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396节

　　封城进入第三天。

　　从宏观数据上看，武河的交通管控执行得还算到位。

　　火车站、机场、高速入口全部封闭，市内公交和地铁全线停运。

　　出租车大面积停运，网约车平台显示“当前区域暂停服务”。

　　但在城市的毛细血管层面，那些主干道连接不到的老旧居民区、城中村、菜市场周边的小巷子里，生活并没有真正停下来。

　　武河是一座拥有超过一千一百万常住人口的特大城市。

　　一千一百万人，意味着即使封闭了所有公共交通，仍然有数百万辆私家车、电动车和自行车可以在城区内自由流动。

　　数以万计的社区、小区、城中村，每一个都是一个半封闭的微型社会，有着自己的运转逻辑和惯性。

　　在一个没有经历过封城演练的城市里，从中央到基层之间的每一个执行层级，都在以不同的速度，不同的理解，不同的力度来消化和执行同一道指令。

　　指令是清晰的：封城。

　　但“封城”两个字在不同人的脑子里，有着完全不同的解读。

　　对于市委市政府而言，封城就是切断对外交通，防止病毒向全国扩散。

　　对于各区政府而言，封城是要在维持基本生活秩序的同时尽可能减少人员流动。

　　对于社区基层工作者而言，封城代表一堆没有先例可循的新工作突然压了下来。

　　排查、登记、劝导、上报。

　　而他们手里既没有法律强制力，也没有充足的人手和物资。

　　对于普通市民而言，封城意味着……不能出城了。

　　但在城里面，可以出门吗？

　　可以去超市买菜吗？

　　可以去药店买药吗？

　　可以去邻居家串门吗？

　　没有人给出过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可执行的答案。

　　至少在封城的头几天里，没有。

　　更大的问题是，在那些远离权力中心的基层单元里，有很多人对这场疫情的严重性，根本没有认识到位。

　　不是他们愚昧无知，而是在信息传导的漫长链条中，从中央到省到市到区到街道到社区到每一户居民家中，信息的能量在每一个环节都会衰减。

　　中央看到的是专家组二十四页的评估报告，是确认病例背后可能指向指数级增长的传播模型，是春运一千多万旅客的人口流动热力图。

　　而一个住在武河远城区的居民看到的是手机上一条封城通知，菜市场早上还在卖菜，隔壁老王说他表弟在医院上班说没那么严重，还有自己住了二十年的小区里，一个感染的人都没有。

　　感知断层，是一切问题的起点。

　　一月四日上午，一条消息在武河本地的微信群和朋友圈里开始流传。

　　消息的内容是一张宣传海报，设计得颇为喜庆，红底金字，上面写着：

　　“百花苑社区第十八届邻里文化节暨迎新春万家宴”

　　“时间：一月五日（周日）上午十一时”

　　“地点：百花苑社区文化广场（一期、二期、三期居民均可参加）”

　　“每户出一道拿手好菜，共叙邻里情，同迎新春福！”

　　百花苑社区是武河市江汉区最大的居民区之一，常住人口超过五万人，分为三期，共计一百二十栋居民楼。

　　这个社区在武河本地有着极高知名度，因为它连续多年被评为全国文明社区、全国和谐社区示范点。

　　而“万家宴”是百花苑的招牌活动。

　　每年春节前夕，社区都会组织一场大规模的百家宴，每户出一道菜，摆在社区文化广场上，几千人同时用餐。

　　这个活动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七年，是社区居民最期待的年度盛事，也是武河市群众文化活动的一张名片。

　　今年是第十八届。

　　在任何一个正常的年份里，这都是一件皆大欢喜的好事。

　　但今年不是正常年份。

　　消息传开后，武河市卫健委最先注意到了。

　　方宏敏在下午的碰头会上把这条消息提了出来。

　　陈国明皱着眉头说了一句：

　　“去跟社区沟通一下，看能不能取消。”

　　当天傍晚，江汉区卫健局派了一名科长和一名工作人员前往百花苑社区居委会沟通。

　　居委会书记姓万，叫万家昌，六十一岁，在这个社区工作了二十三年。

　　他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基层社区工作者，热心、能干、在居民中威望极高，但也有着基层工作者常见的一种思维定势。

　　上面说的道理他都懂，但他更懂居民。

　　面对卫健局工作人员“建议取消”的来意，万家昌的回应非常直接：

　　“我理解上面的考虑，但是你们要理解我们基层的实际情况。”

　　“封城已经三天了，老百姓关在家里，情绪越来越焦躁。”

　　“昨天光是我接到的电话就有四十多个，问什么时候解封的，问菜市场还开不开的，问孩子上学怎么办的，什么都有。”

　　“万家宴是我们社区办了十七年的传统了，今年要是突然取消，五万多名居民会怎么想？他们会觉得问题严重到连饭都不能一起吃了，那恐慌情绪还不得炸锅？”

　　“而且你们说的是建议，对吧？”

　　“不是通知，也不是命令，那我就只能当建议听一听。”

　　卫健局工作人员据理力争，强调了当前疫情的不确定性和大规模聚集的风险。

　　万家昌听完，说了一句让工作人员无言以对的话：

　　“你说的风险我明白，但你告诉我，你们有什么法律依据可以禁止我们搞这个活动？”

　　“我们不上街不游行不聚众闹事，我们在自己社区的广场上吃个饭，这违反哪条法律哪条规定了？”

　　“你要是能拿出一个正式的文件，白纸黑字写着禁止社区聚餐，我立马取消，一句话都不多说。”

　　工作人员拿不出来。

　　因为截至一月四日，武河市层面确实没有出台任何一份明确禁止市内居民聚集活动的正式文件。

　　封城的核心指令是切断对外交通。

　　市内公共场所的管控主要集中在商业综合体、大型影院和体育场馆等人流密集的经营性场所。

　　而社区内部的居民自发性活动，在现行法律和行政框架中，处于一个微妙地带。

　　除非武河市正式启动《突发事件应对法》中的特别管控条款，以市政府令的形式明确禁止一切形式的人员聚集，否则基层工作者手里确实没有强制叫停的法律工具。

　　这就是体制运行中的漏洞之一。

　　在危机早期阶段，当信息还不够充分，风险还没有被完全量化，决策层还在“等一等看一看”的时候，基层就像一个没有装弹药的士兵被推上了前线。

　　他们听到了枪声，看到了敌人，但手里的枪是空的。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万家昌最后说道，“但活动要照办，我保证，到时候让居民们戴口罩、勤洗手、保持距离，做好防护。”

　　工作人员只能回去复命。

　　江汉区卫健局将情况上报到了区委。

　　区委书记考虑再三，没有做出强制取消的决定。

　　理由和万家昌一样，没有法律依据，而且万家宴是全国文明社区的品牌活动，往年省市两级媒体都有报道，强行取消可能引发不必要的舆论反弹。

　　这个决定，在此时情境下，从行政逻辑的角度看也不算离谱。

　　但没有人知道，它的代价会有多惨烈。

　　……

　　一月五日，上午十一点。

　　百花苑社区文化广场。

　　阳光难得地穿透了武河冬天那层永远灰蒙蒙的云层，洒在了广场上一排排铺着红色塑料桌布的长桌上。

　　桌上摆满了居民们从自家厨房端出来的菜肴，红烧蹄髈、粉蒸肉、排骨藕汤、珍珠圆子、热干面、豆皮、面窝、米酒汤圆……

　　每一道菜前面都插着一面小纸旗，写着菜名和制作者的门栋号。

　　参加万家宴的居民超过四千户，到场人数约一万三千人。

　　万家昌兑现了他的承诺，广场入口处设了体温检测点，每张桌子上放了一瓶免洗洗手液，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请各位居民佩戴口罩、注意个人卫生的提示。

　　但在实际情况中，这些措施形同虚设。

　　一万三千人同时聚集在一个不到三千平方的露天广场上，人挤人，肩碰肩，要保持社交距离根本不可能。

　　至于口罩……谁会戴着口罩吃饭？

　　碗筷不够的居民互相借用，汤勺在不同人手中传来传去，孩子们在桌子之间追逐打闹，老人们围坐在一起打牌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