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720节

　　“问题是，我们培养的人，留得住吗？”

　　“武河高校毕业生去年的本地就业率虽然提升了，但还是有大量毕业生选择了离开。”

　　“他们去了珠三角，长三角，燕京。”

　　“因为那里有更多的高薪岗位，有更完整的产业生态。”

　　“报告里说做深做实，我完全赞同，但做深做实的前提是人留得住，人留不住，再好的产业规划也只是纸上文章。”

　　教授的发言代表了武河面临的一个结构性矛盾。

　　教育资源极其丰富，但产业转化能力和人才吸附能力相对不足。

　　培养了人才，却留不住更多人才。

　　这个问题不是靠一两个政策就能解决的，它需要整个产业生态的系统性提升。

　　而产业生态的提升需要时间、需要耐心、需要持续不断的投入和优化。

　　另一位来自光谷某科技企业的代表接话道：

　　“人才留不住的问题，核心不是薪资差距，而是生活成本和配套服务。”

　　“我们公司今年从北上广挖了几个核心技术骨干过来，薪资比原来还涨了百分之十五，他们还是犹豫了很久才决定来。”

　　“为什么犹豫？子女教育。”

　　“武河的优质中小学和北上广相比，数量和质量都有差距，他们愿意降级来武河工作，但不愿意让孩子降级读书。”

　　“报告里说新建和改扩建中小学校二十所，这个力度是够的，但关键是建在哪里、什么质量。”

　　“如果新建的学校都在远郊区，那对留住光谷这边的人才没有直接帮助。”

　　讨论在这个方向上继续延伸了一段时间。

　　教育、医疗、住房、交通……这些看似与产业无关的民生议题，实际上是决定一座城市人才竞争力的底层基础设施。

　　陈捷在报告中将民生列为第四条主线，不是随意排序，而是清楚地知道，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之间存在着深层的因果联系。

　　产业需要人，人需要好的生活环境。

　　没有好学校、好医院、好的社区服务，再高的薪资也留不住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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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让讨论出现分化和波澜的，是武昌区代表团的审议。

　　武昌区是武河的政治和文化中心，辖区内既有老城区的传统商业，也有沿江板块的高端服务业。

　　这个区的代表构成最为复杂，涵盖了从退休干部到私营企业主，从高校教师到社区工作者的各个阶层。

　　一月二十九日上午的审议中，一位房地产行业的代表率先把话题引向了敏感地带。

　　刘永宏，五十一岁，武河本地一家中型房地产开发公司的总经理。

　　他的公司目前有两个在建项目和一个待开发地块，去年的销售情况不太理想，现金流压力较大。

　　“各位代表，报告里关于化债的思路，我从宏观层面是认可的。”

　　他微微停了一下：

　　“但我有一个问题，报告讲增量严控、严格控制新增政府性投资，那城投平台的土地收储和一级开发投入算不算政府性投资？”

　　“如果算的话，那2023年的土地供应节奏会不会受到影响？”

　　“如果土地供应量收缩，短期内可能对地价有支撑作用，但中长期看，如果整个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节奏慢下来，新区的配套跟不上，那新开发的楼盘卖给谁？”

　　刘永宏的问题触及了城投化债对房地产行业的传导效应。

　　城投平台在过去十年里扮演的角色远不止融资和基建，它还是土地一级市场最大的参与者。

　　城投平台负责征地拆迁，土地整理，基础设施配套，然后将熟地推向市场供开发商竞拍。

　　如果城投新增融资被严控，一级开发的资金来源就会收紧，土地推向市场的节奏就会放缓。

　　对开发商来说，这是一把双刃剑。

　　短期看，供应减少可能推高地价和房价，对存量项目有利。

　　长期看，如果城市发展的物理空间不再快速扩张，房地产行业的总量天花板就确定了。

　　一个行业增量见顶的时刻，就是行业逻辑根本转变的时刻。

　　刘永宏的话说完后，又有两位房地产相关行业的代表做了类似方向的发言。

　　一位是做商业地产运营的，担心政府投资收缩会影响周边商圈的人流量和商业价值。

　　另一位是做装修装饰的，担心新建项目减少会直接压缩装饰行业的市场空间。

　　三个人的发言汇聚在一起，表现出的就是房地产及其上下游产业链，对政府投资规模有着高度的依赖性。

　　政府投资收缩对他们而言不是远虑，是近忧。

　　但会场里也有不同的声音。

　　一位六十八岁的退休干部代表在听完三人的发言后，开口了：

　　“各位代表的担心我能理解，做企业嘛，关心自己的碗里有没有饭，这是人之常情。”

　　“但我想请大家换一个角度想想。”

　　“武河的城投平台欠了将近五千亿，每年利息两百多亿，这两百多亿是谁的钱？老百姓的钱。”

　　“这些钱如果不是被利息吃掉了，可以多建多少学校？多修多少公园？”

　　“报告里说化债不是不发展，是让每一分钱花在刀刃上，我觉得这句话说得好。”

　　“过去这些年，武河修了多少路、架了多少桥、盖了多少楼？”

　　“有些确实是需要的，但有些呢？”

　　他没有展开说有些是什么，但在场的人都心知肚明。

　　那些投了几十亿却门可罗雀的产业园区，修到一半因为征地纠纷停工的城市快速路，还有规划了商业用途却因为开发商跑路而烂尾的城市综合体。

　　这些东西背后，都是城投真金白银。

　　“化债是给这座城市减负。”老代表继续道，“企业也许暂时会难一些，但城市轻装上阵了，长远来看，对所有人都好。”

　　“短期的阵痛和长期的健康，怎么选？我觉得答案是明摆着的。”

　　三位企业界代表的面色微微有些不自然。

　　他们无法反驳，因为从公共利益的角度看，老代表的话无懈可击。

　　但他们的焦虑也是真实的，因为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在很多时候是一致的，但在特定的历史节点上，它们之间会出现结构性的张力。

　　化债就是这样一个节点。

　　全市受益，部分行业承压。

　　大局向好，具体企业转型。

　　这是改革的必然代价。

　　陈捷在报告中没有回避这种代价的存在，也没有假装所有人都会在改革中获益。

　　他用的表述是：

　　“化债不是不发展，不是不投资”。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发展不会停，但发展的方式要变。

　　你能不能在新的方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取决于你自己的转型能力。

　　政府的责任是把方向定清楚、把规则立公正、把底线守住。

　　至于市场主体在新规则下如何适应和进化，那是企业自己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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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月二十九日下午，各代表团的审议继续进行。

　　到第二天上午截止时，十三个代表团累计产生了二百四十余条审议意见和建议。

　　市人大常委会的工作人员将所有意见按照内容分类整理后，形成了一份十二页的意见汇总。

　　汇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几个关键词是，化债节奏、企业回款、产业配套、人才留汉、教育均衡。

　　其中，与化债相关的意见占到了总量的将近三分之一。

　　意见的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是明确支持。

　　支持者主要来自科技界、教育界和基层社区的代表，他们的逻辑是，政府轻装上阵有利于将更多资源投向民生和创新。

　　这一类约占百分之四十五。

　　第二类是有条件支持。

　　这一类代表认同化债方向，但对执行节奏和配套措施提出了具体要求。

　　比如施工企业的存量应收账款能不能优先清偿？化债过程中在建项目的资金能不能保障？严控增量的同时，对民生类基建投入能不能区别对待？

　　这一类约占百分之三十五。

　　第三类是有明显顾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