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539节

　　吴正平接到了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对方自我介绍是一家名叫长丰生物科技的企业的副总裁，姓周。

　　长丰生物科技是名单上十七家企业之一，主营方向是体外诊断试剂和基因检测，疫情期间因为核酸检测业务暴增而一度风光无限，但核心技术和长期盈利能力在业内一直存在争议。

　　周副总裁的开场非常客气：

　　“吴教授，久仰大名，我们公司法务部门之前就引用过您发表的关于PPP项目合规审查的论文，写得非常好。”

　　吴正平微微意外。

　　他确实在2017年发表过一篇关于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项目法律风险防控的论文，刊登在《行政法学研究》上。

　　这是一本专业学术期刊，发行量很小，除了学术圈和少数政策研究人员，很少有企业界的人会关注。

　　对方能准确引用他的论文，说明事先做了功课。

　　“周总客气了。”吴正平保持着职业性的礼貌。

　　“吴教授，是这样的，”周副总裁顿了一下，语气变得恳切起来，“我们公司目前正处于一个非常关键的发展阶段，疫情期间虽然业务量有所增长，但长远来看，公司需要在合规体系建设上做一次全面升级。”

　　“您在经济法和行政法领域的造诣，在北汉省内是数一数二的，我们非常希望能有机会向您请教。”

　　“不知道您最近有没有时间，方便的话我们想约您一起吃个饭，当面交流交流。”

　　吴正平的眉头动了一下。

　　约吃饭这个行为，可以是纯粹的社交应酬，可以是信息交换的平台，也可以是利益输送的起点。

　　但无论是哪一种，在当下这个特殊的时间节点，这顿饭就不是一顿普通的饭了。

　　“周总，谢谢您的好意。”吴正平的回应谨慎而客气，“最近工作比较忙，时间上确实不太好安排，等手头的事情忙完了，有机会再说。”

　　这是一个既不得罪人又不应承的标准回绝。

　　周副总裁似乎也预料到了这个回答，没有纠缠，只是说了一句：

　　“理解，理解，吴教授您忙，等您方便了随时联系我。”

　　“对了，我们公司最近在物色外部法律顾问，想组建一个由学术界和实务界专家联合组成的合规咨询委员会，如果您有兴趣，我们非常欢迎。”

　　“这个委员会是按年度聘任的，顾问费用方面我们一定会体现诚意。”

　　吴正平沉默了两三秒，然后平静道：

　　“这件事我知道了，回头再说吧。”

　　“好的好的，不打扰您了，吴教授再见。”

　　电话挂断。

　　吴正平放下话筒，目光落在办公桌上那摞厚厚的企业合规审查材料上。

　　长丰生物科技的材料就在其中。

　　他把长丰的文件夹抽了出来，翻开第一页，上面是企业的基本工商信息。

　　这些企业，真是无孔不入啊！

　　吴正平拿起笔，在文件夹封面的右上角标注了一行小字：

　　“4.14，企业方周姓副总来电，约饭，提及顾问聘任意向。”

　　写完，他把文件夹放回了原处。

　　吴正平在省司法厅工作了十多年，见过的套路比党校里的同事们多得多。

　　这种先约饭、再抛出顾问聘任的策略，在企业界拉拢官员和专家学者时极为常见。

　　顾问费是一种合法化的利益输送手段，只要有正式合同和纳税记录，在法律上就是正常的劳务报酬。

　　但其本质，就是用钱买态度。

　　吴正平不会去赴这顿饭，也不会接受任何顾问聘任。

　　但他同样清楚，对方既然敢打这个电话，就说明他们知道自己在评估专家组里。

　　评估工作的人员名单虽然没有公开发布，但在体制内部，这种信息的传播速度远比想象中快。

　　一个电话，一顿饭，一份顾问合同。

　　看似不起眼的三步棋，每一步都精准地踩在人性的软肋上。

　　第一步试探态度，第二步建立私交，第三步锁定利益。

　　吴正平在这个棋局面前选择了不接招。

　　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

　　赵小刚就是那个没能完全稳住的人。

　　赵小刚，二十九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教研部讲师。

　　虽然他不是评估专家组的正式成员，但贺明德考虑到专家组在数据整理和文献检索方面人手不足，从各教研部抽调了三名青年教师作为辅助研究人员参与基础性工作。

　　赵小刚是其中之一。

　　他的主要任务是帮郭振华收集国内外半导体产业的公开研究报告和行业数据，做成横向对比的参考材料。

　　这个任务本身不涉及评估判断，但它让赵小刚有了一个新的身份标签——参与市委重大产业评估项目的党校研究人员。

　　这个标签，在某些人眼里，就是一张可以利用的牌。

　　四月十四日下午，赵小刚接到了一个电话。

　　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武河市高新区某科技企业孵化器的负责人，姓杨。

　　杨总先是表达了对赵小刚学术成果的‘仰慕’，尽管赵小刚至今只发表过三篇学术论文，其中两篇还是跟导师联名的，然后以非常自然的方式提到，他们孵化器正在筹备一场“武河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前景高端论坛”，想邀请赵小刚作为嘉宾发言。

　　“赵老师，论坛的规格很高，参与的都是行业内的顶尖企业和知名学者，您的发言可以聚焦您擅长的理论方向，比如产业政策的哲学基础什么的。”

　　“论坛的举办费用不需要您操心，我们会为每位发言嘉宾准备一笔不低于五万的酬劳，而且全程安排食宿和交通。”

　　杨总的话说得滴水不漏，从头到尾没有提及评估这两个字，也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企业名称。

　　但赵小刚不傻。

　　一个他从来没有听说过的科技企业孵化器负责人，突然在他刚刚参与评估工作之后找上门来，邀请他参加一个听起来就很高端的论坛，还承诺丰厚的酬劳。

　　这个时间节点也太巧了。

　　赵小刚在电话里没有一口答应，也没有一口拒绝。

　　他含糊其辞地说了一句“我看看时间安排再回复您”，就把电话挂了。

　　挂了电话之后，他坐在办公室里，盯着电脑屏幕发了很久的呆。

　　他今年二十九岁，讲师，月工资加各种补贴到手不到七千。

　　武河的房价虽然比不上沪城和燕京，但一套像样的两居室也要一百五十万以上。

　　他2019年刚结婚，妻子在一家私企做行政，两个人的月收入加起来刚过一万五，每个月还完房贷和日常开销，能攒下来的钱少得可怜。

　　如果去参加一个论坛，发个言，拿几万块酬劳，这违规吗？

　　从纪律角度看，不一定。

　　党校教师受邀参加学术论坛是正常的学术活动，只要论坛本身不存在利益输送的性质，参加本身不构成违纪。

　　但从实质角度看，这笔酬劳不是为你的学术水平买单，而是为你“评估项目参与者”的身份买单。

　　赵小刚心里清楚这个道理。

　　但清楚归清楚，钱的诱惑也是实实在在的。

　　人在二十九岁的时候，看到的是房贷、是妻子眼中的期待、是同龄人之间的比较。

　　七千块的月薪和五万的论坛酬劳之间的差距，在这个年纪是刺眼的。

　　赵小刚没有告诉任何人这个电话的事，决定先放一放再说。

　　但那个杨总的号码，他没有删。

　　除了郭振华，何丽萍，吴正平，赵小刚这些人之外，王自强也同样接到了电话。

　　他也是贺明德抽调的三名辅助研究人员之一，负责帮何丽萍整理项目建设进度的月报数据和偏差分析的底稿。

　　王自强和前面几个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接到的不是陌生电话，而是一个他认识的人的来电。

　　打电话给他的人叫刘骏，他们是武河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同学，2012年毕业后分别走了不同的路。

　　王自强留在了学术圈，辗转考入党校当了讲师。

　　刘骏则进了企业界，在几家公司做过管理咨询，如今是武河市一家中型咨询公司的合伙人。

　　八年没怎么联系的老同学，突然打来了一个叙旧电话。

　　“老王，好久不见了啊。”刘骏的声音爽朗热络，“听说你在党校干得不错。”

　　“还行吧，一个讲师，混口饭吃。”王自强笑了笑。

　　两人东拉西扯了几分钟，聊了聊各自近况，共同认识的老同学，武河解封后的变化。

　　然后，刘骏把话头引到了正题上：

　　“老王，我最近手头有个项目，是帮一家企业做产业发展战略规划报告，客户预算充裕，但我们团队在公共政策分析这一块的人手不太够。”

　　“你在这方面是行家，能不能抽点时间帮个忙？就是做一些政策梳理和制度环境分析的工作，不需要你出面，你在家就能干，纯案头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