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35节

我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是，在我国出现了一批具有全新的心理状态的人。具有这种心理的人是顶天立地的人、不等待他人的援助，不指望任何人，不指望政府，不指望国会，不指望叶利钦。他们责骂周围所有的入，顽强地做自己的事。只要朝四周望望，就能发现，在商界。在创作领域，在科学界。在文化界，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存在着这么一批人、主要是年轻人。目前他们还不引人注目，目前他们非常忙碌。但确有这么一批人。我国开始出现一批头脑里毫无框框的勇往直前的人、从前此类人一直是受压制的。

我认为，归根结底，正是因为人体的病态反应、休克反应的作用，使全部力量被动员起来，这时人就充满信心，精神格外抖擞。例如，在体育运动中常有这种情况。我在想，在社会发展中同样存在这种现象。

当然，这种做法也有风险，当事情处于生死关头时，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那时人可能变得疯狂，失掉人的本性，人毕竟惧怕失去生存的手段。世上哪有不可逾越的界限呢？！

俄国的不幸根本不在于改革型人物的缺乏与过剩。不幸在于不可能实行贯彻始终的政策。不管是沙皇，还是总书记——所有的领导人都想在历史上独树一帜。许多人夸大了自己的包容一切的历史使命。因而在航程中往往骤然转舵。而且常常做180度的大转变。

在俄罗斯近200年的历史上，有两位执政者圃于自身的平庸无能采取了纯保守的、乃至明目张胆的反对改革的立场。在他们执政期间，整个社会生活中充满了“压抑感”，使人感到“来自国家的蹂躏”。这便是中央集权过于充分的体现。随之而来的便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极其严厉的国家观念。自然，待不同见解的人必受迫害。

我指的是亚历山大二世和勃列日涅夫。俩人在位时间都很长。俩人辞世后都受到社会的蔑视。

不过。亚历山大三世当政期间工业的大踏步前进是不容置疑的。当然，他未能给俄国人民带来幸福生活，但在俄国终于出现了中产阶级。同时也给科学和文化的繁荣奠定了物质基础。俄罗斯国家终于进入了文明民族的大家庭。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不言而喻，还保持着违反人性的苏维埃制度，政治迫害还在继续，苏联在推行危险的军事对峙的方针，如此等等。关于此类老生常谈之事此处不赘述。

但是，还有另一种倾向存在。在奉行外交保守主义的时候(在亚历山大三世时代也是如此)，勃列日涅夫根本没使国家做180度的大转弯，他的所谓转弯只不过是人们的一种错觉。

赫鲁晓夫改造计划的基本框架被保留下来。应当承认，那种迟钝的然而却贯彻始终的行政上的生硬做法导致某些有益的倾向渐而形成。

勃列日涅夫关于“发达社会主义”与“坚持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法尽管在改革年代受到千般嘲弄，但在当时却有着一定的土壤。

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社会主义关系已经前进了一大步，已经进人人民心理的最深处。至于什么幸福生活，它根本就没有过。当商店里没有黄油和肉的时候，此类口号是一种嘲讽。然而。实际上，在国际政治中取得了某种均势的情况下，已经不要求人民向国家炉膛抛进所有的努力。最终还是为了总的目标而栖牲人民的努力。从前已经发生的事再演一遍而已。

于是，一步一步地通过行政手段，生吞活剥地搬出西方生活标准模式，让人们去习惯这些模式。有自己的住宅，社会保障，家用电气设备，拥有最低限度的土地，甚至私人汽车。这便是“小人物”、普通公民的凑凑合合过得去的生活条件。当然，我不再赘述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复杂过程。我要强调指出的仅仅是这种逐渐的、不易为人觉察的积累某些生活财富的趋势。大家都知道，这种不易为人觉察的改善之得来，是以野蛮的消耗国家自然资源为代价，而不是正常的、有成效的工作的结果。

随后，执政者衰颓了。摇摇欲坠的总书记成了摇摇欲坠的经济的象征，这时的经济虽维持着庞大规模，但已经是个杂乱无序的摊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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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记得，关于自由贸易、关于取消对贸易中间人活动的限制的命令曾引起备方的批评。共产党的报刊叫喊道：“投机倒把活动已在俄罗斯猖獗。”的确，不管到莫斯科的哪个地铁站，到处是商亭，爱说俏皮话的人声称，这种商亭卖的是“销往殖民地的货色”，进口的白酒、香烟、糖果，无奇不有。听起来怪吓人的。其实没什么了不得的。

让我们回忆一下经典作家笔下描绘的情景吧。在俄国，商业资本什么时候享有过纯如水晶的声誉？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戏剧中，到处是一片破产景象，到处是欺骗狡诈。到处是负债的火坑。正是从莫斯科河南区的商人开始。从这个略带野蛮的时代开始，俄罗斯的大工业、俄罗斯资本的历史才有了开端。

当然，花费的增长不可避免，可我们也不想让诈骗成风呀。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为了同类似现象作斗争，才存在着警察机构、检察院等等。为了限制投机倒把，需要唯一的手段——法律。而护法机关适应新形势较慢、成效不大，那是另一码事。可这是典型的俄罗斯风格嘛。

……1992年9月我看了一下前9个月的经济指标数字，着实恐慌起来。国家无可挠回地陷入极度通货膨胀，生产处于混乱之中，经济联系濒于中断。

当时，大概只有一件事使人看到希望，那就是居民的购买需求真正是另一番景象。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商品缺乏的现象被克服了，而且根据各种指标来看，除了最便宜的食品外，各种物品均不紧张。不久食品问题也解决了。因为人们知道，粮食和牛奶今天有，明天有，后天还有。

在俄罗斯欠缺的完全是另一种东西——钱。

……其实，盖达尔早就提醒过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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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在“奥斯坦基诺”电视台发表的谈话中向主持人、观众、全体人民和总统提出一个反话式的问题：“您是否准备用休克疗法医治自己的母亲？”

这里所说的母亲是指俄罗斯。我们都是她的孩子。用休克疗法来医治母亲的病，这的确残酷。这不像儿女们之所为。

是的，从某种意义来说，俄罗斯是我们的母亲。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又是我们自己。我们是她的血肉，是她的成员。我准备用休克疗法医治自己——实际上我已医过不止一次。只有如此这般，豁出去。孤注一掷，这样一来人反倒闯过难关，竟然活过来了。

我选择休克疗法的道路，不是为了某个欠发达的国家，不是为了哪个抽象的人民，选择这条路其中也包括为了我自己。若说是必须经受休克状态，不止一次地忍受疼痛，绷紧全身的神经——那么首当其冲的就是我这位总统。

令人疲惫不堪的各种抑郁。夜夜难以逐走的沉重思虑，失眠与头痛，每每见到莫斯科和其他俄罗斯城市的脏乱贫穷景象引起的绝望情绪与痛楚，各种报刊、电视台每日不断袭来的批评浪潮，会议上的中伤，通过的决议带来的沉重压力，亲近的人给我带来的委屈，他们在我需要帮助时不支待我，该坚持时他们顶不住，他们欺骗我——所有这一切我都得承受。

而10月叛乱就更使我心碎。

……本章的以下几页我将叙述所谓的经济改革的政治运作技巧，改革的幕后操作情况，关于这方面情况读者们也需了解。但是，我不希望这些情况妨碍了解主要的东西——在国家遭到破坏之后采取决断措施以利前进的必要性。为了道义，为了维护人性，必须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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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改革开始之前一段时期，国家面临的形势令人担忧。一个失却稳定的社会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激进改革的开始，深知这种改革会导致物价上涨与失业。1991年秋季以前，所有的物品都凭票证定额供应，紧张到了极点。商店的货架空空如也。有一些城市向居民发了厚厚的像一本小册子一样的购货本，以此作为凭证来购物。包括食盐、食糖、面包、火柴在内，各种物品都成了断档货。

政治局势也相当令人压抑。原苏联的各共和国以明显的不满情绪相互对待。而备共和国对俄罗斯则更是耿耿于怀。

在此极其紧张的关键时刻，鲁茨科伊发出了“第一声信号”。

12月18日。即改革开始前两个星期，他在《独立报》上撰文表态。这位副总统写道，俄罗斯政府是一个无法管理的乱糟糟的机构，这是一个阴谋诡计丛生的地方，谁也不知道我们将走向何方？谁也不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总统企图独断独行，一个人说了算，而且。如果不废除自由价格政策，他鲁茨科伊就辞职不干了。

令我惊讶的甚至不是副总统开始对政府评头品足(这个政府还没着手改革)，而是他那蛮横无礼、颐指气使的腔调。

外国观察家当中流行一种逐之不去的传言，说什么一些对联盟解体不满意的军人在准备新的政变，而鲁茨科伊将成为政变的政治领袖。到政变时间尚远，但是鲁茨科伊的名字如此响亮地被推出却绝非偶然。鲁茨科伊在西伯利亚视察军工企业时把盖达尔政府中改革班底称之为“穿着玫瑰色裤衩的稚童”，这样他便开创了政治下流行为的先例。不久之后，哈斯布拉托夫洋洋得意地接过了这个火炬……。

特殊地位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我认识了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布尔布利斯。就在那时候他作为职业哲学家的博学多识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我很快就了解到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的另外一面，他这个人最初给人的印象是温和的、与世无争的样子，但他绝不是那种坐办公室的理论家或者是为上级领导随便驱使的执行者。

恰恰相反，这是一个上紧了发条、充满了活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

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时。我们相互不认识，就像人们常说的，当时我们“旋转”在不同的轨道上。但是、我们有共同的根，有关于维尔德洛夫斯克的回忆，这在我们的相互关系中起着重要作用。最后，还有一点，他在青少年时代酷爱足球，曾在军队足球队踢过球，与我一样，他喜爱体育运动。

他作为我的助手第一次直接担负的任务是领导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选举活动，他是那一地区选举俄罗斯议会人民代表的总部负责人。过了一段时间，布尔布利斯被任命为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全权代表。

这个职位原来是没有的。这是“为了布尔布利斯”而专门设立的，是为了强调他的特殊地位。

……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市我们的交往尤为密切。我在那个城市过得很舒心。坦率地讲，与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在那一时期的谈话使我油然产生了一些新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