相撞的那辆“日古利”车上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女人头部划伤，被立即送到诊疗所。而科尔扎科夫虽然被震得几乎休克，竟然赤手打开卡佳的车门，把我拖出来，这在平时未必有人能够胜任此事。他把我送回家里。

在家里，娜依娜看见我就慢慢地、默默地坐到地板上。当时的我还在流血，脸色苍白如纸。过了一会儿，她镇静下来，帮我躺到床上。救护车飞驰而至。大夫们当即作出论断：轻微震荡，无严重损伤，头部太阳穴和大腿上受到打击。看来，我确实身体虚弱了，而且事先没有承受突然打击的准备，为防万一大夫们强迫我去医院。

医院把我安置在一间不大的单人病房里。我觉得自己正常。不过，护士、大夫、患者、探视者，噶，这就开头了……大家都想看一眼活着的叶利钦嘛。总之，我感到自己就如同动物园里的大象。就是从那个时候起我非常同情大象。因此，我在医院里只忍受了一昼夜。

前不久，1993年夏天，关于我旧病复发的虚假流言再次不胫而走。人们又不断地给我打电话，为我担惊受怕。

这种现实的和杜撰的生命威胁伴随着我，折磨着我，一遍遍地再现，一次次地不断提醒自己。似乎想恐吓我，检验我的性格和意志。让我经常精神紧张，焦急不安。

那好吧，这也许是件好事。至于那些为我担惊受怕的人，我要道声“多谢！”

选举之前

……我不知道我应该选谁。

只剩下最后几个钟头了。向俄罗斯总统选举中央委员会呈交有关文件的期限很快就要届满。谁将和我作伴，我将指定谁作为副总统候选人——很多人都是屏息等待我的决定。

而我仍然无法确定我应该选谁。

1991年春天，选举前斗争的高潮时刻。戈尔巴乔夫很巧妙地运用选举策略，建议提出一系列候选人(不言而喻，这是暗中进行的，他很精于搞这一套)。

在这样的时刻，我赋予副总统候选人资格以特别重大的意义。最近的民意测验表明，那些投时利钦票的人也会因为支持叶利钦而投票选举任何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人——伊万·伊万诺维奇·伊万诺夫(张三或者李四)为副总统。可是，当时我和我的班子非常之紧张，等待着“最后的战斗”，可以说是选民的“最后审判”……

局势一天天变得越来越模糊不清。不知怎么地都有些不好意思上班，不好意思直视人们了。要知道按形象的说法，工作马达不可能百分之百地全速开动，不可能少一个轮子行驶！我切身感觉到有两个人在极其紧张地等待我的决定：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和鲁斯兰·哈斯布拉托夫。

但是，他们两个没有一人让我中意。毋须隐瞒，我担心的是人民完全非理性的反感。我不喜欢他们二人的那种不能获胜的形象。但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这样做将严重地打破自己班子内的力量平衡。挥手之间一下子就决定了他们潜藏的竞争，正是此时此刻，这一切还非常不合时宜，我却为自己又树起新的敌人！

在向中央选举委员会呈交声明的正式期限届满前几个小时内。鲁茨科伊被提名为副总统候选人。

柳德米拉·皮霍姬和根纳季·哈林(已故)突然记起鲁茨科伊。他们是“歌词作者”小组的领导人，也都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下同)人，大学教师。在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最初几年，他们以自己的自由思想而在当地驰名。他们与我早有交往。

他们突然想出一个主意，一大早儿就高高兴兴、激动万分，一阵风似地跑到我的办公室里。

在这一行动中有点儿名堂。他们的主意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于我正中下怀。当时，我和鲁茨科伊无任何亲密的工作联系。旨在分裂铁板一块的波洛兹科夫派别“俄罗斯共产党人”和立即推举出议会的非正式领袖的这个主意，在我未参与的情况下被鲁茨科伊实现了。

这些“民主共产党人”以后的表现如何，还不很清楚。但是，毫无疑问，他们的领袖倒是以其出人意外的出现和军人的坚决果敢而令人铭记不忘。

鲁茨科伊简直就是为了搞竞选运动而造就成才的。他好像生下来就是专门为了成为闪光发亮、五颜六色的宣传广告画中形象鲜明的人物，专门为了参加电视转播节目，为了在人山人海的群众面前发表演说的。

这位战斗飞行员——苏联英雄，具有功勋演员式的堂堂仪表，讲起话来语气激昂，善于词令。总之一句话，真是个英雄！……中年女人一见到这样一位副总统，简直都会狂喜得目瞪口呆！至于投票支持的人嘛——多如浩浩荡荡的选民大军！……

我不止一两次地回忆起这一事情，再领悟一个痛苦的教训：绝不可被华丽的形式牵着鼻子走。简单的逻辑往往可能是虚幻的，生活中任何事情都不是简单的。对一切过分简单的决定后来都要付出高昂的代价。

往前赶一步说，我们共事的初期阶段是圆满无缺、美好愉快的。叛乱期间，鲁茨科伊表现出军人一般的坚定刚强，这也赢得了我的信任。只是一个不大看得出的小小细节使这种初期的“蜜月”印象略微受损。

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突然对我的外表非常感兴趣。

他来到我的办公室里，眼色阴沉地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您在哪儿弄到的这双皮鞋！您可不能穿这样的皮鞋！您可是总统啊这样吧，明天我们给您挑双鞋！”第二天，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就给我推荐了不是一双而是六双意大利新皮鞋他对我的西装也提出同样说法：“这种颜色不合适您。我们给您挑……”

我不能忍受别人企图闯入我的私生活领地，甚至不愿意让任何人接近之。当然谢谢那种善意的关心，但是，这样的事情。没有副总统的建议，我们还是能够胜任的。

这位前“阿富汗人”、勇敢的军官身上的这种对外貌仪表的喜爱，当时令我有些出乎意料。应该承认，我被这种咄咄逼人的作法搞得有点儿惊惶失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