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第39节
母亲的叙述，令我心潮难平。革命吞没人，尤其像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
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
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
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
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
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
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
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
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
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
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
：“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
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
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
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
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
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
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
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
。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
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
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
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
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
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
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
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
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
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
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
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
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
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
和‘文革’，其吞没与消化的程度，因人的硬度而不等。当然，知识分子往
往是其中最难消化的部分。张伯驹自然属于最难消化的一类人，而他的硬度
则来自那优游态度、闲逸情调、仗义作风、散淡精神所合成的饱满个性与独
立意志。他以此抗拒着革命对人的品质和心灵的销蚀。任各种潮汐的潮涨潮
落，张伯驹都一如既往地守着做人的根本，过着他那份生活。张伯驹的一生
见过许许多多的昂贵之物。而我所见到的昂贵之物，就是他的一颗心，一颗
充满人类普通情感和自由的心。
1980年春节，我对母亲说：“咱们去给张伯驹、潘素夫妇拜年吧。”母
亲同意了，我们还去友谊商店买了上等的水果。
当我见到潘素的时候，她比我们还要高兴，特意拿出当时还是稀有之物
的雀巢咖啡加伴侣，给我和母亲各冲一大杯。冲好后，又往杯子里放了满满
三勺白糖。她让我俩趁热喝。
喝的时候，潘素不住地上下打量我，看着看着眼圈就红了，喃喃自语道
：“小愚可怜，怎么也没想到在牢里一呆十年。”
我问：“张伯伯呢？在家吗？”
潘素笑着说：“他现在比我忙，他供职的中央文史馆事情不多，可其他
单位的事情倒不少。像什么诗词学会，书法学会，画院，京剧院，昆曲社，
文物学会，文史资料委员会，都来请他，甚至连那些杂七杂八的事，也都来
找他。今天，又不晓得让什么人请走了。”
潘姨的口气里，不无抱怨，但也裹着一点小小的得意。我认识的国民党
太太和共产党夫人不算少。潘素是恐怕是最有资格为丈夫得意的，只是这种
得意来得太晚了。
潘素问我是否还想继续学画？并说：在我走后还有个唱京戏的，叫杨秋
玲的女演员跟她学了一阵子画。
我告诉她：自从四川调回北京，被文化部分配在中国艺术研究院的戏研
所。它的前身就是我当年就读的中国戏曲研究院。同事不是师长，便为学友
。然而，我的遭遇与归队，未得他们多少的同情和欢迎。工作上，人家或拿
研究课题，或进入国家项目。领导给我的任务不外乎做记录整理，拿着录音
机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一个好心人偷偷对我说：‘令尊大人还是头号右派，
你虽说坐牢是冤枉，可你敢说敢做，思想犀利，政治上不安分是事实。讲老
实话，你能从四川调回研究院，大家就足够吃惊的了。’”
讲到这里，我自己的情绪也激动起来，竟大声地说：“潘姨，共产党亏
待了我章家两代人。我不背叛这个政权，就算对得起他们。眼下人家如此轻
贱我，我就必须自强。所以，我顾不上跟您学画了，先得把业务抓起来。”
潘素对母亲说：“小愚被关了那么多年，性情丝毫未改。”
坐了一个多小时，见张伯驹仍未回来，我们母女便告辞了。
1980年冬季，一天的中午，正是机关下班食堂开饭的时候，我竟在单位
的二门口，看见了张伯驹。他已是龙钟老态，非往昔丰采。手持拐杖，缓缓
而行，身着宽大的丝棉衣裤，越发显得单薄。他老人家在这个时刻出现，我
估计肯定是院领导请包括他在内的院外学者，参加什么座谈会。一个清水衙
门请一群无官阶的文人开会，当然只有清谈，谈到肚饿为止。此刻，我觉得
自己当请他老人家吃顿饭。哪怕是去斜对面的小面馆，我俩各吃一碗晋阳刀
削面，也好。于是，我一边向张伯驹招手，一边朝他跑去。老人家好像没有
看见我，只顾使劲地拄着手杖，迳直奔向自己的目标。顺着他奔走的方向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