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34节

我们正向过去一直所处的位置回归，回归到协约国时代，只要愿意，回到与西方大国结成联盟的时代。不过，我们在回归时已经更强大、更英明，而且吸取了亲身经历的强权主义(斯大林式的共产党法西斯主义)的惨痛教训。

曾几何时，苏联与其他整个世界对抗，企图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许多国家，把许多国家拉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也就是说，苏联扮演过世界宪兵的角色。但没有必要把这种角色描绘成历史环境里的重大的传统角色和正确角色，也没有必要说成是英明的和在战略上经过认真验证的决策。

因为这曾是一种虚幻的，甚至是滑稽的角色。

现在，我们只是强大的国家之一，但又有复杂的、独特的命运……

★★★

一个身穿迷彩野战服的人……

他就像核炸弹、口香糖、摇摆舞星一样，成了时代的象征。他肩挎冲锋枪、穿着沉重的皮鞋，在大地上游荡，做着自己那粗糙而有时又很繁重的工作。

在我们的国家，我们长期生活在无忧无虑的幸福之中，虽然我们的国家曾是军国主义国家，是侵略性国家，这对于人民来说已不再是什么秘密，如无论我们的小伙子和军事专家们飞到多么遥远的国度，那里都有我们的导弹，但这些穿迷彩服的人我们只是在电影里看过。我们的军队不是在我们这里工作。而是在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某个地方工作。

这便产生一个问题：如果一个劲地发生政变，如果身穿迷彩服的人(我仟]的特种部队和空降兵)已在莫斯科“工作”，如果全靠他们参与才能扑灭原议会内部熊熊燃烧的国内战争的烈火，莫非俄罗斯已成为一个“香蕉共和国”？

……对这种问题不是三言两语就能简单回答的。凡是和平濒于边缘的地区，总会出现这些小伙子们的身影。不同的是：他们在执行谁的命令，是谁指挥他们，他们是和平的力量还是战中的力量。最近几年来，他们的作用显然越来越具有威慑性和稳定性，这是指联合国维和部队，指俄罗斯武装力量而言。因为后者在独联体境内越来越经常地发挥那种威慑职能。在高加索，身穿迷彩服的人也是主要的登场人物。那里的儿童在成长时，永远感到战争是一种永恒的怪物。

要争得全面和平的保障，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战争之魔已在我们的家园苏醒。

因此，战争魔鬼有一次曾出现在莫斯科街头，出现在俄罗斯，出现在完全和平的未准备战斗的国家，出现在目前正忙于解决纯属自身的经济问题的国家，并不是偶然的。苏联虽然已经改名换姓，但毕竟留下了一个统一的空间，不可能把我们与各共和国发生的事件分隔开来。

阿布哈兹事件证明，我们的国家，比如说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实际上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炸。成千上万的格鲁吉亚人逃离战火弥漫的阿布呛兹，酿成了令人恐怖的悲剧；俄罗斯的动荡也迅速破坏了和平协议，使屠杀逐步升级。

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是国际性现象，原俄罗斯议会中的政治赌徒未能在军队中找到支柱，却在那些战火熊熊燃烧的地区找到了武装支柱——训练有素的“战斗队员”。原俄罗斯边缘地区的战火已秧及它的心脏——莫斯科。

今天该如何在高加索建立和平呢？

我想，这个未来的和平方案就存在于经济发展之中。要知道。作战的不是专制制度，而是民主制度。所有的领袖都得选举。他们除了会喊几句战斗口号外，还能给人们提出别的建议吗？目前需要开始搞点儿生产，做点儿贸易，需要开始积累财富(这正是建立独立国家的希望所在)，需要寻找与所有想在该国投资者的接触。为达此目的，必须停止军事行动。

我们面临的任务，除了经济一体化、集体安全和政治合作外，还要在苏联领土内重新建立统一的精神空间。更正确地说，不是要破坏这一空间，而是要想方设法地使它还原，挽救那些还未彻底枯死的东西。

目前，民族之间的联系、我们的文化之间的联系。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处于任其自流的状态。我们不仅没有帮助人们逐渐发展这种联系，反而用海关、边界和护照控制加大了它们的难度。我们本应保留统一的文化，却身不由己地在破坏文化(例如，在各共和国不能订阅莫斯科的出版物)。人类的共性，哪伯是强权政治的社会主义时期形成的共性，也应当保护，就像保护森林、清澈的河流、清新的空气一样，我们难道连这一点都不理解吗？不知道这种态度绝非单纯的政治态度，而是生态道德观念吗？

当前有一种奇谈怪论，认为精神隔绝不是经济危机引起的，而是理应如此。其实恰恰相反，这种经济上的不信任感，正是苏联解体后一直困惑着普通居民的各种孤寂的综合引起的，而且这种感觉无论怎样都难以克服。

我想，从独联体国家对高加索问题的态度上大概会看到这种立场。

高加索完全是一个独一无二、前所未见的地区。这里居住着数百个民族，对此，我一点儿也末夸张。这里就像一个人文保护区，拥有令人惊异的自然景观，很小的人数很少的山地民族，它们有自己的语言和文比、传统和风俗习惯，以及所有时代养成的、实际上是整个人类发展史期间养成的生活方式。

然而，高加索难以驾驭的秘密就隐含在它的独一无二之中。中央政府就算想管，也没有能力控制整个国土。人们仍在继续作战，只不过不橡过去那样用短剑和步枪，而是用坦克和导弹破坏着自己那独一无二的文明、自己那令人惊奇的人文保护区。

现在有两大因素促使我们去寻求防止民族灾难(就规模而言，比南斯拉夫更甚)的途径，一是我上边刚刚说过的精神上的兄弟情谊，二是独联体整个空间的稳定战略，俄罗斯的稳定当然也有赖于这一战略。我们不能让整个地区陷入地狱，而这种危险性依然存在。轻型核炸弹在高加索，这种前景已不是科幻影片中的一个情节。

在对自己关于统一空间和独联体稳定的价值做出总结时，我只能痛苦地指出，尽管独联体各国领袖相当经常地会谈，但这个问题不仅未能解决，相反地，却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各种各样的疏远综合在一起，越来越严重地阻碍着我们正常的传统联系。我们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继续发生。

要取代勃列日涅夫“萧条”时代在行政压力下制定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的机制，就必须在经济和文明基础上形成新的机制，必须排除多余的影响人际交往的障碍，必须记住：对于居住在世界1／6土地上的人来说，事实上目前仍像过去一样，这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我们在瓜分它时，需要忍痛采取断然措施。

★★★

南斯拉夫的战争是欧洲的心病，也是全世界的心病。目前这也许是我国对外政策中最复杂的一个问题。科济列夫外长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夜以继日地守在电话旁边度过人正求调停人的意见，跟冲突各方谈判，并不是偶然的。对于我们来说，这场冲突的内幕包括如下两层：

第一层是显而易见的，南斯拉夫同属联盟模式，也是各种历史问题纠结在一起的一团乱麻，也是欧洲独一无二的民族“花束”(我们的“花束”甚至延伸至亚洲)。也是同在一个屋檐下的姜姜众生。铁托是20世纪最“走红”的独裁者之一(弗兰科可以被视为第二个这样的人物)，国家在他的统治下繁荣起来。但是，人为构思的政治末考虑到人民中原有的冲突因素。南斯拉夫问题开始只是对苏联事件的一种链式反应，接着便被战火笼罩了。

所以，我们在对南斯拉夫冲突实施军事干预问题上格外谨慎，因为我们两国实在是太相像了。

第二层是我们与其他大国的关系。为什么美国老是坚决要求我们参与武装制裁侵略者(美国认为塞尔维亚人是侵略者)的行动呢？就是要造成一个国际先例。这种先例原则上曾有过一次，即我们对“沙漠风暴”(美国总统和联合国制裁伊拉克的最大行动)的支持。当时我们两国已就协同行动明确达成协议，这使世界产生一种印象，也有助于国际社会形成共同的立场。假若有人反对它的意愿，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制裁。在世界政治中，这种观点只有现在，多亏了俄罗斯的新政策，才有可能成立。

但是，在理解协同行动的重要性的同时，我们却不想被看作任人摆布随意驱使的工具，更何况我们如果这样做，将有损于我们的威望，也有损于对我国政策的信任，更有损于欧洲和全世界的力量平衡，而主要的是有损于在南斯拉夫的力量平衡。永远需要有人充当那个被制裁国利益的代表及其辩护人的角色。否则就得等到“战争彻底胜利”。把强硬的决定强加于人，这也是一种立场，也是一种行动方针，不过，却是在某种期限以前。我认为，美国人根据侦察情报对巴格达实施攻击就是这种期限。

俄罗斯和乌克兰各有一个营的士兵编入了联合国军队序列，我们的小伙子们戴上蓝色头盔以后，至今仍在冒着生命危险执行任务，而有些“志愿者”却在交战的塞尔维亚人其中一方充当小兵的角色(只想一般地看待他们，谈谈他们)。

当然，他们的人数并不多，但这一事实却在南斯拉夫引起了巨大的反响！我国亲塞尔维亚人的政治家所持的理由是：这是我们的斯拉夫兄弟，出于民族宗教原因，我们必须保护他们，我们正在保护他们』而且是在国际上孤立他们的条件下保护他们。除了依靠我，依靠科济列夫，塞尔维亚人目前在这个世界上确实没人可指望。不过，我们的所作所为在普遍的国际法范围之内，而不是别的什么行为。乘机“欺负弱小者”是不道德的。在这场战争中没有谁是谁非之分。

第六章　休克疗法

病态的反应

我不敢妄谈经济改革哲学。不过，我想着重谈一下对我待别重要的某些有特色的问题。

在俄国，没有一次改革是进行到底的。例如，彼得大帝改革的目标是塑造“俄罗斯式的欧洲人”。当然，这是一个宏大的总体目标，仅通过一代人的努力是无法达到的。况且，从某种意义来说，彼得大帝改革提出的这个目标，时至今日也未能达到。

我们成了欧洲人，与此同时却依然故我。

我们不妨回忆一下不同时代的情况，不管哪个时代，在激进的改革之后随之而来的必是反弹，况且是猛烈的反弹。在20世纪更是如此，无论是两次土地改革，还是三次革命；无论是新经济政策，还是斯大林的工业化；无论是赫鲁晓夫的改革，还是柯西金的“平缓”改革，都没有实行根本的变革。

使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是我给自己提出的目标。

经济进步造成的威力与力量理应共振式地伴有政治上的巨大变革。倘能如此，就没有什么力量阻止我们前进。那时，必有另一批人追随我们，将我们的事业进行到底，将我们的国家引向繁荣。

……当然，我并不认为盖达尔是治愈我国经济的医生，但我也不认为他是置我国经济于死地的巫医。

说起医学的譬喻，我立刻想起了我在西班牙的那天早晨，当时我在医院里接受手术，刚做完手术他们就210建议我站起来。我没有技拐杖，就站起来了，由于恐惧和紧张我全身冒汗，当时还走了几步。

盖达尔的作用在于，他使我们瘫痪了的经济骤然挺身而起，迫使它的生命中枢、它的资源、它的机体动弹起来。行，还是不行？做法相当残酷。但必须这样做。当其他的医生还在就治疗方法争论不休时，他已经使病人离开病榻。依我看，病人已迈开双脚……

我得出这个结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指标，从客观上讲，这些指标是令人头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