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719节

　　“各位代表，新的一年，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艰巨而光荣，市人民政府将在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在市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依法监督下，在市政协的大力支持和民主监督下，坚定信心、真抓实干，全力以赴推动武河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以实际行动和实际成效回报全市人民的信任和期待。”

　　报告宣读完毕。

　　一号厅里响起了持续的掌声。

　　陈捷微微欠身，离开发言席回到主席台座位上。

　　……

　　当天下午和第二天上午，大会进入分组审议环节。

　　六百五十三名代表按照代表团划分，分成十三个小组，分别在会议中心的各个分会场进行讨论。

　　分组审议是人大会议中信息密度最高的环节。

　　大会全体会议上，报告是单向传递的，市长念，代表听。

　　但分组审议是双向的，代表们对报告的真实态度、疑虑和诉求，全部在这个环节释放。

　　十三个代表团的讨论各有侧重，但有几个共性的焦点议题迅速浮出水面。

　　第一个焦点是化债，这是预料之中的。

　　当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把地方政府债务规模较大这种话写在白纸黑字上的时候，代表们不讨论才是不正常的。

　　但不同界别的代表，讨论的角度也截然不同。

　　一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半。

　　江汉区代表团分组审议会场。

　　会场设在会议中心四楼的一间中型会议室里，三十多名代表围坐在U形会议桌旁，桌上摊着政府工作报告的打印本和各自准备的发言提纲。

　　讨论已经进行了半个多小时。

　　前几位代表的发言都是中规中矩的肯定性表态。

　　“报告务实，数据翔实，方向明确。”

　　“过去一年市政府的工作成效有目共睹，营商环境的改善我们企业是有切身感受的。”

　　“期待新一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各项举措能够落地见效。”

　　套路化的正面评价在分组审议的前半程永远占据主流。

　　因为绝大多数代表深知，这个场合的发言是要被记录在案的，人大工作人员和列席的市政府相关负责人都坐在旁边。

　　说好话没风险，说真话有顾虑。

　　但随着讨论的深入，一些更真实的声音开始出现。

　　第一个打破平淡氛围的是建筑业界的代表周玉平。

　　周玉平五十三岁，武河本地最大的民营建筑企业之一，中恒建设集团的董事长。

　　他的公司在武河每年承接的市政工程总额超过四十亿，从道路桥梁到管网改造，从学校建设到公园绿化，几乎覆盖了城市建设的所有领域。

　　周玉平坐在U形桌的中段位置，面前的报告打印本被翻到了关于化债的那一页，页边用黑色签字笔划了好几道杠。

　　他举手示意要发言。

　　组长点了一下头。

　　周玉平清了清嗓子：

　　“各位代表，首先我跟大家一样，对过去一年市政府的工作表示高度肯定，成绩是实实在在的，没什么可挑的。”

　　“但报告里面关于2023年工作安排的部分，有一点我想谈谈自己的看法。”

　　他将报告翻到对应页面：

　　“报告里讲，严格控制新增政府性投资规模，所有新增投资项目必须经过严格的财务可行性审查。”

　　“这个方向我是完全拥护的，但我的担心是，具体执行过程中，尺度怎么把握？”

　　“我做建筑这一行二十多年了，武河的市政工程我们做了大量，过去几年城投公司的欠款问题，我们企业是最直接的承受者。”

　　“市政工程的回款周期越来越长，从最早的三个月变成半年，从半年变成一年，现在有些项目已经超过十八个月没有结算了。”

　　“如果2023年政府进一步压缩新增投资，就意味着新开工的工程项目会减少，能分给我们这些民营企业的蛋糕会变小。”

　　“存量项目如果要通过债务置换来降低成本，置换过程中会不会出现新的回款延迟？”

　　“化债是好事，但化债过程中，施工企业的应收账款怎么办？”

　　这个问题触及了化债工作中一个最敏感的利益关系。

　　政府化债，首先减的是支出，压的是投资。

　　而每一分被压缩的投资，在产业链的另一端，就是某个企业少拿到的一笔合同。

　　每一笔被拉长的债务置换周期，就是某个施工企业多等的一段回款时间。

　　化债的宏观收益是全市的，但微观成本是由具体的市场主体来承担的。

　　周玉平说完后，坐在他旁边的另一位代表接了话。

　　对方叫徐明昌，四十六岁，做建材供应的，和周玉平的公司有上下游关系。

　　“周总说的回款问题，我们供应商更困难，施工企业好歹有合同在手里，可以走法律程序追讨，我们供应商呢？很多时候连书面合同都不完整，就是一张采购单加一个口头承诺。”

　　“城投公司的人跟我说，材料先送来，款过两个月给你，两个月变半年，半年变一年，你去催吧，人家说账上没钱，等拨款，你不催吧，利息自己扛。”

　　“现在报告里说化债，我举双手赞成。”

　　“但化的是政府的债，那欠我们的钱算不算债？先化谁的？”

　　会场的气氛更加微妙了。

　　列席旁听的市政府办公厅联络员在本子上飞快地记录着。

　　这些声音会在当天晚上汇总成书面简报，送到市政府主要领导的案头。

　　但也不是所有人都和周玉平、徐明昌一样焦虑。

　　同一个代表团里，有一位代表的态度就完全不同。

　　何为民，四十一岁，武河本地一家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始人，做工业互联网平台的。

　　他听完前两位的发言后，举手开口：

　　“两位代表担心我能理解，建筑行业和建材行业确实受政府投资规模的影响最直接，但我想从另一个角度说说。”

　　“报告里有一组数据，民间投资增长11.3%，高于整体投资增速2.4个百分点。”

　　“这说明武河的民间资本是有活力的，愿意投资、敢于投资。”

　　“为什么愿意？因为营商环境确实改善了，过去两年搞的条例、搞的企业安静经营期，是实打实起了作用的。”

　　“我做工业互联网的，最怕的不是市场竞争，而是政策不确定性和各种隐性门槛。”

　　“现在这些东西在减少，我对武河的投资信心是增强的，不是减弱的。”

　　何为民顿了顿：

　　“至于化债，我的理解是，政府压缩低效投资，腾出来的财政空间干什么用？”

　　“报告里说了，要让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那什么是刀刃？高质量发展就是刀刃。”

　　“高质量发展的主体是谁？是企业，尤其是科技型企业和先进制造业企业。”

　　“政府少修几条没人走的路，省下来的钱用于产业扶持和技术创新，对我们这些做实体的企业来说，这是好事，不是坏事。”

　　何为民代表的是另一类市场主体的视角，那些不依赖政府工程吃饭、而是在市场竞争中靠自身能力生存发展的企业。

　　对他们而言，政府投资缩减不是利空，甚至可能是利好。

　　因为财政资源是有限的。

　　花在低效基建上的每一分钱，都是没有花在产业扶持、技术创新和人才引进上的一分钱。

　　存量优化、增量严控的背后，是一次资源配置方向的根本性调整。

　　从靠投资拉GDP的旧模式，转向靠创新和效率驱动增长的新模式。

　　有人在旧模式中获益，有人将在新模式中崛起。

　　组长见讨论已经充分展开，适时插了一句：

　　“大家的意见都很好，继续。”

　　……

　　同一时间，洪山区代表团的分组审议也在进行。

　　洪山区是武河的教育和科技大区，辖区内高校密集，科研院所众多，代表构成中教育界和科技界的比重明显高于其他代表团。

　　讨论的焦点和江汉区不同。

　　洪山区的代表们对化债议题的关注度相对较低，他们更关心的是报告中关于产业升级和科技创新的部分。

　　一位来自武河大学的教授代表发言：

　　“报告提到支持深元智能等本地创新企业做大做强，加快构建从算法研发到应用落地的完整产业链，这个提法我非常认同。”

　　“但产业链的完整性，不仅需要头部企业的引领，更需要底层人才供给的厚度。”

　　“武河有一百三十多万在校大学生，这是巨大的人才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