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510节
海峰端着茶杯,手指在杯壁上慢慢转了一圈:
“方案本身的框架没有问题,武河现在确实需要一份系统性的经济恢复规划,不能等,也拖不起。”
“但有几个地方……”
他放下茶杯:
“纾困基金的管理架构,市政府牵头组建没问题,但社会资本代表进入投资决策委员会这一条,设计上留的口子有点大。”
“哪些社会资本有资格进入决策委员会?筛选标准是什么?利益冲突的回避机制在哪里?这些在草案里都是一笔带过的。”
“还有产业扶持的对象范围,方案里用了一个表述叫重点支持符合全市产业发展方向的战略性企业,这个表述的弹性空间非常大。”
“什么叫符合产业发展方向?什么叫战略性企业?定义权在谁手里?”
“如果定义权在方案执行者手里,那这个条款就等于给了执行者自由裁量的钥匙。”
海峰说到这里,没有再往下延伸。
他只摆事实,指结构,不下结论。
陈捷站起身,把材料卷起来拿在手里:
“这份方案我带回去仔细看,明天给你反馈。”
海峰点了一下头。
陈捷走到门口时回了一句:
“海峰同志,纾困基金这个事,你在政府系统内部征求意见的时候,建议把审计局也拉进来。”
“基金一旦成立,从第一笔钱拨出去的那一刻起,每一分钱的去向都应该同步进入审计监督的视野。”
海峰眼底微微闪了一下:
“我会安排。”
……
陈捷回到办公室后,把那份方案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这一次他不是在看方案本身,而是看方案背后的权力设计。
方国平出手了。
疫情进入收尾期,经济恢复成了全市上下最关注的议题。
这份方案的出台时机非常精准,恰好在市委常委会第一轮人事调整刚刚落地之后。
人事调整中方国平输了三个回合,他的人一个都没推上去。
但他没有选择正面对抗,而是迅速将战场转向了自己最擅长的经济工作领域。
在市委权力架构中,经济工作的日常管理和执行权归政府系统。
书记管方向、管人事、管纪律,市长管经济、管行政、管具体。
这是宪法和组织法确定的基本架构。
方国平拿出这份方案,本质上是在经济恢复这个新战场上,重新确立自己的主导权和话语权。
方案框架没有问题,方向没有问题,甚至绝大多数具体措施都是务实的、必要的。
但在几个关键节点上,方国平留了口子。
纾困基金的管理架构,产业扶持的对象定义,审批流程的简化路径,这三个口子如果不被堵住,都有可能成为利益输送的通道。
这是极其老练的做法。
一份六万字的方案,九成九的内容都经得起审视,干净、规范、拿得出手。
但藏在里面的那几处弹性表述,就像一栋大楼的消防通道,平时看不出来,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打开。
陈捷把方案合上,在封面空白处用铅笔写了四个字:
“框架可取。”
然后他在旁边画了一个小小的括号,括号里写了三个编号,分别对应纾困基金管理架构、扶持对象定义、审批简化机制这三个节点。
这三个编号,就是他在下一次市委常委会讨论经济恢复方案时的发力点。
不否定方案整体,只在关键节点上卡住。
让方案通得过,但口子得堵死。
这是一种比全盘否定更高级的博弈方式。
全盘否定会引发正面冲突,把自己推到不懂经济还要瞎指挥的舆论劣势位上。
局部修正则是在尊重对方主导权的前提下,确保制度的安全阀不被拆掉。
方国平如果够聪明,就会明白,这三个口子一旦被堵上,方案依然能推,经济依然能恢复,但那几条暗渠就废了。
到时候他面临一个选择,接受修正后的方案继续往前走,还是在常委会上为这几个口子据理力争,把自己放到力保灰色地带的尴尬位置上。
但方国平会不会甘心?
陈捷把铅笔放回笔筒里,伸手打开了桌上的另一份文件。
那是今天早上钟卫国通过内部渠道转来的一份材料,经侦支队关于全市疫情期间应急物资采购供应商的全链条时效横向对比分析。
材料已经到位了。
他翻开了第七页。
四十三家供应商的全链条数据并列排开,从准入审批到订单分配到验收入库到终端配送,四个环节的时效指标一目了然。
大多数企业数据分布在合理区间内,个别有偏差的可以用物流距离或产能瓶颈来解释。
但有三家企业的数据组合呈现出了一种明显异于其他企业的模式。
准入审批时间极短,订单分配份额极高,但验收时效却长于平均水平。
通常来说,一家在准入和订单环节都享受快车道的企业,在验收环节也应该更快,因为它的优先级高,关注度大,保障条件好。
但这三家恰恰相反。
验收慢,可能是产品质量需要反复检验,也可能是供货批次不稳定导致验收流程被拉长。
当然,也可能仅仅是巧合。
但当三家企业同时出现同一种异常模式时,巧合的概率就大幅下降了。
三家企业的名字他一一记在心里。
恒信达医疗器械、鼎丰工程咨询、以及一家叫万通达贸易的公司。
万通达是新冒出来的。
陈捷在这家公司的名字旁边用铅笔画了一个很小的圆圈,然后把材料锁进了抽屉。
不急,证据链还差得远。
现在能做的是先堵住正在流血的伤口,记下每一条可能指向源头的线索。
伤口用制度堵,线索用时间沉淀。
等到一切水落石出的时候,所有的线索会自动连成一条完整的证据链。
他需要做的,只是确保在那一天到来之前,没有任何一根线索被人为切断。
……
三月二十九日,上午九点。
武河市委召开了常委会,议题正是研究讨论《武河市经济恢复三年行动方案》。
会议室的气氛比半个多月前讨论人事调整时要缓和一些,但桌面底下涌动的暗流,却丝毫未减。
经济议题,是政府系统的主场。
方国平今天显得从容不迫,他亲自用十五分钟的时间,向常委会介绍了方案的起草背景、总体思路和核心举措。
他的介绍逻辑清晰,数据详实,充满了对武河经济现状的深刻理解和对未来发展的系统性思考。
从制造业的供应链修复,到服务业的消费券刺激,再到高新产业的定向扶持,每一个板块都设计了具体的政策工具和量化目标。
这是一份高质量的方案,任何人都无法从专业角度否定它的价值。
介绍完毕后,方国平看向沈非群:
“沈书记,各位常委,方案的整体情况就是这样,请大家审议。”
沈非群微微颔首,目光扫过全场:
“方案很全面,发改委和相关部门的同志们辛苦了,大家有什么意见,都谈一谈。”
常务副市长海峰第一个发言。
他肯定了方案总体框架,然后话头一转:
“有几个细节,我想提出来讨论一下。”
“方案中关于成立疫后企业纾困专项基金的提议,我完全赞同,这是雪中送炭的好事。”
“但基金管理办法的草案中,关于投资决策委员会的组成,只提了不超过三名社会资本代表,对代表的遴选标准、利益回避机制和监督问责办法,着墨不多。”
“二十亿的基金,市财政出资五个亿,剩下十五亿要引导社会资本,这么大的盘子,如果决策机制的口子没扎紧,后期可能会有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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