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670节
“我最关心的是落地速度。”
“说实话,做我们这行的人,对地方政府的产业论坛多少有一点……怎么说呢,疲劳感。”
台下几个人不自觉地笑了一下。
周凌飞继续道:
“每年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人工智能论坛不下一百场,每一场都说要建人工智能产业高地,都说要给优惠政策,但真正能把政策落到操作层面的很少。”
“今天陈市长讲的东西,我承认很有吸引力,价格是实打实的价格,技术参数是实打实的参数,不是那种PPT上画的概念图。”
“但我更关心的是,从签约到真正跑通第一个训练任务,中间要走多少审批环节?需要多长时间?”
方鹤年正要把这个问题往自己身上接,坐在圆桌的陈捷微微抬手示意了一下。
方鹤年立刻心领神会:
“这个问题请陈书记来回应一下。”
陈捷站起来,面向讲台方向,开口道:
“周总这个问题,我直接说结论,如果你今天下午跟三一主任谈妥技术方案和使用规格,明天我们就可以给你开账户。从签约到第一个任务跑起来,不超过三个工作日。”
“中间不需要走任何行政审批,因为超算中心的算力租赁,在我们的制度设计里,不是政府行政许可事项,是市场化的服务交易。”
“你跟超算中心签的是服务合同,不是跟政府签行政协议。”
周凌飞挑了一下眉:
“三个工作日?”
“三个。”陈捷笃定道,“账户开通,资源配额分配,网络接入测试,三步走完,你的任务就能丢进去。”
周凌飞微微点了一下头,没有再追问。
张维平是四位嘉宾里年龄最大的一位,五十七岁,在中科院体系里待了三十多年,从计算所助理研究员一路做到副所长。
他斟酌一番,然后开口:
“刚才陈市长提到了公共数据开放,这个方向我非常看好,但我对制度层面有一个顾虑。”
“数据开放涉及到很多边界问题,脱敏到什么程度才算脱敏?使用范围怎么界定?授权期限多长?数据在训练过程中被模型吸收之后,模型本身是否也受数据协议的约束?”
“这些问题在国际上目前也没有统一的答案。”
他转向了陈捷方向:
“陈市长,你们在制度设计上有没有参考框架?”
陈捷直接开口回应:
“张所长提的这几个问题,恰恰是我们目前正在攻关的重点。”
“坦率讲,现成的制度框架在国内确实没有,国际上也只有新加坡和欧盟在数据治理方面有一些初步立法探索,但都不完善。”
“我们的做法是边试边建,先选取风险最低,争议最小的数据类型做第一批开放试点,比如12345热线的文本对话数据,这类数据天然不含个人身份信息,脱敏技术难度和法律风险都相对可控。”
“在试点过程中积累经验,逐步形成规范,然后再向更复杂的数据类型拓展。”
“至于模型是否受数据协议约束这个问题,说实话我还没有想清楚最优解,如果在座有哪位在这方面有研究或者有想法,非常欢迎跟我们交流。”
张维平听完,略带意外地看了陈捷一眼。
一个副省级城市的常务副市长,当着三百多人的面说这个问题我还没有想清楚最优解,这种坦率在他过去参加过的无数场官方活动里,几乎从未出现过。
通常领导的回答方式是这个问题我们高度重视,正在积极研究,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但陈捷不仅承认了自己的认知边界,还主动向在场的专业人士征询意见。
这不是示弱,是自信。
只有真正懂行的人,才知道哪些问题是自己还没想通的,也只有真正有底气的人,才敢在公开场合承认这一点。
梁文风是第三个发言的。
幻方量化的创始人今年三十八岁,数学系出身,说话极其简洁:
“价格确实有吸引力,但价格再低,如果网络不稳定,对我来说就是不可用的。”
“量化交易的模型训练和推理,对延迟的容忍度非常低。”
“不是平均值的问题,是尾部延迟的问题,P99低不代表P999也低,一次毛刺可能就意味着一次训练任务的中断和重做。”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们能不能提供过去半年的网络质量监控原始日志?”
这次陈捷没有自己回答,而是将目光转向了坐在后排的陈三一。
陈三一站起来道:
“可以,下午开放日环节,我们准备了一套完整的网络监控数据回放环境,包括过去六个月每一天每一小时的延迟分布图、丢包率统计和故障事件日志。”
“你自己看数据,自己下结论。”
梁文风嗯了一声,没再说什么。
最后发言的是华中科技大学的曹宜院长:
“武河有三十多所高校,每年计算机、电子信息和数学相关专业的毕业生加起来超过十万人,但这些人毕业之后,百分之七十以上去了北上广深。”
“不是他们不爱武河,是武河过去没有足够多的对口岗位和产业平台来承接他们。”
“如果今天陈市长讲的这些东西能落地,那意味着武河本地将产生大量的算法工程师、数据标注师、运维工程师的就业需求。”
“这些岗位天然对接我们高校的专业设置,人才留在本地的比例就会上升。”
“所以我非常期待这个规划能尽快推进,华科这边,无论是联合培养、实习基地还是课题合作,都全力配合。”
曹宜说完,台下响起了一阵掌声,主要来自那些高校背景的参会者。
圆桌对话持续了将近四十五分钟。
四位嘉宾围绕算力定价机制,数据开放的法律边界,产学研协同模式和人才培养体系等议题,进行了坦率而深入的交流。
讨论的密度很高,涉及具体技术参数和工程实现的问题,由陈三一从后排补充回应,涉及政策制度层面的疑虑,由陈捷直接作答。
涉及学术前沿和产业趋势的判断,则交给四位嘉宾自行碰撞。
陈捷在整个过程中始终保持着一种恰到好处的存在感。
他不抢话,不插嘴,只在被点名或者讨论出现方向性偏差时才开口,每一次发言都简洁、精准、有信息增量。
圆桌对话在十一点三十二分结束。
方鹤年宣布上午的正式议程全部完成,接下来进入自由交流环节,场地继续开放,茶歇区备有简餐和饮品,各位嘉宾可以自由走动、互相交流。
沈非群和周汝昌因为还有公务在身,叮嘱陈捷继续盯着,便离开了。
两位主要领导离开的方式很低调,没有人送行,也没有引起会场内多数人的注意。
此刻的主会场已经从整齐的圆桌会议状态,转换成了一种松散的社交格局。
大约三分之一的人站了起来,端着茶杯或矿泉水,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交谈。
有几组人围着陈三一在问技术问题,还有一些人仍然坐在原位,低头翻看资料包里的价格表,或者在手机上给同事发消息。
陈捷先去了茶歇区,给自己倒了一杯清水,然后端着水杯,不紧不慢地走向了最靠近会场东侧的一张圆桌。
那张桌子旁坐着三个人。
一个穿灰色连帽卫衣的年轻男人正低头在笔记本电脑上敲着什么,旁边坐着一个戴金属边框眼镜的瘦高男生,两人之间的椅子上放着一个印有某大学校徽的帆布背包。
第三个人稍微年长一些,三十出头的样子,手里攥着一支笔,在议程手册空白处写写画画。
陈捷走过去,拉开桌旁一把空椅子:
“我坐一会儿,方便吗?”
三个人同时抬头。
穿卫衣的年轻人表情里闪过一丝惊讶:
“陈市长。”
陈捷坐下来,把水杯放在桌上:
“你们是做什么方向的?”
穿格子衬衫的那位稍微镇定一些,率先开口:
“陈市长您好,我姓徐,叫徐天然,我们三个是合伙人,公司叫深元智能,做多模态大模型的基础研究和应用开发,注册在燕京中关村,团队目前十一个人。”
“十一个人。”陈捷点点头,“融资到什么阶段了?”
“天使轮刚关,明年计划启动Pre-A。”
“天使轮多少?”
“一千五百万。”
陈捷没有评价这个数字,而是直接问道:
“目前最大的瓶颈是什么?算力还是数据?”
徐天然想了想:
“都缺,但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算力更紧迫。”
“多模态比纯文本吃算力多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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