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653节

　　上级主管和下级之间的利益链条本就千丝万缕。

　　这就是陈捷真正要解决的问题。

　　不仅仅是让电话有人接，还要让电话接了之后，问题真的能得到解决。

　　他在方案封面上写了一段批示：

　　“方案基本可行，但需补充一项核心机制：对涉及市场主体权益保护的投诉类来电，建立提级督办制度，凡涉及行政执法侵权、政府违约拖欠、行政审批超时等三类问题，一律提级至市政府办公厅督查室直接督办，督办结果七日内回复来电人，并纳入季度营商环境通报。请据此修改后再报。”

　　放下笔，拿起第三份文件。

　　严思齐的请示写得很规矩。

　　纾困专项资金总规模十亿元，资金来源是市级一般公共预算调剂和中央转移支付结余，使用方向是对受疫情影响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提供低息贷款贴息、社保补贴和房租减免补助。

　　陈捷一页页翻下去，在申请条件那一节停住。

　　申请条件写了七条，从注册年限、纳税记录、员工人数到行业类别，层层设门槛。

　　这是财政系统的惯性思维。

　　怕钱发错了，怕被审计追责，所以把门槛堆得越高越好，能挡住一个是一个。

　　结果是真正需要帮助的那些人，恰恰是最难满足这些条件的人。

　　一个刚开业八个月就遇上疫情的小店老板，你要求他提供连续两年以上纳税记录。

　　他哪来的两年？

　　一个只有三个员工的夫妻档作坊，要求提供上年度社保缴纳凭证，他可能根本没给自己交过社保。

　　陈捷拿起电话：

　　“请严思齐同志来我办公室一趟。”

　　二十分钟后，严思齐敲门进来。

　　“思齐同志，坐。”陈捷将请示推到他面前，“纾困资金的方案我看了，方向没问题，力度也可以，但申请条件需要改。”

　　严思齐落座，翻开面前的文件。

　　陈捷指着第三页：

　　“你这七条申请条件，如果严格执行，最终能够符合条件的企业，估计不会超过全市小微企业总数的百分之十五。”

　　“但剩下那百分之八十五不符合条件的，恰恰是最困难的。”

　　严思齐欲言又止，想解释条件设置的合理性。

　　陈捷抬手示意他先听完：

　　“我理解财政部门的顾虑，资金使用要合规，要经得起审计，这些原则没有问题。”

　　“但我的要求是，在不突破合规底线的前提下，把门槛降到最低限度。”

　　“注册年限从两年降到六个月，纳税记录从连续两年改为有纳税行为即可，不限金额，员工人数取消下限，一个人的个体户也能申请。”

　　“申请材料从七项压缩到三项，营业执照、疫情期间经营困难的书面说明和近三个月的流水账单。”

　　“如果是个体工商户连流水都拿不出来的，由所在街道和社区出具情况证明即可。”

　　严思齐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陈书记，如果门槛降得这么低，申请量会非常大，审核成本和监管风险也会相应增加，万一出现骗补的情况……”

　　“骗补问题用事后抽查和追溯机制来解决，不要用事前设门槛来预防。”陈捷道，“事前设太高的门槛，阻挡的不是骗补的人，而是那些不懂政策、不善表达、没有关系的普通小商户。”

　　“真正想骗补的人，你设再多条件他也能凑出材料。”

　　“但一个连夜赶材料都不懂找谁问的小饭馆老板，你多加一条要求，他可能就直接放弃了。”

　　严思齐不语。

　　陈捷缓了缓语气：

　　“方案按我说的改一版，改完后我们再碰，审计风险的事，你不用背，常务会通过的时候我会讲清楚设计逻辑。”

　　严思齐站起身来：

　　“好，我回去改。”

　　“三天够不够？”

　　“够。”

　　严思齐离开不久，陈捷桌上的内线电话响了，徐中原的声音传来：

　　“陈书记，林一舟说上午九点半的现场办公会材料准备好了。”

　　“好，走吧。”

　　陈捷站起身来，拿过桌角那个深蓝色的文件袋，大步走出办公室。

　　……

　　营商环境条例征求意见稿于三月三十日在市政府官网和武河日报同步公开，面向全社会征求意见三十天。

　　公告发出当天，市工商联即组织了三场不同规模的企业座谈会，覆盖大型民企、中小企业和个体工商户三个层级，收集各类意见建议一百七十余条。

　　12345热线企业专线于四月一日试运行。

　　专线号码在所有行政审批窗口、税务服务大厅和银行营业网点的显著位置张贴公示。

　　第一周内接到涉企类来电四百一十七通，其中属于“提级督办”范畴的有三十一通，市政府督查室全部在七个工作日内完成了督办和反馈。

　　纾困专项资金的申请受理窗口于四月五日在全市十三个区的政务服务中心同步开放。

　　第一批申请材料在开放首日即涌入超过两千六百份。

　　严思齐的团队连续加班一周，完成了初审分流。

　　第一批核准发放名单于四月十五日公示，八百四十七家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获得了不同额度的纾困支持，合计发放资金一亿三千万元。

　　但陈捷关注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数字背后那些具体的面孔和处境。

　　在他案头常年放着一本黑色封皮的笔记本，里面记录的是他在各种调研、座谈和材料中捕捉到的个案。

　　比如汉正街章记布行，夫妻二人经营十七年，疫情期间零收入，积蓄耗尽，贷款到期无力续贷，银行将其列入逾期名单，信用受损后无法申请任何新的金融产品，已申请纾困资金，但其核心困境不是缺钱，而是信用记录污损后的系统性排斥。

　　这种情况，需要解决的不是一笔钱，而是一种制度性宽容。

　　还有光谷某AI初创公司，创始人三十一岁，武大计算机系毕业，团队九人，成立十四个月，因疫情期间一笔合同违约被对方诉至法院，目前账户被冻结，无法正常发放工资和支付服务器费用，其技术产品已进入某大型制造企业的供应商预选名单，一旦账户解冻、诉讼和解，有极大概率获得批量订单。

　　而这个情况，需要协调的就是司法程序中的时间窗口。

　　这些笔记是陈捷理解这座城市真实处境的方式。

　　宏观数据告诉你经济在恢复，GDP在增长，就业率在上升。

　　但数据颗粒度永远不够细。

　　它覆盖不了那些小老板的焦虑，也覆盖不了初创公司创始人的窘迫。

　　而这些毛细血管般的个体，恰恰是一座城市经济生态系统的真正根基。

　　大企业倒一家会上新闻，但一千家小微企业悄无声息地消失，新闻一个字都不会有。

　　可那一千家小微企业背后是上万个家庭，上万个家庭背后是这座城市消费市场的基本盘面。

　　基本盘塌了，大企业的订单最终也会萎缩。

　　这是一条传导链，只是传导速度很慢，慢到决策者往往来不及察觉，等到察觉的时候已经晚了。

　　陈捷不打算等到晚了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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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月八日，上午十点。

　　武河市政府第三会议室。

　　这是一场不对外公开的内部工作推进会。

　　参会人员不多，但涵盖了陈捷精心挑选的几个关键部门负责人。

　　市金融局局长何绍宇，市市场监管局局长曾庆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秦立群，市银保监分局副局长陈维，市工商联专职副主席刘成志，以及市政府督查室主任赵振邦。

　　会议主题是陈捷三天前提出的一个新概念，小微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链。

　　这不是一个口号，而是一套具体的操作逻辑。

　　陈捷用十分钟阐述了框架。

　　一家小微企业从注册到正常经营，通常会经历六个关键节点，注册登记、开设账户、获取首笔融资、通过首次行政检查、遭遇首次经营纠纷、以及达到稳定盈利。

　　前三个节点属于准入阶段，后三个属于生存阶段。

　　当前武河市的各项政策和服务，在准入阶段已经做得不错。

　　注册可以网上办，银行开户有绿色通道，首贷也有政策贴息。

　　但在生存阶段，几乎是真空。

　　企业遭遇不合理检查，没有低成本申诉渠道。

　　企业发生经营纠纷，进入司法程序后平均耗时超过八个月。

　　企业现金流断裂，银行第一反应不是帮它渡过难关而是抽贷止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