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36节

他颇有远见，善于对当前的事件作出战略性的、全球性的评价。于是，关于俄罗斯新政治、新经济、新国家制度、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成形，这些概念的表述越来越鲜明，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准确。

……不过我做出最终选择是我于1991年9月在索契休假的时候，当时，西拉耶夫在那里，布尔布利斯也在那里。

在那些紧张忙碌的日子里我有可能再一次对谨慎行事、善于妥协的西拉耶夫和充满活力、年轻奔放的布尔布利斯进行比较。我深切地感觉到我身边必须有一个朝气蓬勃的人：我自己来决定政治斗争的策略与战略，而委托这个人考虑前景规划，选择具体方向，调配人材……

当时，我就把期望寄托在布尔布利斯身上。

我不仅喜欢他那独特无比的智慧，而且喜欢他那善于洞察他人思想与观点的能力。他对同一代人当中的年轻政治家与实干家颇为了解。我让他根据自己的意愿去选择新班底，谢天谢地，我没看错人。只要举出两个布尔布利斯主张提拔的人就足以说明问题，那时他竭力推荐、“拉住”的两个人是盖达尔和科济列夫。他还推荐了另外一批能干的人物。

这样，根纳季·布尔布利斯成了俄罗斯联邦的国务秘书和第一副总理。

新闻界一些人常把他称之为“灰色枢机主教”。当然，这是无稽之谈，为了成为“枢机主教”，首要的条件是总统的宝座里须坐着一个优柔寡断的、软弱的、冷漠的人物(现在，时过境迁，我倒觉得苏斯洛夫与勃列日涅夫之间的关系颇似上述情况)。

布尔布利斯有两个严重的不足之处：病态般的自尊心和不善于社会应酬。

有时候事情竟弄到令人啼笑皆非的程度。有一次。电视评论员约定采访盖达尔，因故临时让布尔布利斯顶替一下，他坐在摄像机前象背书似的一本正经地“道出”一些枯燥无味的台词。

当然，这种情况是罕见的，不能说明问题。不过，应当承认，尽管一再努力，布尔布利斯试图成为社会舆论界头面人物的想法未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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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年刚过，年初几天就在独联体政治生活中出现了最令人担忧的问题——克里米亚和黑海舰队问题。

开始，乌克兰国防部和最高苏维埃采取了积极的单方面行动，力求使黑海舰队的人员宣誓效忠于乌克兰。随后，俄罗斯苏维埃做出了并不高明的“回答”，宣布1954年将克里米亚转交给乌克兰是不合法的。

危险的紧张局势出现了。

局势表明，乌克兰政府与议会领导人准备在不同我们进行任何协商的情况下采取积极的“武力”行动。

应当承认，这件令人头疼的事件发生得真不是时候。乌克兰议会不可能不知道，俄罗斯正在准备实行“休克”式的经济改革，准备放开物价。独联体成立之后，立刻出现了一系列地区性的民族问题，例如，德国人的自治，波罗的海诸国要求俄罗斯立即无条件撤出军队，高加索曾被镇压的一些民族要求还他们以历史的公道，同样是要求立即与无条件，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人们纷纷扬扬地谈论着“军队解体”的问题。

仅仅为了列举我们为解决两年期间围绕黑海舰队发生的问题所做的全部努力，足可占去本书的一章：没完没了的互派代表团。反复的协商、各种级别的会晤，还有什么过渡性协议，记者招待会、声明……

1992年初在去联合国安理会演讲之前，我匆匆飞往克里米亚，在停泊于新罗西斯克港的军舰“莫斯科号”上会见了黑海舰队的军官们。

这次非同寻常的会见首先是对于舰队军官们极为必要。这对于消除海军的“隔阂”感十分重要，因为的确存在着与俄罗斯、与俄罗斯领导人、与莫斯科的“隔阂”。但是，身处威力强大的军舰上，在这艘巨型战舰上，它的威力与伟岸，使我感觉到，这次会见对我同样是必要的。军官们脸上的焦虑神情深深印在我的心里。他们仿佛在问我：俄罗斯和以前一样仍将是个海上强国吗？我们是否觉得自己是个强大国家？

是的，我们需要有这样的感觉。

我为什么要在“休克疗法”这一章中写海军问题呢？事情是这样的，当时客观上并不存在什么争端，客观存在是：乌克兰议会想显示一下他们的独立性。谁也没准备把军舰从一个基地开往另一个基地(即令是有人想这样做，也办不到)，任何人也没有向装备有核武器的舰队发布命令瞄准俄罗斯的目标。

然而，仅仅在几天之内就闹得满城风雨，新闻界拿这个所谓危机大作文章。

与上述情况差不多，新闻界还大肆宣扬什么“通货膨胀会日趋严重”，什么“大规模失业”，什么盖达尔的经济改革遇到另外一些“可’阳的麻烦”，当然也包括什么“人民贫困化”等等。

改革所引起的心理性休克远远超过了它给每一个家庭的生活带来的实际危机后果。简而言之，鬼并不像人们描绘得那样可怕。

关于改革的新闻报道表明，盖达尔政府从第一天起就是在极可怕的道德气氛下工作，这个政府遇到一个又一个打击，新闻界和议会又在不停地起哄喧哗。实际上，这个政府从未得到过宽松环境，甚至没有过相对的自由……实际上，按照政府的计划，本可在1992年年底，或在1993年上半年大幅度缩减通货膨胀率。

为什么没能取得这个结果呢？让我们作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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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问我，为什么当时即1991年秋季，戈尔巴乔夫时期的一些为人们所熟知的人物如波波夫、索布恰克、阿法纳西耶夫等未进入总统的亲密圈子。

不错，1989一1990年期间这些人是民主浪潮的当之无愧的领导人物。可是此后发生了什么事呢？

波波夫和索布恰克是强有力的具有独立精神的政治人物。他们选挥了独立自主的道路。但是，他们俩人的命运却不同。加夫里尔·哈里托诺维奇(波波夫)在被选举为莫斯科市长后不久走出了十分英明的一步，他任命了尤里·卢日科夫为第一副市长，此人是个经验丰富的经济工作者，在莫斯科市执行委员会副主席的职位上干了很久。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卢日科夫乍一看来是一个在波波夫这样强悍的人的庇荫下的不显眼人物，可他突然完全出入意料地脱颖而出。1991年8月事件之后，人们对民主政权的信任产生了明显的危机。卢日科夫的品质诸如具有经验、可靠、善于领导复杂的现代化大城市等等，使他跻身于那些人们颇为信任、期待的第一流政治家行列。莫斯科新市长逐渐地，一步步地迫使执行机构在莫斯科地区开展工作。在他周围工作的，有30岁上下的年轻副市长，也有颇具经验的如弗拉基米尔·列车，他有数十年在莫斯科工作的经历。卢日科夫证明，共产主义后期发生的诸种严重问题不是民主的过错。在新的社会制度下市政机关同样可以正常地发挥自己的职能。

而波波夫则善于体面又及时地离开“刚刚坐热的”市长宝座，回去教书并从事纯政治。他仍然是从前的加夫里尔·波波夫。可是那位阿纳托利·索布恰克却没能做到这一点，他在任圣彼得堡市“父母官”的岗位上不得不在很多方面改变自己以前的形象。他从一个令人尊重的政治家、法学教授变成了一个严厉的、爱发号施令的行政官员。

至于说阿法纳西耶夫，他永远是个反对派人物，恰恰是因为这一点我对他抱有很大的好感。看来，此人同任何政权也搞不好关系。这类人物是非常难得的材料，但政府不需要他们。这类入只得处于旁观者地位，居高临下地观察……

于是，在这些人当中——所有这些人都是我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的战友——布尔布利斯几乎是唯一能够承担如此浩繁工作量的人选，既要负责机关行政工作，又要抓政治工作。

……1991年秋天，布尔布利斯与盖达尔相识。就在那时，布尔布利斯请求经济研究所所长叶戈尔·盖达尔制定一份关于经济问题的总统报告。布尔布利斯是个富有指挥才能的人。就在莫斯科郊外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里(这里正在起草报告)，他认识了盖达尔的写作班底。他立刻喜欢上这个团结、精干又富有人情昧的志同道合者组成的集体。于是他选择了这个集体。

叶戈尔·盖达尔生长在一个苏维埃文学世家。这是一个有名望的家庭。他的祖父是著名儿童作家、具有传奇色彩的经历极为丰富的人——阿尔卡基·盖达尔。他的外祖父是著名的乌拉尔童话作家保尔·巴若夫——俄罗斯语言大师。叶戈尔的父亲是海军少将、著名记者铁木尔·盖达尔，他多年担任《真理报》驻国外记者。叶戈尔随父亲一道在古巴生活过，后来又去南斯拉夫，在贝尔格莱德中学毕业。1978年时戈尔获得国立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的“红色毕业证书”，在整个学习期间他没得过一个“良”，成绩全部是“优”。他们系主任是加夫里尔。波波夫。

盖达尔在科学院属下的几个研究所工作过，后来在《共产党人》杂志社任职，还曾任《真理报》经济部的编辑。我们相识的时候，他已具有经济学博士学位，担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职务。他有3个孩子。这就是这位30出头的学者的大致经历。

后来，盖达尔在一篇文章中写道：“我们是在非常有趣的形势下开始改革的，当时我们可以花许多时间列举我们缺乏什么条件以及为什么不能进行改革。我自己就可以头头是道地解释，为什么在1992年不能进行改革。在议会中得不到稳定的支持，没有正常的、有效能的政权机制(军队、海关、警察机构)，这些机构已经被90年代初的政权危机所伤害。

16个中央银行代替了原来的统一的银行，没有私人经营的传统，在波兰有强大的私人经济成分，而在俄罗斯却没有。没有一分钱的外汇，没有黄金储备，没有能力在国际金融市场上吸引游资。除此之外，我们没有时间再等了，我们再也不能什么也不做，只是解释为什么不能做任何事。”

最初我审阅了盖达尔的经济改革构想，后来又认识了作者本人，我同意了布尔布利斯的意见。又过了几天我签署了关于任命叶戈尔。盖达尔为副总理、经济部长的命令。与此同时，还任命了与盖达尔意见一致的几个人担任政府中经济部门一些关键岗位的领导。

当时，对于盖达尔的工作班底来说，布尔布利斯的威信是不容置疑的。部长们提交给总统的问题是通过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来解决的，即部长们来到他的办公室，如果有必要，他便按下电钮与我直接通话。

当时很少有人了解，比起布尔布利斯，盖达尔就其潜力而言作为政治人物并不弱。盖达尔的部长们和盖达尔本人的宗旨是：你们的事是政治领导，我们的事是搞经济。不要干扰我们，让我们正常工作，那我们就不会闯入你们的高层范围，不会闯入你们的机变莫测的“制作间”，反正我们对此一窍不通。

被任命为第一副总理的布尔布利斯在那一时期是内阁的实际首脑。他提出一个准确的策略思想：为了避免因总理人选问题导致局势再度紧张，在代表大会上暂不进行表决，在这一过渡时期，委托时利钦总统实行对政府的领导。这个建议通过了。

每星期二，内阁成员中分管经济的人在第一副总理主持下开会。布尔布利斯还在跨地区议员团工作时，就喜欢无拘无柬的工作环境，如今如愿以偿，大家喝着茶，吃着面包片夹香肠，决定着战略问题和策略问题，还有干部的调配问题。在这种“亲密的小圈子”里工作有其长亦有其短。例如，来自伏尔加格勒的原来在执委会工作的干部马哈拉泽当了副总理，而他在这个岗位上没有建树，还有，阿列克谢·戈洛夫科夫原是盖达尔那个研究所的初级研究员，当了部长会议机关事务管理局负责人，这个位置要求麻利能干和有经验的领导人，需要有行政管理才能。结果，文件管理中出现了偏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