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387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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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行病学组的调查结论也出来了。

　　他们通过独立的密切接触者追踪和主动病例搜索，将累计确认和高度疑似的病例数从三十七例修正为了至少四十四例。

　　其中，与江汉水产批发市场有直接暴露史的“第一代病例”约占一半。

　　而另一半，则是通过家庭聚集、医院内交叉感染和社区接触等途径被感染的“第二代”甚至“第三代”病例。

　　传播链条清晰，并且多元。

　　更关键的是，至少有四名医护人员确认感染。

　　在流行病学中，医护人员感染是判断一种传染病是否具备持续性人际传播能力的金标准之一。

　　因为医护人员是所有接触者中防护级别最高的群体。

　　如果连他们都被感染了，那普通社区环境中的传播效率只会更高。

　　结论已经不需要再讨论。

　　人传人，确定无疑。

　　且传播效率可能远超初步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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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一点整，肖伟民在武河市政府六楼的一间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专家组内部总结会议。

　　所有十一名专家全部到齐。

　　每个人都带着两天两夜几乎没有合眼的疲惫，但目光中的凝重比疲惫更浓。

　　钟伯衡最后一个发言：

　　“根据这两天获得的全部临床、流行病学和病毒学证据，我的结论是……”

　　“我们正在面对的，是一种传播力强、致病力不低、人群普遍易感的新型冠状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

　　“它已经在武河实现了持续性人际传播，传播链条已从市场环境向社区和医疗机构扩散。”

　　“综合目前的病例增长趋势、潜伏期估算以及春运即将带来的大规模人口流动因素……”

　　他停了一下，目光扫过在座每个人：

　　“如果不在最短时间内采取最严厉的控制措施，病毒扩散到全国的概率极高。”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钟伯衡刚才说出的这句话，一旦被写进送往燕京的报告中，它所触发的连锁反应将远远超出公共卫生的范畴。

　　它将撼动一座千万人口城市的运转，搅动一个十四亿人口国家的神经，在全世界的注视下检验这个国家的治理能力和政治勇气。

　　肖伟民深吸一口气，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镇定：

　　“结论不改，数据不缩，建议不软。”

　　“实事求是的事情，在这间屋子里做到，到了燕京，自然也就做到了。”

　　“今晚八点之前，我要看到定稿的书面报告。”

　　当天晚上七点三十分，一份长达二十四页的《国务院联合专家组关于武河市新型冠状病毒相关肺炎疫情独立调查评估报告》完成定稿。

　　报告由全体十一名专家联合署名，肖伟民在报告封面签署了“同意上报”的意见。

　　当晚八点整，报告发往燕京。

　　同一时间，肖伟民拿起了电话，拨通了总理的直线。

　　两人通话时间十七分钟。

　　通话结束后，总理沉默了约半分钟，然后拨通了中央办公厅主任丁昌平的电话。

　　八点半，总书记下令，明天上午十点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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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月二十八日，燕京。

　　上午九点半，中海怀仁堂。

　　这座承载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的建筑内部，正在进行着最后的会前准备。

　　几名工作人员在有条不紊地摆放座签、调试话筒、分发会议材料。

　　今天的会议规格非同寻常。

　　不仅七位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与会者还包括了国务院副总理肖伟民，国家卫健委主任孟广义，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副参谋长以及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郑远鸿。

　　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中央最高决策机制中是一种介于常委会和政治局全体会议之间的特殊形式。

　　它通常只在面对重大突发事件、需要快速集中最高决策权力进行研判和拍板的情况下才会启动。

　　十点整，会议准时开始。

　　总书记坐在长桌正中的位置，面前摊着那份二十四页的专家组报告。

　　他已经在昨晚收到报告的第一时间通读了全文。

　　今天这个会议不是让他来了解情况的，而是让他来做决定的。

　　会议的第一个环节，由总理对专家组报告的核心结论进行了简要通报。

　　通报极其精炼，不到十五分钟，所有关键事实和核心判断被逐条摆在了每一位常委面前。

　　四十四例确认和高度疑似。

　　四名医护人员确认感染。

　　人际传播能力确定。

　　病毒存在变异趋势。

　　每一条都是事实，但它们组合在一起所形成的图景，让在座每个人的心脏都不自觉地收紧。

　　通报结束后，总书记请肖伟民以亲历者身份做了补充说明。

　　肖伟民的发言只有两个重点。

　　第一，钟伯衡院士及全体专家组成员对“人传人”这一核心结论的判断是一致的、明确的、没有任何保留的。

　　第二，专家组在报告的建议部分，措辞虽然是“建议采取最严厉的控制措施”，但在内部讨论中，钟伯衡当面对他说过一句更直白的话：

　　“如果再不下决心，等春运的人流铺开以后，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肖伟民说完，会议室沉寂下来。

　　总书记没有马上开口。

　　他看了一圈在座的所有人，然后将视线落回到了面前的报告上。

　　在最高权力的运作中，真正改变历史的决策时刻往往不像电影里那样戏剧化。

　　没有慷慨激昂的演说，没有拍案而起的豪迈，也没有力排众议的孤胆英雄。

　　有的只是一种深邃到近乎沉重的安静。

　　在这种安静中，一个人要在极短的时间内权衡一个决策的全部代价和全部后果。

　　而这个决策一旦做出，就再也无法收回。

　　总书记开口了：

　　“专家组的结论已经很清楚了，我不做重复，现在需要讨论的，是下一步怎么办。”

　　“但在讨论之前，我先讲几句。”

　　“十六年前SARS的教训，我们不应该忘记，也不能忘记。”

　　“那一次，我们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最后证明，代价的根源不在于病毒有多凶险，而在于我们的反应有多迟缓，信息传递有多曲折，决策时机被耽误了多久。”

　　“十六年后的今天，一种新的，可能比SARS传播力更强的冠状病毒出现了。”

　　“它出现的时间节点比十六年前更危险，因为马上就是春运。”

　　“也就是说，我们面对的不是一座城市的公共卫生问题，而是一个关乎十四亿人生命安全的国家级危机。”

　　他抬起头，目光扫过在座每一个人：

　　“我的意见是，在最短时间之内，对武河实施最严格的交通管控措施。”

　　这个意见，意思就是……封城。

　　这不是一个常规的行政决策。

　　在人类城市文明的数千年历史中，对一座千万级人口的现代化城市实施全面封锁，从来没有发生过。

　　历史上有过对城镇的隔离，中世纪的欧洲，瘟疫肆虐时期，一些小型城镇被军队封锁。

　　但那些城镇的人口不过几万，最多十几万。

　　千万级别，前所未有。

　　它意味着千万人的日常生活将被骤然打断。

　　工厂停工，商铺关门，学校停课，交通中断。

　　它也意味着天文数字般的经济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