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7节

鲁茨科伊的主要错误(也许算不上是错误，而是天生秉赋的特征)，就是他十分顽固地不愿意理解，也不愿意接受自身的地位。

从第一天起，他就认为副总统——简单地说，就是第一副总统。

然而，连一个高年级的中学生都知道，副总统是个代表性的人物，他完成总统委托的一次性任务和特殊任务。按照定义来说，副总统不应该有任何独立的政治立场。

俄罗斯的领导班子中有几位关键性人物，包括几位副总理，他们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远远比他有分量。这样的状况。鲁茨科伊打心眼里不愿意接受。

他寻找摆脱这条死胡同的出路，因为他已经明白他不能和总统协调一致地共事了。他终于为自己找到了在正常的政权矾构中迄今世人未曾见过的一种角色，一种真正离奇反常的角色：一个嗜好发表长篇议论的说教者、一个道德的维护士、一个莫里哀式的伪君子的角色，这个人摆出一副既恭顺谦逊、又精神焕发的模样，冲向总统的安乐椅宝座。

只是过了好几个月之后，我才意识到，鲁茨科伊根本不是我的知心朋友。但是，候后来明显觉得与之交往的沉重负担，欲纠正这些错误，为时巴晚。

我们两个人心理上的排斥性表现在很多方面，甚至表现在一些琐事细节上。例如，我不能接受他平时说话粗暴和骂人的习惯，更主要的是我与他的挑衅性行为以及成心寻找“内部敌人”的做法格格不入。后来，我弄清楚了：这个人简直是生性具有一种深深潜藏着的、周围人们总是意料不到的毒辣。

当然，我不想作任何夸大——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会做一个善良的人，一个殷勤的人，一个快乐或者人生的各种难题在他的性格上打下了烙印——对于这一点我已经无从知道。

我同鲁茨科伊未能成为亲朋好友。

★★★

除了时利钦以外，在最初的总统选举中还提出了哪些候选人呢？让我们回忆一下吧。

有戈尔巴乔夫的前总理雷日科夫。

投票支持雷日科夫的是那部分不愿意要新东西、愿意苏联保持旧样子和要计划经济、要依赖国家补助金的宁静生活、要稳定的起码的生活的居民。雷日科夫过去总是积极地捍卫所有这些优先权。而由于帕夫洛夫实行的改革，由于卡拉巴赫与南奥塞梯冲突的不断发生，由于私营企业家时代的开始，对于大部分居民而言，保住这些优先权便成了最重要的事情。

还有一位候选人，这次是戈尔巴乔夫直接安插的亲信——巴卡京。他也是一个退伍军官，一位进步人士，一位可爱的人。一个颇受新闻界关注的人。其实，投巴卡京票的选民并不多。然而他起到了自己的作用：在人们的头脑里造成混乱，使得一些人动摇不定，而有一部分人则陷入众多候选人的云里雾中，根本就没有去投票。

最后，还有一件“礼物”：这是3个十分令人厌恶、但异常积极活跃的人物。他们拼命反对整个民主思想，反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反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本’人，主张以铁腕手段整顿秩序。他们就是马卡绍夫、图列耶夫、日里诺夫斯基，一员将军，一个代表，一位独立的政治家。这是3个相当现代的(即严厉的、坚决的、富有攻击性的)人物、3个有那么一腔恨意怒气和一股凶狠劲头的人物，最主要的——这是3个危险的人物，因为黑暗的蒙昧主义每天从电视荧光屏上向四面八方扩散，欲使整个社会麻痹和瘫痪。这一道理是我依据竞选几周的体验明白的。

马卡绍夫一图列耶夫一日里诺夫斯基的口号异常可怕，同时又因其简单平常面团为诱人。禁止、监禁、取缔、驱逐、冻结、停止、没收、分散等类似的话语能对社会意识产生蛊惑作用。

我之所以作出这样的结论。是因为投票的结果表明，日里诺夫斯基信心十足地位居第三。这个人在电视屏幕上以一种疯狂的速度抛出一个又一个荒谬的论题，竟然还有数百万人投他的票！诚然，他有一个口号对选民起了很大作用，这个口号是：解除共产党官僚分子、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权力和“给律师们让路”的时候到了。但是，主要的还在别的方面。在我们这样的如此复杂而又备受政治折磨的社会里，具有法西斯或半法西斯立场的“疯狂”的领袖常有不少的机会。既然其他政治家垮台了，那么这个人就会“一路绿灯”。要知道，在经济衰败崩溃的条件下，野蛮、无知和黑暗以空前未有的速度向四面八方扩散……

当然，“鹰派”在所有方面都责难戈尔巴乔夫(连雷日科夫也时不时地批评他)，不过，他却不参加选举。实际上，所有的候选人都是为他而工作，即反对我。他呢，通过自己的这些人帮助我的一切敌人，也许日里诺夫斯基除外。有些人帮助雷日科夫和巴卡京组织竞选运动，俄罗斯议会中各种派别的代表为图列耶夫工作。波洛兹科夫和他的共产党则支持马卡绍夫。

还有这样一些情况对我不利：两年内(自我参加竞选苏联人民代表起)我赢得了一个“永久反对派”的名声；“500天”计划仅仅是一个许诺而已；我支持一种新的莫名其妙的关于俄罗斯主权的思想。

以响亮的民主口号而令所有人向往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民主使人联想到的是戈尔巴乔夫式的清谈馆和生活水平的下降。财戈尔巴乔夫的悲观失望情绪似乎对叶利钦有利。但是，就算是反对戈尔巴乔夫，由于这么—个陈旧的政治题目。人民早就感到厌倦了。

分散投票的策略归根结底还是转过来反对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大家突然领悟到：啊，这么多的候选人——都是对付叶利钦的。我们的叶利钦再一次受人欺负！

我很难客观地说，主要的是什么影响了我在初期自由选举中的成功。我仍然认为，关于“受欺负的”叶利钦的无稽之谈、现制度的敌人形象所起的作用并非最为重要。

我认为，这些选举的最为重要的政治动因是角色的不同分工：戈尔巴乔夫代表联盟，代表一个大帝国，代表一个旧的超级大国；而我则代表俄罗斯，代表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代表一个新的甚至尚未存在的国家。大家在急切地期待着这个国家的出现。

俄罗斯社会的大部分人在接近1991年6月的时候，已经感觉到苏联历史时期的终结。“苏联”的这个词本身已不可能说出了，它已耗尽了自己的寿命。在全世界，苏联的形象与军事力量的形象不可分割地紧密相联。“苏联人”和“苏联坦克”这两个概念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纷繁复杂的、不可分割的统一体中。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全球战略范围里改变了我们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形象，给我们的坦克盖上护套之后，他继续喋喋不休地大讲什么社会主义呀，苏联各族人民的友谊啊，苏联生活方式的成就哇，需要发展和丰富这些成就呀；结果，他糊里糊涂地走进了死胡同。

这个国家已经不可能离开帝国的形象而存在，帝国形象已经不可能离开实力形象而存在。

甚至可以说，在柏林墙上响起第一声锤击时，苏联已经寿终正寝了。

我们的人民，即使不是全体，但社会中最为积极活跃和最能独立思考的那部分人民已经彻底同“苏联”断绝了。全国正是从这样的观点和以这样的思想来看待选举新领袖人物这件事的。

我抱着从“苏联”遗产中最彻底地解放出来的思想走来。这样的彻底解放不单单是通过各种各样的改革，而是通过改变俄罗斯承扭的痛苦的大国职能来取得的。

新奥加廖沃第一次行动

谈判通常在新奥加廖沃苏联总统莫斯科郊区的官邸之一进行，其进行方式大致一成不变。

戈尔巴乔夫按自己的方式首先讲话，长篇大论，圆满完整，从容不迫。他讲完后要求我们讨论。

快结束的时候，如果涉及到原则性的问题，我照例就得发起争论，大家对此都很满意。

应当看到在那座内部闪现出政府的富丽堂皇和气派的小礼堂里的情景：当长桌子旁边出现沉重的间歇气氛时，与会者都不敢正眼瞧人……

在两个极端同时并存的情况下，其他所有人就便于选择自己的立场，宜能随时应变。我和戈尔巴乔夫则负起解释争议问题的全部道义重任。

……无论如何令人觉得奇怪，这儿从未导致荒唐胡闹的行为，从未引发令人不愉快的场面。

为什么？

这是因为就实质而言，我们多次商定要限制联盟中央的极限。

限制权力——这种对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似乎是无法容忍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这里应该考虑到一系列的情况：

其一、表面上看，他处于这一进程中的首脑地位；至少在社会舆论界看来是保持着“父亲的”立场、主动精神和领袖地位。任何人都没有侵害苏联总统的战略作用，一切有关对外政策和国防的全球性问题及大部分财政系统均归他负责。

其二，戈尔巴乔夫一下子卸掉了对民族冲突应负的责任！更确切地说，在摆脱这种疯狂的血腥混乱状态的过程中，他的角色发生了变化——从一个“带枪的人”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和平的维护者、一个公断法官。

其三，他喜欢在世界的实际活动中扮演一个史无前例的角色，即充当许多(而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领导人：这是一个供灵活机动地扮演世界领袖角色的最佳演习场。

最后一点是心理状态背景。当时的情形迫使(和容许)我和戈尔巴乔夫在谈判的过程中都必须做正常的人，必须抛弃个人的恩恩怨怨。大家发言的每句话价值都很高。除此而外，当专家们和一组组成员提前说明一切冲突因素的时候，当你在心理上准备好进行困难的谈话的时候，这已经不是政治局会议了，因为那里人们所采取的每一个离题的步骤都被视为逃避话题。

谈判之后，我们通常来到另一个大厅里，等着我们的是亲切友好的晚餐、戈尔巴乔夫爱喝的“纪念牌”白兰地酒。在经历过激动人心的场面和晚饭之后，我们精神振奋地步出大厅。

我在谈判桌旁捍卫俄罗斯利益的时候，我的小伙子们正在其他开心好玩的场合捍卫俄罗斯的利益。俄罗斯总统的汽车通常尽量安排停在靠人口的第一个位置上。但是，有一次，我的汽车竟然被放在一大串政府小轿车的末尾。我的警卫不安起来，难以想象地转了一个弯，绊在一片新奥加廖沃花园草地上，最后汽车还是停在原来靠入口的第一位置：俄罗斯更主要些！……当然啦，这是耍孩子气。新奥加廖沃警卫长气得发疯，威胁说。轧坏一块草地，要予以罚款。不过，不知何故，他们后来没再理会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