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31节

“1959年10月，他(奥斯瓦尔田)以旅游者的身份来到苏联以后，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递交了一份申请书，要求给予他苏联国籍，并提供在苏长期定居的可能性。

由于奥斯瓦尔德的这一要求遭到拒绝，他便割开臂动脉，企图以自杀结束生命。”

之所以拒不给予奥斯瓦尔德苏联国籍。“是考虑到原先曾给予苏联国籍的一些美国人在苏联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背弃了我们的国家。”不过，还是给他提供了在苏联的临时居住权(为期一年)。

“根据苏联部长会议1959年12月1日决定，把奥斯瓦尔德送到了明斯克，并给他提供了一套单独住宅。考虑到本人愿望，他被安置在明斯克无线电厂。根据红十字会的规定，每月给奥斯瓦尔德70卢布的物质帮助，”

尽管如此，没过几个月奥斯瓦尔德就步其前辈的后尘，“开始坚持不懈地争取获准离开苏联，并因而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建立了正式的通信联系。”

1962年6月，奥斯瓦尔德带着妻子回了美国，在此之前他已与“苏联女公民普鲁萨科娃·马林娜·尼古拉耶夫娜(1941年生)”结婚。但还不到一年，这对夫妇便重新向苏联求助。

“1963年10月，奥斯瓦尔德拜访了苏联驻墨西哥大使馆，再次要求给他提供在苏联的政治避难权，并借口说他是亲古巴组织的秘书，联邦调查局的侦探正追捕他。”

但是，这份申请被驳回了。

谢米恰斯内在信的结尾建议说：“西方某国一家进步报纸刊登文章，揭露了美国反动集团为现行犯罪分子解脱拖杀肯尼迪罪责的企图，这些罪犯是一些民族主义者和极右分子，是使美国暴力和恐怖活动不断扩大和升级的现行犯。文寞还揭发了一伙“疯子”勾结古巴反革命侨民中的奸细及杀人犯，力图改变美国内外政策的明谋。”

谢米恰斯内1963年12月10日在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中通报说，据布鲁克斯(著名的美国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和克格勃间谍)的说法，“奥斯瓦尔德从苏联回来后，曾给美国共产党活动家写信，表示他愿意为组织有益于美国共产党和古巴的地下工作效力。这种愿望被认为是联邦调查局的反间谍行为，所以在给他的复信中指出：美国是个自由的国家，任何地下活动都是不允许的，而且美国共产党也不需要他效力。”

这份报告还指出，“r·霍尔认为，苏联驻美国使馆的正式代表应适当走访奥斯瓦尔德的遗孀，因为她是俄罗斯人，是苏联公民，可以从她那儿获得关于达拉斯各种事件的有意思的资料。”

但是，“据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驻纽约的间谍负责人的意见，苏联使馆工作人员去看望奥斯瓦尔德的妻子是不合时宜的，这不仅会被美国右派分子用做反苏宣传的口实，还因为奥斯瓦尔德的妻子目前正处在警方的严密监视之下。”

谢米恰斯内的副手扎哈罗夫签署的一份给苏共中央国际部的报告说明了“有关杀害美国总统约·肯尼迪的政治目的和最近后果的几份侦察资料”：

“据某些资料证实，杀害肯尼迪总统的直接组织者是得克萨斯州的石油大王财团。该财团不仅在得克萨斯州，在美国南部其他几州也拥有很大的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据几位波兰朋友的可靠来源(美国企业家、许多企业的占有者，与南方石油集团联系密切)，在今年11月底通报说，这一犯罪行为的全权领导人是美国南团的三大石油巨头——理查德逊、梅尔金逊和汉特，他们在南部各州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并早巳与南方亲法西斯组织和民族主义组织有勾结。”

“《巴尔的摩太阳报》外交评论员沃尔德今年12月初在一次私人交谈中说，现已被捕的鲁比受以百万富翁汉特为首的得克萨斯金融家和企业家集团所托，建议奥斯瓦尔德接受一笔巨款并杀害肯尼迪。”

“奥斯瓦尔德是完成对肯尼迪的恐怖行动的最佳人选，因为他的过去能使人组织一场嫁祸苏联、古巴和美国共产党参与此次罪行的大规模的宣传战。

但是，沃尔德强调指出，鲁比和隐身其后的杀害肯尼迪的真正组织者，未考虑到奥斯瓦尔德患有心理活动失常症。在对奥斯瓦尔德进行长时间的审讯之后，很明显，他有可能在法庭上招供一切。于是，鲁比立即除掉了奥斯瓦尔德。”

克格勃1963年12月12日给苏共中央的报告：

“1963年12月6日，情报总局在苏联新闻社工作的工作人员博利沙科夫上校。在美国字体展览会上遇到了一位艺术家，名叫威廉·乌奥尔通，是被打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的朋友。

博利沙科夫同志1951年在罗伯特·肯尼迪家中认识了威廉。乌奥尔通，并在华盛顿见过几次面。

1963年12月9日，威廉·乌奥尔通给博利沙科夫打电话，请他吃午饭……”

考虑到将来有可能利用博利沙科夫与罗伯特·肯尼迪的接触，就巧妙地安排y·乌奥尔通与A·H·阿朱别伊会晤，博利沙科夫也参加了会晤。

博利沙科夫与y·乌奥尔通的谈话记录附后。

附件：博利沙科夫与y·乌奥尔通的谈话记录共5页。

据博利沙科夫转述的谈话记录：

“乌奥尔通详尽地分析了杀窑肯尼迪之后的政治形势，着重讲述了几位可能登上总统宝座的候选人的情况，并对约翰逊作出了评价，还表示担心商业巨头的代表人物会随着约翰逊的执政而渗入政府。最后转达了罗伯特·肯尼迪和杰奎琳·肯尼迪对赫鲁晓夫的‘衷心问候’，建议由他给‘罗伯特·肯尼迪及其全家转送几件圣诞节小礼品’。他说，这会使把你们当作自己的朋友的罗伯特·肯尼迪感到非常高兴。”

“乌奥尔通说，肯尼迪总统谋杀案向我们表明，副总统应该是我们的人。选择约翰逊是约·肯尼迪的错误。乌奥尔通接着说道，我至今仍不明白，他为什么看中了这个得克萨斯人。约·肯尼迪选择副总统候选人时只有两个候选人——参议员赛明顿和约翰逊。罗伯特·肯尼迪把他俩的名字写在两张纸上，扔在帽子里。约·肯尼迪从中摸出一张纸，上面写的是‘赛明顿’，至于他为什么改变了主意，就不得而知了。”

乌奥尔通请博利沙科夫帮他安排与阿朱别伊见面，并说，“他不希望使馆知道这次会见”，还说，回华盛顿后，有关与我见面的情况，他只告诉罗伯特·肯尼迪。”

★★★

现在你们谈到的这些文件，还有以下与我们在奥尔斯捷尔冲突中所起作用有关的文件，在过去曾有个时髦的名称——“苏联威胁”。

但从另一角度看来，它们还是很有意思的。未来刺杀肯尼迪的凶手——真正的或者说冒名顶替的——是自愿为克格勃效劳的、并且是主动来到我国的。克格勃却害怕利用这种效劳。

极左派的爱尔兰人也年复一年地恳求我们提供武器。

60年代的欧洲形势因各种各样的事件而异常紧张，整个世界也产生了可怕的动荡，重大事件此起彼伏。在法国，发生了一系列企图谋害戴高乐的未遂案件，大学生革命，由于阿尔及利亚危机造成社会分裂。英国开始了极其严重的北爱尔兰冲突。埃(及)以(色列)战争。60年代初期发生过加勒比海危机，肯尼迪被刺身亡。60年代末有越南战争，中国文化大革命。还有我们入侵捷克斯洛伐克。

总之，地球上散发着大战在即的气味，但不知什么原因使人类摆脱了一场灾难。我认为，今天不值得为那个时代涂上黑白两色。说这儿是“好的”西方世界，那儿是“坏的”共产主义。现实中的一切比这要复杂得多，世界分化以后，又会以某种不可思议的方式组合起来。那时人与人之间的接触，国与国之间的接触，要比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紧密得多。各种文明——西方文明和共产主义文明——相互渗透。对立的现实两极与军事冲突的逻辑相反。已不是西方与东方，而是稳定与侵略。请想像一下，如果爱尔兰共产党人在30年代向苏联要武器会发生什么情况呢？这些武器一星期之内就会送给他们。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苏联会表现出前所未有的热情。

但在新的时代，情况就截然不同了。每做出一项决定总是很费劲，要拖很长时间。苏共中央很讨厌研究恐怖主义分子的要求，几年过去了。委员们还在极不情愿地讨论如何把这些该死的武器交给爱尔兰人。

苏联绝不渴望与当时左倾的中国，与全世界左倾恐怖主义组织结为同盟。苏联领导集团做出一系列决定，支持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制度，但我们的政策是故意为难美国，让它知道是两个超级大国在玩弄“第三世界”的矛盾和悲剧，于是做出了出兵捷克斯洛伐克这一有致命危险的决定。不过，从整体上看，毕竟是稳定的价值观取得了胜利，而这种胜利与“冷战”那显而易见的现实又是相悼的。

我再次强调。那时的全球形势比现在更具爆炸性。但人们不想再经历新的战争的愿望迫使政治家们做出了负责任的决定。

今天，地球上的政治对立已不复存在，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战时的一代人都老态龙钟，在核灾难面前感到的下意识的恐惧已不复存在。威胁不是来自超级大国，主要的危险是小规模战争，是局部战争。是民族间冲突。忽而在这里，忽而在那里不断爆发民族仇恨。

民族冲突成了新时代的核炸弹。武器交易也是如此。在60年代，各种文明世界的人们相互伸出双手，以便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战争，并试图越过各国“国家强力政权拥护者”设置的障碍达到相互理解。今天，我们也必须橡60年代那佯联合起来反对新的战争威胁。

倘若不建立集体安全体系，不建立反对爆发小规模战争威胁的集体斗争体系，不建立与不受监督的肆无忌惮的武器交易作斗争的体系，不建立与政治恐怖主义和破坏国际法行为作斗争的体系，在新的世纪中我们就看不到和平。

人们一直向往战斗，同时又一直渴望生活在和平之中，这就是人类本性固有的两重性。遗憾的是，尽管我们签署了那么多的条约。但绝对的和平时代从来就没有过。而这便意昧着需要保卫和平，在任何时代都得如此。

目前这种威胁因新的政治现实而更加突出。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民族战争的参战双方都靠近士耳其，而土耳其绝不会对自己在欧洲的同胞的命运熟视无睹，漠不关心。同时，种族风潮也在德国涌超，其他欧洲国家对移民的态度更加冷酷无情，类似情况也在俄罗斯发生。这是不能允许的，不能园于自己的那种利己民族利益之中。

只要我们允许种族的、民族的和宗教的仇视升级，世界就会像60年代那样，重新被笼罩在世界大战的威胁之下。我认为，那时是文明，是不断普及的文明生活标准，是亿万人对战争的不道德行为的认识拯救了世界。

今天，我们必须找到那同一条道路，不借一切地去争取和平。

总书记档案片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