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457节

　　方国平点了一下头：

　　“中央和省里的调拨量能覆盖多大比例？”

　　“大约能覆盖60%到65%。”海峰道，“下的靠社会捐赠和市场化采购两条腿。”

　　“但社会捐赠的赠分配效率不高，红会那边虽然在整改，但短期内不会有质的改善。”

　　“市场化采购这条路，目前渠道还比较窄，主要是几家指定的供应商在跑。”

　　“是啊。”方国平接过话，“渠道窄了，效率就上不去。”

　　他从桌上拿起茶杯喝了一口已经凉透的茶，然后放下杯子：

　　“物资采购这块，你那边有没有考虑过扩大一下本地的供应商范围？”

　　“武河本地有一些企业，仓储物流能力不错，供应链也比较完整，疫情之前就一直在做医疗器械和防护用品的流通。”

　　“现在他们的常规业务基本停了，但产能和渠道还在，如果能把这些本地资源用起来，至少在周转效率上会比从外地调运快不少。”

　　方国平说得很随意，像是在讨论一个纯粹的业务问题。

　　他没有提任何企业的名字，没有指定任何方向。

　　但海峰在体制内摸爬滚打了二十多年，这些年在武河也不是白待的。

　　方国平嘴里说的本地企业，仓储物流能力不错，供应链完整，这些描述在武河能同时对上号的，掰着指头数也就那么两三家。

　　其中最显眼的就是恒泰医药，在武河本地政商圈子里和方国平之间是什么关系，海峰虽然没有实锤，但并不是完全没有耳闻。

　　不过他无意沿去追踪什么。

　　方国平是市长，他是常务副市长，在政府系统内部，这是上下级关系。

　　即便他真的掌握了什么，在当前战时状态下，把这件事捅出来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

　　对抗疫大局没有好处，对武河的官场稳定没有好处，对他自己更没有好处。

　　海峰是一个务实的人。

　　务实的人不是没有原则，而是在原则和现实之间找到一个不让自己掉进坑里的平衡点。

　　他的原则是自己不参与，不助推，不充当任何不正当利益输送的中间环节。

　　但同时也不会主动去做揭发者的角色。

　　至少不是在这个时候。

　　“扩大供应商范围的思路是对的。”海峰的回应不温不火，“物资保障组一直在做这个工作。”

　　“从程序上来说，新增供应商需要走资质审核，价格比对和合同备案三个环节，卫健委那边还要对医疗物资的质量标准做专项审查。”

　　他顿了顿，又补充道：

　　“只要企业资质过硬，产品质量达标，价格合理，我们欢迎任何有能力的本地企业参与进来。”

　　三句话，每一句都无可挑剔。

　　第一句表示方向上认可。

　　第二句强调程序合规。

　　第三句用任何有能力的这个泛指代替了方国平潜台词中的特指。

　　既没有拒绝，保全了方国平的面子，也没有应承，不让自己背上任何承诺。

　　“那就辛苦海峰同志了。”方国平点了一下头，“物资保障这一块你一直抓得紧，我很放心。”

　　海峰站起身来：

　　“分内之事，方市长，那我先走了，下午还有一个隔离点的现场督导。”

　　“去吧。”

　　海峰拿起桌上的材料，转身走出了会议室。

　　门关上之后，方国平独自坐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

　　他的目光落在桌面上那本已经翻得有些卷角的经济分析报告上，一动不动地看了大约十秒钟，然后把报告合上，起身离开。

　　……

　　二月初的华国，正处于一种奇特的双重节奏之中。

　　北汉省和武河是战场，硝烟弥漫，每一天都在生与死之间拉锯。

　　而全国其他大部分地区，在零确诊的保护下维持着近乎正常的社会运转。

　　工厂在开工，学校在上课，超市在营业，春节的鞭炮碎屑还没有完全被环卫工人扫干净。

　　人们戴着口罩出门，比往年多洗几次手，出入公共场所测一下体温。

　　除此之外，生活的基本框架没有被打破。

　　这种双重节奏是封城决策最直接的红利。

　　用一座城市的痛苦换来了整个国家的安宁，用一个省的经济瘫痪换来了全国经济基本面的稳定。

　　代价是残酷的，但收益是确定的。

　　在燕京场政治局月度总结会上，这个判断已经被最高决策层以共识的方式确认。

　　总理来武河的消息，在二月一日晚间传达到了北汉省委。

　　陆鸿年接到通知后，当即召集了一个小范围的碰头。

　　碰头时间不长，不到二十分钟。

　　核心议题只有两个。

　　接待方案和汇报材料。

　　接待方案由省委办公厅牵头制定，原则只有一条——从简。

　　疫情期间一切从简，不搞迎来送往，不搞排场，不搞任何与抗疫无关的活动。

　　汇报材料由省级指挥部办公室牵头准备，实事求是，数据精准，不粉饰，不遮掩。

　　陆鸿年在碰头会最后只说了一句话：

　　“总理是来了解真实情况的，不是来听我们表功的。”

　　“什么情况如实汇报，什么问题如实反映，如果让总理从其他渠道了解到我们没有汇报的东西，责任由我来承担。”

　　碰头会结束后，陆鸿年又单独给沈非群打了一个电话。

　　内容只有两点。

　　一是通知总理到访的时间和大致安排，二是要求武河市委准备一份简明扼要的基层防控工作汇报。

　　“基层防控的汇报，让陈捷同志准备。”陆鸿年在电话最后补了一句。

　　这句话不是建议，是指定。

　　沈非群应了一声：

　　“是。”

　　挂掉电话后，沈非群拿起桌上的内线电话，拨了陈捷办公室的电话。

　　“陈捷同志。”

　　“沈书记。”

　　“后天上午，总理来武河考察，你准备一份基层社区防控工作的汇报材料，简明扼要，十分钟以内能说清楚的那种，数据要最新的，问题要说真的。”

　　“明白。”

　　沈非群在电话里顿了一下，又补了一句：

　　“手册带一本。”

　　“好。”

　　电话挂了。

　　陈捷放下电话，在笔记本上写了两行字，然后翻开了电脑上的工作文件夹，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上午的时间，准备了一份五页纸的汇报提纲。

　　提纲结构很简洁。

　　一页半讲进展和数据，一页讲当前存在的主要困难和瓶颈，一页讲下一步工作方向，半页是需要中央和省级层面协调解决的具体事项清单。

　　没有成绩罗列，没有经验总结，没有任何形容词和修饰语。

　　纯粹的事实、数据和问题。

　　这份提纲他写了两遍。

　　第一遍写完后通读了一次，删掉了三处可能被理解为邀功的表述，替换成了更克制的措辞。

　　比如创造性地建立了标准化操作体系改成了按照市委部署建立了标准化操作体系。

　　比如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历史性的排查覆盖改成了在全体基层工作者和下沉干部的努力下完成了排查覆盖。

　　这些修改是他的分寸。

　　在中央领导面前汇报工作，最忌讳的不是说错话，而是说对了话但用了错的方式。

　　功劳是组织的，困难是系统的，建议是务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