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传 第39节

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说，袁先生善于创新，敢于对旧观念提出质疑；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善用直觉思维，把握灵感顿悟；善于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方法指导科研实践。这些构成了袁隆平科学思维的四个典型特征。

由于袁隆平的科研成果的广泛传播，杂交水稻在全国的种植面积迅速扩大。杂交制种技术已从技术人员手里转移到了寻常百姓家，科研成果迅速转化为生产力。自1976年至1988年，全国累计种植杂交稻12．56亿亩，累计增产稻谷1000亿公斤以上，增加总产值280亿元，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许多农民每当看到杂交稻田“金镶边”、 “银镶边”的夏收景象时，都异口同声地赞扬杂交稻是“幸福稻”、 “翻身稻”!

湖南省有一位农民说：

“我们解决吃饭问题靠‘两平’，一靠邓小平(生产责任制)；二靠袁隆平(杂交水稻)。”

这是种田“一靠政策，二靠科学”的形象化语言。

这位普通农民的朴实语言，说出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心里话。

在国外，人们则把袁隆平研制的杂交水稻称为“东方魔稻”。
第二十章 留在科学家的角色中


袁隆平的秘书辛业芸于2000年4月在她的一篇文章的开头这样写道：

在20世纪的长空里，灿若星辰的科技文明造就了许多

奇迹，

“东方魔稻”这一神话般的奇迹，它不仅使一个泱泱

大国——中国，走出了吃粮受限的低谷，而且在世界范围内

也掀起了一股“绿色风暴”，给不同肤色的人民带来福音。

这是一个中国科学家创造的奇迹，他就是“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在世界农业发展史册上已定格了他的名字和成就，

他的影响将延伸至下一个世纪，乃至更久更远……

1981年6月27日至29日，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明确指出：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由于全党和广大工人、农民、解放军指战员、知识分子、知识青年和干部的共同斗争，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批重要成就，其中包括一些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的建成，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的投产，氢弹试验和人造卫星发射回收的成功，籼型杂交水稻的育成和推广，等等。”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大得多的成就。

显然，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的成果，已经写进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一重要的历史文献之中了，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回想过去，袁隆平的杂交水稻研究刚刚起步，就遇上了“文化大革命”。杂交水稻之所以能研究成功，除了他锐意进取，含辛茹苦地劳动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支持。用袁隆平的话讲，叫“寸草仰春晖”。

1981年6月，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60周年，袁隆平撰写了题为《寸草仰春晖》的文章，抒发了他对党的感激之情。他在文章中写道：

党的60周年诞辰来到了。此时此刻，我回顾籼型杂交

水稻研究成功的历程，激情自然而然从心房喷发出来，涌向

笔端。我要歌颂党，是党的阳光和雨露养育了科技花苑中杂

交水稻这朵奇葩。

这项成果的幼芽刚破土冒出地面，就受到了党的阳光的

照耀。1964年我发现水稻雄性不育株以后，需要挤课余时间

进行试验和配备助手短期帮忙，安江农校党支部书记管彦健

同志便通知教务科，把我的课排在10时以前或下午。

试验材料抽穗扬花的时候，又调了一位教师，帮我搞了

一个月的杂交工作。1966年，我把试验结果写成《水稻的雄

性不孕性》的文章在《科学通报》第4期上发表后，国家科

委九局局长赵石英同志立即致函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指

出杂交水稻研究很有意义，要求湖南省科委和安江农校给予

大力支持.

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我受到了冲击，被罗织的罪名主要是“搞资产阶级盆盆钵钵研究，引诱贫下中农子弟走白专道路”。当时，处境十分艰难。1966年6月下旬至 7月上旬，运动进入紧张阶段，而我的雄性不育试验材料又正好在这个时期抽穗，如不进行杂交，就会因不结种子而夭折。我硬着头皮提出请三个上午的假搞杂交。出乎意料．他们不但欣然准假，还给我加了一倍时间的“假期”。事后我才知道，我之所以未被揪斗并让我搞一个星期的杂交试验．主要是因为国家科委那个函件起了作用，、我深感赵石英同志具有远见卓识，不愧是党的好领导、好干部；同时也感激我所在单位的同志们当时保护了科研，保护了我。

大动乱卷遍神州大地，但湖南省科委于1967年3月仍派人到我校了解试验情况，把“水稻雄性不育”正式列入省科研项目，拨了600元的科研经费。湖南省农业厅的同志将李必湖、尹华奇两名“社来社去”的学生留下做我的助手。科研小班子总算搭起来了，两名助手每人每月1 8元的基本生活费暂时有了着落，这可算是为我们深入到绿色王国作科学探索开了通行证。此后，湖南省科委年年拨款，并多次派人到学校和广东海南试验基地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

但是，科研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的航道上有暗礁，也有急流险滩

1968年5月18日，我们的试验材料被人破坏，扔入了井底。是省、地科委的同志来调查和了解情况，给我打气，要我们重整旗鼓，使坏人的阴谋不能得逞。翌年 6月，省里一位有影响的专家到我校对杂交水稻研究吹冷风，我被抽到溆浦县低庄煤矿当工作队队员。后来，湖南省科委两位同志来学校了解试验进展情况，得知我已被“调虎离山”，他们立即向地区革命委员会反映，把我调回了学校，使试验得以继续进行。为加快研究的步伐，我们先后到过广东南海县，海南岛陵水县、崖县，雷州半岛徐闻县，云南元江县等地，都得到了当地党组织和各族人民的热情支持。

1970年以后，我们得到的支持更多了。当年6月，在常德召开了全省第二次农业科学经验交流会，湖南省革命委员会负责同志非常重视，把我请上主席台，并给我们科研小组发了奖状。1971年元月，中国科学院业务组副组长黄正夏同志到了海南，他得知我们在搞杂交水稻科研以后，便召集在海南搞“南繁”的有关省和单位开会，号召搞协作研究。会后，从1月到3月，先后有广东、广西、江西、湖北、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的30多位同志来我组跟班学习。3月初，湖南省科委和湖南省农业科学院组织了20。余人到海南参观。接着由湖南省农业科学院、湖南农学院、湖南师范学院牵头，成立了全国性的科研协作组，9月在长沙召开了第一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自此，每年召开一次全国杂交水稻科研协作会议，交流经验、讨论问题和制定研究计划，从而有力地促进了这项研究工作。

新事物的成长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尽管党对杂交水稻的研究给予了很大的支持，但仍然有人反对，嘲笑、挖苦、谩骂无所不有。每次，都是党给了我们前进的力量。有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有人当面指责当时湖南省农业科学院负责人何光文同志不该支持杂交水稻的研究，但何光文同志坚持正确的观点，仍然大力支持和鼓励我们进一步研究。那时，我虽然担心自己可能被打成“科研骗子”，但想到有党的支

持，浑身就有劲了。

杂交水稻“三系”配套和试种成功以后，这一成果没有

沦为展品、样品，而是迅速得到推广应用，转化为生产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