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509节

　　梁正清指向第三排一个戴眼镜的中年男人：

　　“你说说看，什么场景，你怎么决定的。”

　　那人站起来，是东湖高新区城管执法局的一个副局长。

　　“二月初的时候，辖区内有一家小型制造企业未经批准擅自复工，我带队去现场的时候，发现企业主确实是生产防疫物资的，口罩和防护面罩，但他的复工手续没有办全。”

　　“当时我面临两个选择，第一是按规定叫停，让他补完手续再说，第二是在确认产品质量没问题的前提下，先让他继续生产，同时督促他在三天内补齐手续。”

　　“我选了第二个。”

　　“后来呢？”梁正清追问。

　　“后来他的手续三天内补齐了，产品也确实合格，进了保供名录，但区里有人举报我放任企业违规生产，我被约谈了一次。”

　　教室里发出了一阵低低的嗡嗡声。

　　这个案例击中了在座很多人的痛点。

　　在疫情期间，类似的两难选择几乎每天都在发生。

　　严格执法还是灵活处理？

　　守住程序底线还是优先解决实际问题？

　　每一个选择都有道理，但每一个选择都有风险。

　　梁正清没有直接评价这个案例，而是把它作为一个引子，引入了今天课程的核心命题：

　　“组织路线的本质是什么？不是一套规则，也不是一堆文件，而是在面对不确定性时，组织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评判干部。”

　　“你做对了还是做错了？该被提拔还是该被处分？”

　　“如果一个组织的评判标准是只看程序合规性，不看实际效果，那干部就会变成只求自保、不敢担当的官僚。”

　　“如果一个组织的评判标准是只看结果，不看程序，那干部就会变成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冒险者。”

　　“好的组织路线，应该在程序与效果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保护那些在关键时刻敢于担当的人，又约束那些借灵活处理之名行私利之实的人。”

　　“这个平衡点怎么找？今天这堂课，我们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陈捷坐在最后一排，手里的笔在本子上记录着。

　　梁正清的课讲了一个小时。

　　和赵小刚的课相比，差距不在知识水平上，而在教学方法上。

　　梁正清的教学方法是问题驱动型的，先提出一个真实问题，让学员参与讨论，然后用理论框架来解读和提升。

　　赵小刚的教学方法是知识传递型的，先讲理论，再举例子，再让学员发言。

　　两种方法各有优劣，但在干部培训这个特殊场景中，前者效果明显优于后者。

　　因为来党校培训的学员不是白纸，他们是带着多年工作经验和大量实践困惑来的。

　　你不需要给他们建构新的知识体系，而是激活他们已有的经验，用理论工具帮他们把碎片化的经验整合成系统化的认知。

　　下课后的座谈中，陈捷和梁正清聊了二十多分钟。

　　和之前的座谈不同，这次的对话更像是两个思维模式相近的人之间的平等交流。

　　梁正清不怵陈捷。

　　他的性格摆在那里，对谁都直来直去，市委副书记也不例外。

　　“陈校长，你说要搞战疫案例库，我举双手赞成。”梁正清一副不修边幅的样子，“但我得提醒你一件事。”

　　“案例库的难点不在收集案例，而在怎么用。”

　　“你把一百个案例编成册子发给老师，老师照本宣科地念一遍，效果和不用差不多。”

　　“案例教学的精髓在于引导讨论，让学员在案例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形成自己的判断，然后用理论来验证和修正。”

　　“这对老师的要求极高，不仅要懂理论，还要懂实践，更要会引导。”

　　“现在全校六个教研部，能做到这一点的老师不超过五个。”

　　陈捷没有反驳，而是问了一个问题：

　　“如果给你半年时间和足够的资源支持，你能不能带出一批能做案例教学的老师？”

　　梁正清想了想：

　　“半年太短，但可以先搞一个试点，选两到三个有潜力的年轻教师，跟我一起备课、磨课、实践，半年之后看效果。”

　　“好。”陈捷很干脆，“这个事你先想一个方案，不用太正式，两页纸讲清楚就行，下周给我。”

　　梁正清看了他一眼，眼中闪过一丝被认真对待的意外。

　　“好。”

　　……

　　到三月二十七日，陈捷完成了全部六个教研部的走访。

　　六天，六个教研部，十二堂课，六场座谈。

　　他在每个教研部都保持了同样的节奏，先安静听课，然后在座谈中提出有针对性的问题和建议。

　　不评判人，只讨论事。

　　不指手画脚，只提供视角。

　　六天下来，一百三十七名教职工中，亲眼见过新校长的人超过六十个。

　　这六十个人的感受，通过党校内部那条比任何信息系统都高效的口耳相传网络，迅速扩散到了每一个角落。

　　这个人是来真的。

　　午饭时间，食堂里的讨论热度比一周前高了不止一个档次。

　　郭振华坐在老位置上，对面是何丽萍和陶子韬。

　　“他真来了六天。”郭振华感慨道，“每天上午准时到，不迟到，不早退，不挑课，分到哪个教研部就去哪个。”

　　“而且他听课的时候真的在听，还认真记笔记，问的问题也很专业。”

　　“经济学教研部那天，他听了老刘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下课之后问了一个关于比较优势理论在内陆城市群中适用条件的问题。”

　　“老刘后来跟我说，那个问题的角度他在学术会议上被人问过，但从一个行政官员嘴里听到还是第一次。”

　　何丽萍没有多说什么，只是微微颔首。

　　她对陈捷的评价已经在内心悄然修正了。

　　陶子韬在旁边嘟囔了一句：

　　“他那个案例库的事……我有点期待了。”

　　梁正清端着杯子从旁边走过来，听到这句话，瞥了陶子韬一眼：

　　“别光期待，把你手里的东西准备好。”

　　“他要搞案例库，第一步肯定是征集素材，到时候六个教研部都要出力，你们公管部和我们党建部是主力。”

　　“提前想想你能贡献什么，别到时候干瞪眼。”

　　陶子韬笑了笑：

　　“我这不是在想嘛……”

　　梁正清端着杯子走了。

　　……

　　三月二十七日下午。

　　陈捷从党校返回市委大院后，没有回办公室，而是直接去了三楼的市委常委会议室旁边的小型碰头间。

　　海峰已经在里面等着了。

　　桌上摊着一叠厚约两厘米的材料，封面写着《武河市经济恢复三年行动方案（征求意见稿）》。

　　“这是方市长让发改委牵头起草的。”海峰把材料推到陈捷面前，“上午送到我这里征求意见，我还没来得及细看，你也看看。”

　　陈捷翻开了第一页。

　　方案的起草人栏里写着“市发改委牵头，经信局、商务局、财政局会签”。

　　总计六万余字，分为总体目标，重点领域，政策措施，组织保障四大板块，配了七个专项附件。

　　从体量上看，这是一个相当完整的经济恢复顶层设计。

　　陈捷翻阅的时候，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几个关键节点上，比如财政资金的使用方向，产业扶持的对象范围，审批流程的简化措施，以及政策落地的监督机制。

　　翻到第三十七页的时候，他的动作停了一下。

　　“建立疫后企业纾困专项基金，首期规模不低于二十亿元，由市财政出资五亿元，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金管理委员会由市政府牵头组建。”

　　陈捷的目光在“引导社会资本参与”这几个字上轻轻扫过，然后翻到了附件四，《武河市疫后企业纾困专项基金管理办法（草案）》。

　　草案的第七条写道：

　　“基金投资决策委员会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担任主任，市发改委、财政局、金融局主要负责人及不超过三名社会资本代表担任委员。”

　　陈捷把这一页看了两遍，然后看向海峰：

　　“海市长，你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