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传 第37节
“父亲和母亲替我们精心地照看五一，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为我们着想。”邓哲非常平和地回答丈夫。她怀着沉重的心情接着说下去：
“我们的父亲陪伴着母亲，晚年生活是黯淡的，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缺少一般老年人应有的色彩。如今母亲也卧病在床，我打算把母亲接到安江，让她安度晚年。”
袁隆平听邓哲的一番话语，眼含热泪，满意地点点头。
邓哲在农技推广站工作，工作飘忽不定，她不得不把五二、五三两个孩子送回老家，请母亲帮助照顾；五一则送往重庆由婆母照料。现在公爹已经去世，婆母又患病，需要把他们接回来。
为了给邓哲创造一个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湖南省有关领导安排邓哲调往安江农校图书馆管理图书。这样，邓哲便可以在安江农校有一个固定的家。邓哲与袁隆平商量，干脆把她在黔阳农村的母亲和五二、五三都一同接回安江农校，再把五一和婆母接来团聚，这样，她便可以同时照顾两位老人了。
就在1975年的初冬季节，袁隆平回重庆，邓哲回家乡黔阳，分别将两位老人和三个孩子接到安江农校团聚。
婆母和母亲照顾三个孩子，邓哲则尽心尽力地孝敬着两位老人，这个和睦的家庭，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在安江农校传为佳话。
华静喜欢给孙子们讲故事，她不仅讲《灰姑娘》、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而且给儿孙们讲述日本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在一本侵华日本士兵写的回忆录里，老奶奶读到这样一个故事。她便讲给孩子们听：
“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你们的爸爸刚刚10岁。那一年，我们一家人被日本鬼子赶到了重庆避难，日军则沿着长江向西猖狂地进攻。
“一天夜里，一伙日本兵听见一个村庄的废墟上传来悲悲切切的啼哭声。日本兵昏昏欲睡，起初不想理会这哭声，但那哭声在寂静的黑夜里显得无比尖厉，无比悲惨，他们摆脱不了这哭声，便派一个士兵去看个究竟。那日本兵回来报告说，是一个村妇在啼哭。此时，那哭声依旧时断时续，这哭声似乎刺痛了日本兵的心，为了报复，他们竞残忍地把那个村妇给杀害了。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日本兵杀害一个村妇如同踩死一只蚂蚁。想想看，那可怜的村妇除了悲泣，还能做什么!那个村妇为什么要哭?因为她的亲人被日军杀光了，她存身的房屋被日军烧毁了，面对废墟，她只有哭泣：她的哭泣里有最惨痛的人性的力量，使得那些灭绝人寰的日军也似乎感到了一种恐惧……”
这则悲惨的故事，用老奶奶那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讲出来，对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这位知识渊博的奶奶，用讲故事的形式对孙儿们进行爱国主义启蒙教育，其影响是深远的。
遗憾的是，这位贤淑的老奶奶不久便卧病在床，邓哲在床前侍奉婆母，周到细微，毕恭毕敬：
袁隆平每每回家，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对邓哲说：
“多亏你替我照料母亲。”
“这是我应该做的。”邓哲每每听到丈夫感谢她照料婆母的话语时，总是这样平和地回答：
“我们的母亲曾经是无所不能的，现在却卧病在床。为此她心里很难受，害怕自己成为儿媳的累赘。”袁隆平说。
“请你告诉母亲，她不是我们的累赘，她是我们的骄傲，我为她培养出了你这样一个杂交水稻专家而骄傲。杂交水稻需要你去做，而照料母亲却需要我来做。如今，母亲需要我来照料，我应当毫不犹豫地把母亲照料好，这样的机会是不会太多的，而且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了。”
邓哲说到这里，袁隆平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袁隆平眼含热泪为妻子戴上了从天涯海角买来的那串珍珠项链……
第十九章 科学的春天到了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长期持续的内乱。国家和人民得到了挽救。
1977年春天，中国这艘巨轮在徘徊中前进，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在这年3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1977年7月16 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3岁的邓小平复出，他自告奋勇地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分管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工作。
1977年8月上旬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重视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问题。袁隆平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鼓舞。他预感到，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高举知识的火炬去营造美好明天的日子来临了1
1978年2月，袁隆平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赴北京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8年3月的北京披上了崭新的春装。凉丝丝、湿润润的春风拂面而来，一些不知名的花草在春日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条笔直的中关村大道两旁的白杨树抽出了嫩嫩的绿芽，一片生机盎然。
就在这个万物萌生的春天里，袁隆平怀着兴奋的心情步入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堂。这次科学大会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科学门类的2000多位科学精英。
就在在这万物萌生的春天里，科学事业得到了新生，千千万万的科技精英得到了新生。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致辞中说：
“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就在这次科学大会上，党中央发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
就在这次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澄清了科技战线的是与非。从此，
“四人帮” 强加给知识分子的“臭老九”的帽子被甩掉了，知识分子重新焕发了青春。
就在这次科学大会上，方毅作了《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提出了从1978年到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主要目标和重点，要求在全面安排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把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8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放在突出的地位，做出显著的成绩，以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显然，我们的国家把农业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抓农业，主要是抓粮食。水稻产量在我国居粮食产量的首位，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国家便将杂交水稻的研究事业摆在了最突出的位置上。
在这次科学大会上，袁隆平真正读懂了“知识分子”的意义，读懂了“科学家”的含义，读懂了人生的价值。他想，人生犹如一本书，他参加的这次科学大会则翻开了他生命中最壮美的一页。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噩梦一夜之间终结了。他以后说话再不用左顾右盼了，行动再不用瞻前顾后了。人们都说，袁隆平活得更洒脱了，人也显得更有朝气了。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使得他能够沉下心来研究杂交水稻。的确，袁隆平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回首过去，踏遍泥泞的步履，虽然有时歪歪扭扭，但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勇往直前的。
袁隆平不想再追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荒谬、恐怖以及使人痛苦的种种往事。因为，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多年来，他常常会想起在不幸之中曾经感动过他，温暖过他，给了他希望和勇气的两位助手尹华奇和李必湖，还有他那贤淑的妻子邓哲，再就是从泥潭中把他拉上岸来的伯乐、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有恩于他的人，他是不会忘记的。
至于他曾经遭遇的暂时的不幸，他以为对自己也许是一剂良药。他记得，美国的思想家爱默生说：
“即使天才的光辉像是滔滔不绝的河流，倘若不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思过，若不重新掌握自己，必将造成致命的危害。过度的顺利，天才往往能成为天才的敌人。”
“我们的父亲陪伴着母亲，晚年生活是黯淡的，在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都缺少一般老年人应有的色彩。如今母亲也卧病在床，我打算把母亲接到安江，让她安度晚年。”
袁隆平听邓哲的一番话语，眼含热泪，满意地点点头。
邓哲在农技推广站工作，工作飘忽不定，她不得不把五二、五三两个孩子送回老家，请母亲帮助照顾；五一则送往重庆由婆母照料。现在公爹已经去世，婆母又患病，需要把他们接回来。
为了给邓哲创造一个安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湖南省有关领导安排邓哲调往安江农校图书馆管理图书。这样，邓哲便可以在安江农校有一个固定的家。邓哲与袁隆平商量，干脆把她在黔阳农村的母亲和五二、五三都一同接回安江农校，再把五一和婆母接来团聚，这样，她便可以同时照顾两位老人了。
就在1975年的初冬季节，袁隆平回重庆，邓哲回家乡黔阳，分别将两位老人和三个孩子接到安江农校团聚。
婆母和母亲照顾三个孩子，邓哲则尽心尽力地孝敬着两位老人，这个和睦的家庭，日子过得和和美美，在安江农校传为佳话。
华静喜欢给孙子们讲故事，她不仅讲《灰姑娘》、
《渔夫和金鱼》的故事，而且给儿孙们讲述日本军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在一本侵华日本士兵写的回忆录里，老奶奶读到这样一个故事。她便讲给孩子们听：
“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你们的爸爸刚刚10岁。那一年，我们一家人被日本鬼子赶到了重庆避难，日军则沿着长江向西猖狂地进攻。
“一天夜里，一伙日本兵听见一个村庄的废墟上传来悲悲切切的啼哭声。日本兵昏昏欲睡，起初不想理会这哭声，但那哭声在寂静的黑夜里显得无比尖厉，无比悲惨，他们摆脱不了这哭声，便派一个士兵去看个究竟。那日本兵回来报告说，是一个村妇在啼哭。此时，那哭声依旧时断时续，这哭声似乎刺痛了日本兵的心，为了报复，他们竞残忍地把那个村妇给杀害了。
“在那国破家亡的岁月里，日本兵杀害一个村妇如同踩死一只蚂蚁。想想看，那可怜的村妇除了悲泣，还能做什么!那个村妇为什么要哭?因为她的亲人被日军杀光了，她存身的房屋被日军烧毁了，面对废墟，她只有哭泣：她的哭泣里有最惨痛的人性的力量，使得那些灭绝人寰的日军也似乎感到了一种恐惧……”
这则悲惨的故事，用老奶奶那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讲出来，对孩子们幼小的心灵产生了极大的震撼。
这位知识渊博的奶奶，用讲故事的形式对孙儿们进行爱国主义启蒙教育，其影响是深远的。
遗憾的是，这位贤淑的老奶奶不久便卧病在床，邓哲在床前侍奉婆母，周到细微，毕恭毕敬：
袁隆平每每回家，总是怀着感激的心情对邓哲说：
“多亏你替我照料母亲。”
“这是我应该做的。”邓哲每每听到丈夫感谢她照料婆母的话语时，总是这样平和地回答：
“我们的母亲曾经是无所不能的，现在却卧病在床。为此她心里很难受，害怕自己成为儿媳的累赘。”袁隆平说。
“请你告诉母亲，她不是我们的累赘，她是我们的骄傲，我为她培养出了你这样一个杂交水稻专家而骄傲。杂交水稻需要你去做，而照料母亲却需要我来做。如今，母亲需要我来照料，我应当毫不犹豫地把母亲照料好，这样的机会是不会太多的，而且失去了就不会再来了。”
邓哲说到这里，袁隆平已经是泪流满面了。袁隆平眼含热泪为妻子戴上了从天涯海角买来的那串珍珠项链……
第十九章 科学的春天到了
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被粉碎了，结束了
“文化大革命”长期持续的内乱。国家和人民得到了挽救。
1977年春天，中国这艘巨轮在徘徊中前进，正处于拨乱反正的关键时刻。在这年3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并为“天安门事件”平反的问题。1977年7月16 日至21日，中国共产党召开十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73岁的邓小平复出，他自告奋勇地向中共中央表示，愿意分管科学技术和教育方面的工作。
1977年8月上旬召开了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在这次会议上，提出了重视教育、重视科技人才的问题。袁隆平听到这个消息后，深受鼓舞。他预感到，科学的春天即将来临，高举知识的火炬去营造美好明天的日子来临了1
1978年2月，袁隆平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赴北京出席了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
1978年3月的北京披上了崭新的春装。凉丝丝、湿润润的春风拂面而来，一些不知名的花草在春日里散发着淡淡的香气。那条笔直的中关村大道两旁的白杨树抽出了嫩嫩的绿芽，一片生机盎然。
就在这个万物萌生的春天里，袁隆平怀着兴奋的心情步入全国科学大会的会堂。这次科学大会集聚了来自全国各地各个科学门类的2000多位科学精英。
就在在这万物萌生的春天里，科学事业得到了新生，千千万万的科技精英得到了新生。
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在致辞中说：
“我们得到了第二次解放……科学的春天来到了。”
就在这次科学大会上，党中央发出了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科学文化水平的伟大号召。
就在这次科学大会上，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深刻地阐明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邓小平在他的报告中澄清了科技战线的是与非。从此，
“四人帮” 强加给知识分子的“臭老九”的帽子被甩掉了，知识分子重新焕发了青春。
就在这次科学大会上，方毅作了《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规划和措施》的报告，提出了从1978年到199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的主要目标和重点，要求在全面安排科学技术的基础上，把农业、能源、材料、电子计算机、激光、空间、高能物理、遗传工程8个影响全局的综合性科学技术领域放在突出的地位，做出显著的成绩，以推动我国科学技术和国民经济的高速发展。
显然，我们的国家把农业摆在了突出的位置。抓农业，主要是抓粮食。水稻产量在我国居粮食产量的首位，所以，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的国家便将杂交水稻的研究事业摆在了最突出的位置上。
在这次科学大会上，袁隆平真正读懂了“知识分子”的意义，读懂了“科学家”的含义，读懂了人生的价值。他想，人生犹如一本书，他参加的这次科学大会则翻开了他生命中最壮美的一页。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噩梦一夜之间终结了。他以后说话再不用左顾右盼了，行动再不用瞻前顾后了。人们都说，袁隆平活得更洒脱了，人也显得更有朝气了。
科学的春天来到了，使得他能够沉下心来研究杂交水稻。的确，袁隆平庆幸自己赶上了一个天翻地覆的时代。回首过去，踏遍泥泞的步履，虽然有时歪歪扭扭，但还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勇往直前的。
袁隆平不想再追忆“文化大革命”中那些荒谬、恐怖以及使人痛苦的种种往事。因为，在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中，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但是，多年来，他常常会想起在不幸之中曾经感动过他，温暖过他，给了他希望和勇气的两位助手尹华奇和李必湖，还有他那贤淑的妻子邓哲，再就是从泥潭中把他拉上岸来的伯乐、国家科委九局局长赵石英。
“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有恩于他的人，他是不会忘记的。
至于他曾经遭遇的暂时的不幸，他以为对自己也许是一剂良药。他记得，美国的思想家爱默生说：
“即使天才的光辉像是滔滔不绝的河流，倘若不经过一段时间的闭门思过，若不重新掌握自己，必将造成致命的危害。过度的顺利，天才往往能成为天才的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