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并不如烟 第41节
了两天，又死了一个。这时伯驹想闹也闹不动了，他从感冒转成肺炎。”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
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
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
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
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
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
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
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
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
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
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
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
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这一点，恰恰应验
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
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
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
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⒀。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
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⒁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
，“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他请我的同事转呈给中国剧协
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张庚看了，对我的同事说：“这是在用没落的情绪去看戏。这样的书，
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记梦诗注》才由宝文堂书局出
版。
然而，也有让我感到宽慰的事。一次，我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
坐的是京剧名演员袁世海。
我的学友低声问我：“你认识袁老吗？”我摇摇头。
学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说：“我来介绍介绍吧。”
当介绍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研究员的时候，袁老不过点点头，
很有些冷淡。当介绍到我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袁世海的态度大变，变得
热情而恭敬。他握着我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们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学
潘素又告诉我们：“伯驹死后，有人跑到北大医院，站在大门口叫骂：
‘你们医院知道张伯驹是谁吗？他是国宝！你们说他不够级别住高干病房？
呸，我告诉你们——他一个人捐献给国家的东西，足够买下你们这座医院！
把那些住高干病房的人，都扒拉一遍，看看哪个的贡献，能赶上张伯驹？’
”
担任北京市卫生局顾问的母亲感叹道：“医院压根儿就不该这个样子。
可是在官本位的制度下，我们的医院就认部长、局长、红卡、蓝卡，不认得
张先生的真正价值。”
其实，就算把官本位取消了，如果一个民族对文化的认识尚未达到成熟
的话，像张伯驹这样的文人，其社会地位就一定会排在要人，贵人，阔人及
各色成功人士的后面，甚至在末尾。
张伯驹的追悼会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悼者无数，挽联无数。我代表
母亲赴会，在人群中被推来搡去，根本无法去贵宾室慰问潘素。萨空了和千
家驹看见了我，一把将我塞进了他们俩个当中，叫我别再乱跑，安心等候开
会。在等候的时间里，三人不禁对张伯驹的逝世，深感痛惜。我心里知道：
萨、千二位在（19）57年是民盟反右的积极分子。
萨空了说：“伯驹先生是我们民盟的骄傲。说句老实话，把我们现在的
三个部长的作为加在一起，还抵不上张伯驹一个人的贡献。”
千家驹讲：“这几年，我参加的八宝山追悼会不知道有多少次了。很多
人的悼辞上都无一例外写着‘永垂不朽’。依我看，并非都能永垂不朽，真
正的不朽者，张伯驹是一个。”
不久，潘素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据说是当时的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副校
长宋振庭的提名。六十年代初张伯驹在长春，担任吉林省博物馆第一副馆长
，也是他的安排。那时，他的身份是中共吉林省委书记。这一点，恰恰应验
了父亲生前说的一句话——“你们的才学，靠我们这些民主人士欣赏是没有
用的，要等到中共里面的伯乐去发现，才能发挥出来。”
张伯驹晚年患白内障，极少出门。闲坐无聊，便回忆起自七岁以来所观
之戏、所演之戏、以及菊苑佚闻。于是，“拉杂写七绝句一百七十七首，更
补注，名《红毹记梦诗注》”⒀。张伯驹还特意说明这本书“其内容不属历
史，无关政治，只为自以遣时。”⒁不想，书流入民间，即获赞誉。1978年
，“诗注”由香港中华书局出版。
八十年代初，吴祖光从香港将此书带回。他请我的同事转呈给中国剧协
副主席、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庚先生，看看是否可以出版。
张庚看了，对我的同事说：“这是在用没落的情绪去看戏。这样的书，
怎么能出版呢？”
直到张伯驹去世后的第四个年头，《红毹记梦诗注》才由宝文堂书局出
版。
然而，也有让我感到宽慰的事。一次，我参加一个戏曲学术会议，旁边
坐的是京剧名演员袁世海。
我的学友低声问我：“你认识袁老吗？”我摇摇头。
学友不管我是否同意，便说：“我来介绍介绍吧。”
当介绍我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戏研所的研究员的时候，袁老不过点点头，
很有些冷淡。当介绍到我的父亲叫章伯钧的时候，袁世海的态度大变，变得
热情而恭敬。他握着我的手说：“令尊大人是我们非常景仰敬佩的专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