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传 第1节

谈歌：天下荒年
忘记了那个年代，就等于背弃了一种人格，唯有这种人格，才能激扬起我们弱化了的世界，使我们像沙子一样涣散了的人群，重新聚集成水泥钢筋一样的人格建筑，在这一个风雨如磐的世界中，以求得精神坚强地再生。
　　　　　　　　　　　　　　　　　　　　　　——作者题记
我纪念我的父亲，不仅仅因血缘的关系。为了我的出生，我的父亲和母亲都付出了过于沉重的代价。
我是一个私生子，一个没有经过人类文明生产原则的承诺，就冒冒失失跑到人间的生命。直到我为人妇为人母之后，仍羞于提起我的父亲和我的母亲。我内心世界中，至今仍觉得自己是一个孽障。这种负罪感或许会像阴影一样紧紧缠绕我的一生。这真是悲凉没顶的事情啊。
1949年，父亲进城后，就脱去了军装，在北方的一个城市里给市委书记当秘书兼市委秘书科长。一个前程似锦且不好估量的职业。
我的祖父是地主，父亲就比高玉宝们幸福，他读过书，有文化。连天的炮火一经停止，文化就有了超越出枪杆子的优势。所以，有文化的父亲就很受重用。按照他的一些老战友的说法，他若不出那桩风流韵事，以至断送了政治前程，以至最后连生命也搭了进去，他现在或许已经是省一级的干部了。
我常常负疚地想，我这可悲的生命或许是用一个省长的性命换来的。
也有人说，我父亲的悲剧就在于他是一个读书人，读书人喜欢读书人，于是就喜欢出了问题。由此看来，“喜欢”这种人类行为，一旦过了头，就不会是什么好事了。乐极生悲，大抵如此。
1951年，第一批大学生分配到市委机关。其中一个叫黄玲的姑娘迷住了父亲。父亲的悲剧由此开始。
我走访过父亲的一些老战友，他们回忆说，黄玲姑娘长得好漂亮，爱笑爱唱。他们使用了一句陈旧的比喻，说黄玲像只百灵鸟。
市委书记贺二喜也喜欢上了这只百灵鸟。于是，父亲就有了一个强劲的情敌。
脱下军装之前，贺二喜是师长，父亲是他手下的一个营长，贺二喜很赏识父亲，贺二喜当了市委书记之后，就让父亲给他当秘书，后来又当秘书科长，这应该是一对铁心铁胆了的上下级，却成了情场中的对手。该如何较量。贺二喜的优势大子父亲：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独身。妻子在战争中牺牲。无子女，无家室之累。我父亲则是有家室的。但父亲的一些优势也大于贺二喜：有文化，三十岁出头，年轻英俊。贺二喜则是四十开外，一张有刀疤的脸，一副能使天下所有的林黛玉们望风而逃的凶恶的面孔。
情场逐鹿谁得手？战友们都劝父亲退出这场角逐，把黄玲让给贺师长。
在战场上对贺二喜唯命是从的父亲，竟昏了头似的，毫不让步，他一面抓紧与那个斗大的字认不下几箩筐、死活不进城、仍在村里当妇联主任的妻子袁桂兰离婚；一面加紧对黄玲的攻势。后来干脆把黄玲调到市委秘书科，控制在自己的视野之内，并对再来劝他退出角逐的战友大发雷霆：我就是要娶黄玲，豁出去这个科长不当了，也要娶她。
不爱江山爱美人。这真是一句气吞山河的爱情誓言，却也真是一句误事的蠢话。情场使人变傻，大概人同此理。我可怜的父亲也不能免俗。遗憾的是我没能了解这段男欢女爱故事的全貌，如果能细细写出来，相信也会使当今的情种们泪飞如雨。
我猜想，当父亲信誓旦旦地对黄玲表白了决心之后，风情万种的黄玲姑娘一定会扑上来像根常春藤似的吊在我父亲的脖子上，撒娇道：你真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啊！我想或许会是这种情况的。父亲当时一定沉醉在温柔乡里不知归路了。
父亲经过了一年多的离婚大战，竟以失败告终。袁桂兰不肯离婚，最要命的是父亲必须到家乡的县法院去请求离婚，而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就是我大怕。大伯对这种陈世美的行为是深恶痛绝的，他坚决反对我父亲离婚。县法院谁敢成全我的父亲？
于是，可怜的父亲就不能和黄玲结婚。更悲剧的是黄玲却怀孕了。这样就既成了乱搞男女关系的事实，黄玲受了处分，被下放到牛奶厂去劳动了。父亲也因此被停职检查。这件事对于今天许许多多敢于未婚先孕或婚外乱孕且不受任何指责的少男少女们，或许是不可思议的。而当时的情况的确就是这样的。应该说，那是一个不相信爱情的年代，如果随便我一个人来问问，人家都会说：什么爱情，明明是乱搞嘛。我的父亲作为一个有妇之夫，敢于拼死拼活地去追求黄玲，他已经付出了最大的代价，已经表现了他最大的胆量，他作为一个有着远大前程的革命干部，敢于让黄玲的肚子在光天化日之下大起来，他也已经愚蠢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
事已至此，贺二喜悻悻地退出了对黄玲的角逐。
于是，就有一个记者恨恨地写了文章，在Ａ市的报纸上刊登出来了。文章指名道姓地对我父亲进行了道德攻击。说我父亲是丧尽天良的陈世美，一进城就被花花世界迷住，另觅新欢，企图甩掉用小米支援了革命的农村妻子，那时的报纸绝非今天可比。今天的报纸已经没有了当年那种权威性：相反还产生出一种越批越香的效应。真是怪怪的。而在当时，父亲的恶行一经见诸报端，他的政治生命也就宣告完结了。很快，他的处理结论也就有了：撤去市委秘书科长的职务，调离市委，下放到炼铁厂参加劳动。
这一对曾有过片刻之欢的露水鸳鸯，就这样生生被拆散了。但事情没有最后结束，黄玲已引起政工部门的注意，市委组织部开始了对黄玲历史的调查，调查很快有了结论：黄玲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参加过三青团，而且和国民党特务有过接触。特嫌？
黄玲是在牛奶厂干活的时候被抓走的。她竟没能和我父亲见上一面。她和他都不曾想到，这一别竟成永诀。
黄玲给我父亲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女儿。这是他俩苦恋一场的唯一收获。这个女孩名叫援朝。援朝就是我。我很不光彩地来到人间，却有了一个十分光彩的名字。
二十六年后，当我再次见到我的母亲黄玲，她已经是白发苍苍了。当我看到站在我面前的这个表情木讷的老女人，看到岁月在她脸上刻下的纵横交错的皱纹，我找不出一丝她曾经有过的青春的影子。我暗暗奇怪，难道她就是那个曾经让我父亲神魂颠倒不惜和贺二喜反目为仇的黄玲吗？我突然强烈感受到了岁月的残酷。我由此突然怀疑“冲冠一怒为红颜”这句古话的可信性。真是悲剧。
更可悲的就是，母亲出狱那天，正是我父亲自绝于人民的二十周年，这一对生死茫茫的男女啊。
那天，刮着大风，天空被搅得昏昏黄黄。我晕头晕脑地坐了三天两夜的火车，又坐了一天一夜的汽车，匆匆赶到西北某地那个劳改农场，去接平反出狱的母亲黄玲。我在那间插满了铁条的鸟笼子一样的候客室里等候了十几分钟，一个表情像沙漠一样干燥的女管教干部，领来了一个身材瘦小且佝偻的老女人。我明白了她就是我的生身母亲黄玲。黄玲听我通报了姓名，怔了许久，才木木地点头，就再无话，那天，因为没有赶上火车，我和她就在那个小镇住了一夜，晚上，我小心翼翼地把我父亲早已不在人世的事实告诉她，她依然没有表情。过了许久，她那消瘦的双肩颤抖起来，让我想到了在寒风中战栗的枯叶，她使劲用于帕捂住嘴巴，两行浑浊的泪水淌下来，很快就把一张满是皱纹的脸，弄得一塌糊涂了。她就这样无声地哭着。终于，她突然哑哑地喊起来：是你爸爸害了我啊。我恨死他了。她一把抱住我，嚎啕起来。
窗外是野野的狂风，恶恶地扑打着门窗，仿佛要向我讲述一个凄绝的传说。
我至今记得，我当时心如刀割。我不曾防备她对我父亲仇恨到这种程度，由此我开始怀疑她对我父亲爱情的真实。我可怜的母亲，她作为一个从风雨飘摇的旧中国过来的小知识分子，对我父亲究竟会有多少理解和爱呢？谁又敢保证没有攀附投机的成分呢？或许我大阴暗了，但反思这件父母的悲剧，我宁愿相信父亲比母亲更真诚些。我突然有些讨厌起这个有些病态的老女人了。一年之后，当我躺在Ａ市妇幼医院的产床上，呼天抢地欲死欲活的时候，我才猛然间原谅了黄玲，她是我的母亲啊，她也曾在生下我的时候，经历了这样一场生死的炼狱啊。
父亲的死，除去那场社会悲剧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他的性格所致。当然也不能不说黄玲给他带来的厄运，母亲被捕后，父亲的档案里被注明了“特嫌，控制使用。”这些，父亲是不知道的。1979年为父亲平反时，才撤出了这个结论。我当时看着那几张泛着黄色的纸页，心里悲哀极了。父亲是背着这个结论走到了生命尽头的。好比你穿着一件新衣服，你的背后被人悄悄划上了一个丑陋的记号，你却一无所知，仍是向前走着，你看不到你身后那些异样的目光，你是多么的可悲和愚蠢啊。
父亲死于1960年。
1960年，当那场大饥荒走到人们的眼前，中国的老百姓才突然发现社会主义竟也埋伏着饥饿这样一个定时炸弹。炼铁厂的食堂管理员因为偷偷地多吃了一个菜团子，被下放回家了。据说，那个管理员也是一个抗战时期的老革命了，如果不是为那一个菜团子，是决不会被下放口家的。一个菜团子，即把他出生入死的革命经历一笔勾销了。他如果能够活到现在，我想他一定会为当年没能管住自己的嘴，而悔恨一生的。
父亲被调到食堂当管理员。
那年我九岁，每天放学回家，就等父亲回来熬菜粥。我永远记得那菜粥的制作工艺：抓一把混合面（高粱面玉米芯之类合成），放进沸水中，然后再加入野菜，再加入盐，等锅中的水再度沸起，即用力搅拌。约五六分钟以后，便熄火，可以吃了。
那天，父亲很晚了还没回来，我饿得顶不住，就自己动手做饭，就趁机多抓了两把面，放了比平常少的野菜，我至今记得那顿饭吃得非常奢侈。结婚以后，我多次跟丈夫说起那顿饭，说很想再做一回吃吃。丈夫笑：那你就试试，你肯定会成了相声里的那个要喝珍珠翡翠白玉汤的朱元漳。我也笑。就终于没有一试，我怕破坏掉记忆中那个奢侈而又香甜的记忆。那天我吃得很饱，吃完了就害怕，怕父亲回来教训我。每顿饭他是决不让多放面的。我越想越怕，后来大概是睡着了。大概还做了一个很开心的梦。
父亲那一夜没有回来，第二天一早，厂里来了一个阿姨，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字。只记得她的脸尖尖的，眼窝深深的，挺严肃的。阿姨送我去上学。中午她又去接我去厂食堂吃饭。我问阿姨我爸爸去哪了？阿姨说你爸爸有事，让阿姨陪你的。几天以后，我才知道父亲死了。
食堂丢了一袋混合面。立刻就惊动全厂。那是个粮食比金子还金贵的年代啊。就成了厂里的一件大案。就有人怀疑我父亲偷了。因为那天是父亲值班。于是，厂保卫科就把父亲找了去，要父亲交待。父亲气坏了，就吵了起来。结果，父亲就被关了起来，隔离审查了。当天夜里，父亲就自杀了。他拔下墙上的一根钉子，刺断了动脉。血就像无数只红色的小虫，急促促地爬出门去。
1964年四清运动中，那个食堂的一个姓张的炊事员因为经济问题被审查，就交待了那袋混合面是他偷的。
父亲真冤，当时厂里是以畏罪自杀报上去的。当时的市委书记贺二喜听到消息就火了，一个电话把炼铁厂的书记厂长叫了去问话。那个厂长刚刚跟贺二喜说了两句，就被贺二喜扬手一拳打了个跟头。贺二喜破口大骂：我操你们租宗，秦志训是那种人？于是，父亲就被以病故处理了。贺二喜亲自主持了我父亲的后事。那天，我是第一次见贺二喜，只知道这个络腮胡子的伯怕是父亲的战友，是个曾经骑马打仗的大官却不知道他还是父亲的情敌。贺二喜看着我父亲的棺材，凶凶地盯着我说：哭哭你爸，他要走了。哭啊。我就趴在那具黑色的棺材上哭。贺二喜一把搂住我，我看到他眼睛里大颗大颗的泪蛋子滚下来。我一直很被这种战友的感情所感动。我丝毫不怀疑这其间的真诚。
父亲死后，我被贺二喜接到他那里住了两个多月，之后，父亲的妻子袁桂兰就来Ａ市接我。
我第一次见到了袁桂兰。她是一个非常爽朗的农村妇女，一说话先笑。她梳着短发，一双小眼睛，亮亮的。她的脸贴着我的脸，任泪水流着，流到了我的嘴里。我至今记得从那双小眼睛里流出的那咸咸的泪水。贺二喜让我喊袁桂兰娘。我喊不出。贺二喜就朝我瞪眼。袁桂兰就笑：叫不出就不叫。
袁桂兰就从怀里掏出一块带着她的体温的菜馍让我吃。我就大口大口吃得很香。袁桂兰就间我想不想跟她到乡下去？我就点头。贺二喜对袁桂兰说：我对不起你啊，我没有把老秦看管好，他不该死的啊。袁桂兰没说话，眼里就又有了闪闪发亮的东西。贺二喜说：这孩子你要不想带，就交给我来养好了。袁桂兰笑了笑说：我喜欢这孩子，这孩子长得挺像她爹的。贺二喜也笑道：我也挺喜欢这孩子。你要是不想带她，我还真留下她了。真是有几分像老秦呢。
第二天，贺二喜送我和袁娘上了车站。我们上了车，贺二喜就在车下朝我们挥手。我看到他那只独眼里淌下了几滴泪。贺二喜1964年病故，没有经过那场史无前例的运动。
我就随袁桂兰回到了父亲的家乡。我就跟袁桂兰在一起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我就有了母爱，至今我也认为袁桂兰是我的母亲。她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我始终不能理解上苍为什么要在她和我父亲之间安排一场悲剧的结局。恩恩怨怨生生死死，一切好像都在宿命里安排好了。
我也常常想，男女婚配，也许并非命中注定，实在是机遇的缘故。或者黄玲真该成为父亲的妻子，但却不一定非我父亲不嫁。袁桂兰也并非不可以同我父亲离婚。也许黄玲嫁给我父亲她会十分幸福，但焉知她与张三或者李四结合就是堕入火坑呢？或者大幸或者大不幸，谁又可知？但黄玲一旦钟情于我父亲，诸多可能便不复存在，又怎能逞论她与我父亲一定是爱情悲剧呢？幸与不幸，真是无法预料，推而广之，人世间大抵如此。谁是明哲？人生由始至终，爱与不爱，无论悲欢，到头来都是茫茫白骨，一缕轻烟。如此说来，爱与不爱便无可无不可，无所谓真心或者假意，爱得过于沉重，一定要认真起来，便有些轻薄了，便让人不好承受了。黄玲如此，袁桂兰也是如此。
我叫袁桂兰娘，她是燕家村的党支部副书记，兼妇女主任。我和娘和大娘住在一起。大娘是大伯的妻子，在县里当干部。大娘那年在燕家村搞社教，就住在家里。大伯那时已经当了地委书记，很忙的，不常常回来。
大怕是我的家族中很了不起的人物。大伯1958年至1962年当过我们那个地区的地委书记。
大伯最辉煌的历史就是跟毛主席合过影，那张照片我见过。大伯死后，地区组织部的人把照片连同底片一并收走了。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地区的日报上刊出过这张照片，只是被做了技术处理，上面只有毛主席，大伯不见了。1986年，纪念毛主席逝世十周年，这张照片重新刊出，才有了大怕的形象。
这张照片是新华社的记者拍摄的，毛主席站在麦田里，戴一顶草帽，穿一件白衬衣，慈样地笑着，是全国人民都熟悉的那种伟大的慈祥，白衬衣的肘弯处，有两块补丁，很打眼。裤腿高高地挽过膝盖，大伯站在主席的右侧，穿得很整齐。是那种当时十分流行的中山装，裤腿有笔直的裤线。头发刚刚理过，很整齐，发型很土气，没有留鬓角，样子十分滑稽，好像是一个扣在头上的黑锅盖。大伯张嘴笑着，笑得很傻气，是那种很幸福又很小心的笑。那年是大跃进，毛主席来这个县视察，在地头和大伯合影的。大伯那时是苍山县县委书记。
大娘回忆说，当时地委通知，只说是中央首长要来视察，可谁也没想到会是毛主席来。大怕两天两夜没睡觉，白天下地参加劳动，晚上在办公室里点灯熬眼背材料，准备汇报，那无的上午，大伯正在地里浇水，弄得浑身的泥泥水水。很狼狈。地区的一个副专员风风火火开着卜辆吉普车赶到地头，扯着嗓子吼大怕。大伯就挑着水桶跑过来。这才知道是毛主席来了。大伯慌得扔了水桶连丢在地头的鞋也没有来得及穿，就赤着一双泥脚上了副专员的车。谁也不曾想到，大伯这一双泥脚后来就有了名堂。那天，所有地委的干部和省委领导都在路边静候着。初夏的风暖暖地吹着，人们却都觉得内心有一种说不出的燥热。不知是谁喊了一声：来了啊，人们就看到远远地有几辆吉姆汽车沿着乡间的土道开了过来，扬起阵阵黄尘。车停稳，先是几个工作人员下来，然后就有一个高大的男人在下来。有人惊呼一声：毛主席。省委的领导和地委的主要领导迎上去。毛主席和他们握了手，就用浓重的湘音问道：本方土地可在？省委书记就看地委书记，地委书记就低声喊：秦志达，秦志达快过来。大伯就忙从人群外面慌慌地应一声：我在哩。众人就闪开一条道，大伯就战战兢兢走过来。地委书记见大伯一身泥水，裤子挽过了膝盖，没穿鞋，脚上都是泥。就低声埋怨：你怎么搞的嘛？大伯就尴尬地站在了那里。
毛主席就笑道：县太爷，毛泽东今日要打扰了。就仰出手跟大怕握。大伯两只手上都是泥，就慌得不知如何是好，手就被毛主席握住了。大怕就口吃起来：主席，我这手脏啊。毛主席就笑：那你就是一个脏官喽。你刮地皮了吗？大伯一时怔住了。主席就说：一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啊。开句玩笑。大家就都笑了，大伯也就跟着笑了，心就松了一口气。毛主席打量了一下大伯，就问：你是刚刚下田了？大伯点头：是的。主席问：你的鞋子呢？大伯不好意思他说：报告主席，刚才乱跑，忘到田边了，主席就笑着朝田里走，大伯慌慌地跟在后边。主席就问：你这个泥腿子县太爷；可知道贵县出过什么大人物啊？天宝八年，李太白曾路过此地，对贵县印象不佳啊。
把大伯问得哑口无言，主席就对大怕讲了一段李白的故事。又对大伯说，当中国共产党的干部，应该读读中国历史，否则就当不好共产党的。后来，大伯让人给他买来内部版的二十四史，堆在他那间宽大的书房里，还有《红楼梦》什么的。大伯死后，这些由大娘保管，我曾去翻过，书皮都已经泛黄，里边却都是新新的，书的主人肯定没有看过。一屋子书就那样神气活现地立在那里，我不解，大伯没有看这些书，却为什么要买这些书？为了装袋样子，还是他根本就看不懂这些书？他一生追随伟人，却无法效仿伟人。大娘曾苦笑着对我说：你大怕就不是读书的材料。
第二天上午，趁毛主席睡觉的时候，地委书记让大伯赶快去理了发。并让大伯去到商店买了一件蓝呢子的中山装。毛主席一觉醒来，看到换了装束的大怕，就笑着摇头：不好，不好。不像一个泥腿子了啊。大伯当时尴尬极了，就穿着这身新衣服跟毛主席去麦田，就跟毛主席合了那张影。那天晚上，毛主席召集省和地区的领导开会，主席讲要保护群众的积极性，讲到快天亮的时候，大家都饿了，毛主席就让大怕请大家吃饭，主席对大怕笑道：县太爷，肚子要闹革命喽，我出钱，你请大家的客。大怕笑着就要去安排饭。主席笑着喊住大伯：我出门匆忙，没有好多钱，就请大家每人吃一碗面条，大伯就愣了。主席又笑道：我是管吃不管饱，就这样。结果大家都没有吃饱。吃罢饭，大家空着半个肚子继续开会。散会时大伯悄悄问主席，为什么不让大家吃饱？主席淡淡的道：我就是要让大家饿饿饭的，你们都是一方诸侯，各有地盘，自然不会饿饭。饿一饿饭，尝一尝挨饿的滋味，就会知道老百姓的日子。大伯怔怔的。
毛主席走后，大怕就把那件中山装锁了起来，到死再也没有穿过。而且再也没有穿过一件新衣服，大怕常常说：知道吗？毛主席的衬衣打着补丁啊。大娘说，大伯每每讲起这件事，眼睛总是湿湿的。
毛主席视察了之后，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表扬了大伯，说大伯是一个“泥腿子县太爷。”大怕由此大红大紫起来，很快就调到地委当了书记。于是，大怕就更加拼命地放卫星了。听大娘讲，大伯1958年整整一年没有回家，各县跑，亲自指挥上山伐木开山造田，大炼钢铁。有时就住在山上，累得一度吐了血。仍然拄着一根棍子在山上转，像一头凶凶的豹子，在山上吼。一些新闻单位的记者就蜂拥而来，采访这位泥腿子书记。于是，中央省地区的报纸上，常常有大怕的名字和新闻照片出现。
然而，生活却无情地嘲讽了大伯。1960年，我们这个地区在全国饿死人的数量，是名列前茅的。苍山县的死亡率占全地区的榜首。1962年，中央开会，省委书记去了，回来后，省委开会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省委书记对大怕说：主席要我替他问候你，他说要找你算账哩，你那个地区怎么会饿死那么多人啊？
大伯脸色苍白，一句话也说不出。回来后不久，就住了医院。再不久，就死了。一个人的生命，真像是一片树叶，刚刚还是绿绿的，一阵风过后，却说黄就黄，说落就落了。而且人一死，就什么也没有了啊。
我常常想，大怕应该是吓死的，大伯临死前，对大娘说：不要给我穿鞋，主席说我是泥腿子县太爷。就让我光着脚走吧。于是，大伯就被光着脚装进了棺材。
大伯的儿子女儿都在农村，直到大怕死。也没能把户口转到城里。大怕生前曾说：都想进城，那谁来种地啊？我是领导，我就要带头让孩子在农村扎根。大娘1982年离休，她曾在地区水利局当办公室主任，离休后，把户口迁回了老家。地区老干部局按政策给她一笔安家费，可大娘没要这笔钱，把这笔钱捐给了地区养老院。
大伯的两个儿子现在都当了爷爷，始终在农村务农。大伯的三个孙子这几年常常进城跑买卖，到我家里来过几回。喝多了酒，就骂他们的爷爷：那老爷子太死心眼。当了那么大的官，还把一家子丢在农村了。我听了，心里十分感慨：如果大伯地下有知，他该作何感想呢？
前几年，听说县里卖户口，一万块钱一个，大怕的几个孙子都买了户口搬到县城去了。只是大伯的两个儿子都没有进县城。大娘也没有进城。听说孙子们还和我那两个堂哥吵了一架。
1960年夏天的叫个阴阴沉沉的日子，仿佛老天爷有着无限的心事。我被袁娘接回了父亲的家乡，那天我跟着袁娘在县城下了车，又步行寸十余里山路，才到了燕家村。我就看到了燕家村的土房和草房，全是黄土泥墙，远远地就像一群黄牛呆呆地卧在那里晒太阳匕太阳光烈烈地泼下来，黄牛们便周身闪着金光。走近了，才看出那是墙上的黄泥中拌有麦秸，麦秸在阳光下黄灿灿的。一个中年汉子站在村口迎住我们。袁娘叫了一声三哥，又对我说，这是你三伯。我就怯生生地叫了一声三伯，三伯哈哈笑了，我发现三伯长得很像我父亲。三伯就很亲热地背起我往村里走。我后来才知道，三伯是被罢了官，回乡养病的。三伯走了几步回头对袁娘笑道：天太热了，到村前的并上喝口水再走吧。我们就去了村前一眼井上去喝水。那口井前是一座大庙。三伯苦笑道：全村就这一眼井有水了啊。也许真是这庙里的灵气护佑啊。
村前这一座大庙，叫燕王寺。这座庙方圆百里有名，常常有人来进香。传说这座古庙是北魏时的建筑，很是有些来历的。也有的说，此庙是唐代一个一生坚持克己复礼的官僚的纪念馆。这位官僚姓燕，燕家村是他的封地，如此说来，燕家村都是他的后人了。可是燕家村三百余户人家偏偏就没有一个姓燕的。很怪的。
庙门前有一块石碑，上边刻写着密密麻麻的隶书小字，我到燕家村那年看到过。听大人们讲，上边刻着燕家村的村约。村约要求村民们克己复礼，非礼勿视，非礼勿动，非礼勿做什么的。我看不懂，大概就是这些意思。等我能看懂的时候，这块碑已经不在了。
碑文规定，凡是违犯村约的，都要自缚在碑前，不进水米，暴晒三日。重犯者，还要在碑前给以杖责，以警百生。如此说，这座石碑又是燕家村人自设公堂的地方了。据老人们传说，燕家村百年间的记载中，从未发生过偷窃的事情。
1958年村上修水渠，要拆去这座庙。那年毛主席来县里视察，说这座庙是一个古迹，要保护。人们就不敢再拆了。县里还拨了专款修整了一下。到文化大革命，这座庙被从城里赶宋的红卫兵给拆了。拆下的砖头，被村里人弄回去或垒了圈或砌了鸡窝。“文革”后，乡里几次提议重修燕王寺，可是县上没有钱，只好作罢。前年，燕家村里的几家富户，私下核计重修燕王寺。于是，村里的大户纷纷解囊捐款。其中包括大伯的两个儿子。于是，重金从城内请来了几个高级工艺美术师，先画图，再设计修改，反反复复弄了小一年的光景，才定下稿子。然后就从城内请来包工队，叮叮当当干了三个多月，一座华丽的寺庙重新盖了起来。听说竣工那天，县里的干部们都来剪彩，还请了县里的剧团来唱了两天大戏。唱的是《二进宫》、《捉放曹》什么的。寺庙前还立了一块石碑，本来说要重新刻写上燕家村的村约的，可是村中竟无一个人能背下那凡百字的村约了。石碑就显得有些大而无当了。上边就只好刻写了捐资修庙人的名单，大伯的两个孙子显显赫赫地写在了前面。
当时，村里也给我写了信，让我回去助兴。我因为到外地采访就没有回去。过了些日子，我口去看了看，燕王庙真是成了苍山县的一景，首先方圆百里前来烧香许愿的就摩肩接踵，庙前庙后都是集市了，叫卖声轰轰乱响。县委宣传部的李部长陪着我，笑道：这叫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啊。现在乡里发展经济，这也是一个好办法。我笑笑，没有说话。李部长就挺干的。就扯我去乡里喝酒。
那场酒喝得昏天黑地，李部长喝得烂醉如泥。大怕的两个孙子一劲猛灌县公安局的一个副局长，请他放一个什么人出来。我没听清楚。好像是那个人是燕家村现任党支部书记的儿子，因为偷了什么被抓起来了。那个副局长一口答应。于是，又是乱喝一气。
我觉得没趣，就走出来。又来到燕王庙。时值黄昏，集市已然散了。燕王庙前只有两个老者在打扫卫生。尘土飞扬。庙前的那块碑在飞扬的尘上中，显得脏兮兮的，还有一些好像是鼻涕之类的浑浊的粘液被人涂抹在上边，显得十分尴尬。
我久久站立在这座华丽堂皇的寺庙前，暮色已经涌上来，我的视野里袭来一阵阵凄凉，我的心也随之一分分地下沉，我感觉我在咀嚼一种文化的苦涩。田野里寂静无声，暮色中的村庄浮动着一片浑浊的哀切。我终于明白，岂只是那座石碑没有了，我记忆中的那座古寺也确确实实不存在了。现在我看到的，只是一个现代人精心装饰的仿本。

那场大饥饿来得的确太突然了。
我随袁娘回到老家的这一年，县里几乎是绝收。先是大旱，地裂得像小孩子嘴，张张着。太阳烤上去，滋滋地冒烟。紧接着是一场蝗灾。据说旱灾蝗灾已经像风一样呼呼地刮遍了北方几个省份。
这一年，公社的食堂还没有解散，但也已经是冷锅冷灶了。大跃进那股狂热已经降到冰点。真像是一场有噩梦，田野里什么也不长，老天爷不下一场雨，只有村东那几十亩地种上了地瓜，半死不活的地爪秧，跟四类分子一样的表情。四面的山上和沟里，已经见不到绿色，凡是可以果腹的东西，统统被人们用作了代食品。
我每天要走五里路，去公社办的小学校去上课。我那年上小学三年级了，至今记得我们的老师是一个面色黄黄的年轻女教师，姓苗。她天天给我们讲课，晕倒在课堂上好几回，每天都空出两三节课的样子，苗老师带着我们去田野里挖野菜，因为全公社已经因误食有毒的野菜，死了很多人了，所以只能让教师带着去挖，才知道哪些能吃，哪些不能吃。我记得有种叫作“月儿”的野菜，名字十分好听，毒性却十分厉害，人吃下去后三两个时辰，浑身奇痒，就出现豆粒大的紫水泡，抓破了之后，身上就溃烂，无药可医。人死之后，骨头都是黑色的，可见奇毒无比。我的两个同学，都是眼睁睁地被“月儿”毒死的。当野菜被人们挖光的时候，我们便去跟老师捋树叶，最好吃的是榆树叶，还有杨树叶和柳叶，要用水浸上几个日夜，去掉那种苦涩的味道，再稍稍放上一点面，上锅去蒸。树叶很快就吃光了，就吃树皮。树皮中最好的是榆树皮，扒下来，晒干，放到碾盘上碾成粉状，掺上野菜，就算作是上好的食品了。还有杨树皮，柳树皮，味道就差多了。很快，学校里的小树林里的树皮都被剥光了，月光下，就像一群赤身裸体的人站在那里，有时猫头鹰就在那白光光的树林中哀哀地叫上一夜，听得人心颤颤的。这种感觉我至今还有，我从不养猫，我不知道猫与猫头鹰是否是一类，但我怕猫，很伯。尤其是怕听猫叫。
苗老师常常给我们讲述共产主义的远景。我至今记得这样几句：共产主义就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每天每顿吃苹果，每天每顿吃鸡蛋。我记得每次听苗老师讲这些美丽而又幸福的远景时，我的口水便悄悄淌下来。
村里已经听不到鸡鸣狗叫，也看不到炊烟。生活似乎已经没有了生气，只剩下了难捱的日子、天天都有饿死的人被拖出村去，埋在村东面的坟地里。人们整日都是傻傻的表情，两眼灰蒙蒙的；空空洞洞，木了一样，没有了哭声，或者人们已经没有力气哭。整个村子陷入一种死静。
三伯终日闲在屋里写他的书，多少年之后，我才知道，三伯原来是一个挺大的干部。
父亲一共兄弟五人，父亲排行老五。因为我的爷爷与村中的举人有仇，爷爷被举人害死，于是，父亲五兄弟都参加了红军。二怕和四伯先后都在战争中牺牲了。
三伯进城后，在北方一个城市当了市委书记。三伯很能干的，据说他可以三天三夜不睡，可以一口气处理上百件案子，且不出差错。现仍健在的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当时就夸奖三伯，说他非百里之才。三伯本可以升到更高官位，可惜他被一个战友带累得断送了前程。
这个战友名叫曹双。曹双当时是那个城市的副书记兼公安局长。我曾听三伯说曹双是个独眼龙，那只眼睛被日本人的刺刀捅瞎了。曹双爱喝酒，爱说下流话，爱发火。解放那几年工作十分出色，镇压反革命，惩治不法资本家，干得挺带劲，很受市民们的欢迎。曹双还好色。据说，当时市委有几个女干部都跟他有染。如果曹双是一个一般的干部，也就罢了，可他偏偏是一个有着很大权力的市委领导，于是，这一个天下男人几乎共有的毛病，就给他带来了危险。
曹双先是看上了一个姓于的中学女教员，他是到下面视察工作时，发现了于教员长得漂亮，就动了心，就指名要于老师到他的办公室当秘书。那个于老师就神神气气地到曹双的办公室上班了。三伯知道了，不同意，三伯说那个于老师过去是个交际花，在日伪时期有劣迹。三伯就把于老师调了回去。理由是教育部门缺人。曹双不高兴，说三伯不支持他的工作。曹双资历比三怕老，不怕三伯。三伯这一回却发了火：老曹，你是有家室的人，市委几个女的已经让你给搞得乱了套，你还要怎样搞？曹双只好悻悻地作罢。
市里有个名角，叫边彩玉，唱青衣的，唱得绝好。曹双喜欢得不行，每每边彩玉演出，曹双都要去捧场。有些戏迷就看出了名堂，私下说曹书记要栽倒在边彩玉的脚下了。果然就出了事。
那天，曹双吃了酒，就带着警卫员去听戏。戏散了，曹双就上台跟演员们握手，还邀边彩玉到公安局去演一个夜场。边彩玉就去了。
到了公安局，天已经很深了。边彩玉唱了一出折子戏，就要回去，曹双就让别人先走，要留下边彩玉谈谈话。边彩玉陪笑说：今天太晚了，曹书记要休息啊。曹双就黑下脸来：我找你谈工作，晚什么晚。边彩玉就不敢再说，就跟曹双到了一间办公室，曹双进了门就笑，你要是不想谈就不谈了吧，你再给老曹我唱一段吧。边彩玉就唱了一段。唱着唱着，曹双的酒劲就涌上来，就扑过去抱住了边彩玉，边彩玉吓得喊起来。曹双就更来了劲，笑道：别叫别叫。就按住边彩玉脱衣服。值班的副局长就闯过来，劝开了曹双，边彩玉已经让曹双扒得只剩下内衣了。曹双正在兴头上，破口大骂副局长：你给老子滚出去。副局长给边彩玉递一个眼色，边彩玉抓过衣服跑了。曹双的好事就没有做成。第二天，曹双的酒醒了，就有点后悔，让警卫员去给边彩玉道歉。警卫员去了回来说，坏了，边彩玉罢演了。
就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城内的艺人们为此事表示出极大的愤怒。共产党刚刚进城就这样了，跟国民党还有什么两样啊。就有人给边彩玉出主意，不能这样就算了，告！
就告到三伯那里，三伯就让曹双写检查，让他公开向边彩玉道歉。曹双自知理亏，就到边彩王那里去道歉。本来事情到了这一步也就算了。可是有人背后给边彩玉出主意，让她继续往省里告。于是，边彩玉就不见曹双，往省里告了曹双。
到底是谁给边彩玉出的主意，这件事一直到了文革时抖落出来，边彩玉的后台就是当时的副书记。因为平日曹双跋扈得很，在市里除了三伯之外，谁也不放在眼里，据说各个市领导都挨过他的骂。那个副书记是个知识分子，脸皮很薄，曾让曹双骂过几回。曹双说过就完了，副书记却记在了心里。抓住这件事情做开了文章，给边彩玉出了许多欲置曹双于死地的办法。所以说，边彩玉的事件，跟当时的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就带有了阴谋的色彩。
省里派来了人，调查曹双的事情。问过之后，也认为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就想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算了。省里的同志和三伯一同找过边彩玉几次，请她接受曹双的道歉。但是，边彩玉不依不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