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710节
等一等,看一看,如果上面是认真的,我再跟上也不迟。
第三类,是心里不痛快的。
……
十一月八日,傍晚六点十分。
武昌区某居民楼,三楼。
武昌区行政审批局副局长陶胜利推开家门,换上拖鞋,将公文包往门口的鞋柜上一扔,整个人像散了架一样瘫进了沙发里。
他妻子刘萍从厨房探出头来:
“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
“别提了。”陶胜利闭着眼睛,伸手揉了揉太阳穴。
刘萍端了一杯水放在茶几上,坐到他旁边,没有追问。
陶胜利今年四十七岁,在行政审批系统干了二十多年。
从最早的计经委办事窗口到后来的行政审批局,从科员到副科、从正科到副处,每一步都走得不快不慢。
四年前提了副局长,分管商事登记和企业服务窗口。
在武昌区的处级干部序列里,他不算出挑,但也绝对算不上差。
工作上没出过什么大错,考核年年称职,偶尔还能评上优秀。
说白了,就是一个兢兢业业、按部就班的基层中层干部。
但今天下午发生的一件事,让他一整个下午都憋着一股说不出的闷气。
事情的起因是区政府办公室转来的那份实施办法。
文件本身他上午就看过了。
该减的发文量,该压的会议数,该合并的督查检查。
这些他都理解,也不反对。
真正让他不痛快的,是下午区委书记主持的学习贯彻会上布置的一项具体任务。
区委书记要求,各部门在一周之内,对照实施办法逐条自查,凡是存在“以文件落实文件、以会议贯彻会议”问题的,形成整改清单报区委办。
陶胜利当时就在心里嘀咕,你让我们学习贯彻这份关于反对形式主义的文件,然后你要求我们写自查报告、填整改清单。
这不就是在用形式主义的方式反对形式主义吗?
但他什么也没说。
在会场上,他和其他十几个部门的副职们一样,端坐着,频频点头,认真记录,表情严肃而配合。
这是体制内的生存本能。
心里再怎么不以为然,嘴上和脸上不能有半分流露。
回到家后就不同了。
沉默了几分钟后,陶胜利终于开了口:
“刘萍,你说现在这个管法,是不是管得太碎了?”
刘萍看了他一眼,没有接话。
她在区教育局当普通科员,对丈夫偶尔的牢骚早已习惯了。
陶胜利自顾自地说了下去:
“文件一发,又是自查又是整改又是清单,好嘛,反对形式主义的文件下来了,落实这个文件本身就要填表报材料,你说这不是笑话?”
“还有那个公务接待信息化系统,以后请人吃顿饭,在哪儿吃的、几个菜、花了多少钱、谁批的、谁参加的,全部录系统。”
“我一个副处级,一年的公务接待预算才两万四,请个外地来对接业务的同行吃顿便饭,四个人四个菜,两百多块钱的事,也要在系统里录一遍。”
“那我干脆以后谁来了都去食堂吃算了。”
刘萍听完,淡淡道了一句:
“管得严总比管不住强,你忘了方国平和他那帮人是怎么进去的了?”
陶胜利张了张嘴,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出来。
他不是不懂道理。
方国平和他的那帮人,从吃喝到贪腐,从违规到犯罪,一步步滑下去的过程,他也深受教育。
但清楚归清楚,当这些规矩落到自己头上,需要自己一条条遵守并且一项项报备的时候,那种感受就完全不同了。
就像你知道红灯要停绿灯才走是对的,但当你赶着去接孩子放学,前面的红灯偏偏卡了九十秒的时候,心里那股烦躁也是真实的。
陶胜利端起茶几上的水杯喝了一口,又靠回了沙发里:
“算了,不说了。”
他闭上眼睛,脑子里把那份自查整改清单的格式模板想了一遍,盘算着明天上午怎么用最快的速度填完交差。
写实话肯定不行,不能真的承认自己部门存在大面积的形式主义问题。
那等于自己抽自己耳光。
但也不能一个问题不写,那等于对抗上面的要求,态度不端正。
最好的做法是找两三个无关痛痒的小问题写上去。
比如个别文件的格式不够规范,部分会议的时长控制还需加强类的,既表示了自查的诚意,又不会给自己惹来实质性的麻烦。
这种分寸,他拿捏了二十多年了。
陶胜利在沙发上又坐了一会儿,然后站起身来走进了书房,从柜子里翻出那份实施办法的打印稿,重新看了一遍第三部分关于督查减负的条款。
“未经备案的督查检查,基层有权拒绝接待。”
他盯着这一行字看了很久。
如果这条真的能落实下来,倒是一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去年一整年,他们审批局接待的各级各类督查检查,加起来超过四十次,每次迎检都要准备材料、腾出会议室、安排人员陪同讲解,至少占用两到三个工作日。
四十次,就是将近一百二十个工作日。
一年总共才二百五十个工作日,将近一半的时间在迎检。
陶胜利叹了口气。
他不反对改革和减负,也不反对从严。
他只是觉得累。
这是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疲惫,属于体制基层领导干部特有的精神消耗。
你既是规则的执行者,又是规则的约束对象,你既要管下面的人,又要被上面的人管,永远处于一个两头受力的夹心层。
上面的政策越来越密,考核越来越细,问责越来越重。
下面的群众诉求越来越多,基层同事的抱怨越来越频繁,干活的人越来越少。
而夹在中间,能做的事情很有限,把上面的文件往下传,把下面的数据往上报,像一个齿轮一样日复一日地转动。
陶胜利将文件放回柜子里,关上书房的门走了出来。
客厅里,刘萍已经把饭菜端上了桌。
红烧排骨,青椒土豆丝,紫菜蛋花汤。
简简单单,和过去二十年的每一个寻常晚餐没有任何区别。
“吃饭了。”刘萍招呼道。
陶胜利在餐桌前坐下,安静地吃饭。
……
实施办法下发两周后,市政府办公厅汇总了第一批执行数据。
十一月份市直机关的发文数量较十月同期下降了百分之二十六,尚未达到百分之三十的年度目标,但趋势已经非常明显。
下降的主要来源不是取消了多少份文件,而是合并。
过去需要分三份发的通知,现在合成一份综合通知一次性发出。
过去需要单独走文件的工作提醒,现在改为政务系统内的电子通知,不占发文指标。
会议数量的压缩更为显著。
十一月份市政府系统的全市性会议数量较上年同期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七,提前接近了百分之四十的年度目标。
减少的主要是那些通报性,部署性的套路会。
所谓套路会,就是上面开完了下面再开一遍,内容几乎完全重复。
参会的人也几乎完全相同,唯一的区别是换了一个会议室和一块桌签。
但督查减负这一条的推进速度,比前两项慢了不少。
原因很简单,督查检查涉及的部门利益和权力逻辑最为复杂。
每一个督查检查事项的背后,都对应着一个部门的年度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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