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37节
我为什么要叙述这些细节呢?这是因为,这些细节证明着根纳季,布尔布利斯的工作风格,他不喜欢作为一个阶级的官僚群。蔑视机关事务工作。他喜欢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的慷慨激昂的斗志,这些人真想用牙齿撕碎官阶森严和垂直领导的日益衰微的那一套。
后来我才懂得,盖达尔与布尔布利斯的不同之处是盖达尔更适合从事国务活动。
一般说来,盖达尔的那些部长们,我指的是其中一部分,而不是全体,他们根本不善于落实自己的纲领、计划。一遇到逆境,他们往往不知所措,不会化险为夷。布尔布利斯由于天生厌恶机关行政事务、起草文件等事,不能给这些部长以支持。而盖达尔还没意识到自己的角色,还没有完全站稳脚跟。
……倘若让彼得·阿维彦担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我只是举例而言,如果阿维彦离开岗位一年后来担任此职,他会在今日俄罗斯经济活动中得心应手地工作,如果真能这样,说实在的,可以让他担任经济领域里的任何职务,因为他思维敏捷,国际联系甚广,具备足够的条件。
俄罗斯历来抵制实验者。在俄罗斯想建成些什么是很困难的,而想摧毁些什么就更困难。
事情很快就明朗了,迅速地接二连三地作出一些决议之后。盖达尔政府处于完全孤立之中。
盖达尔的人没有到全国各地走—走——根本没有时间。从一开始他们就认为哈斯布拉托夫的议会是向他们施加压力的工具,是所有反动势力的象征,而对这些反动势力则应进行斗争。他们对鲁茨科伊也待这种态度。
在第六次代表大会之前,上述所有的不利情况更加严重了。到这时情况已很清楚,人们已不把盖达尔政府看作是独立自主的经济班子,而是把它当作布尔布利斯的一支队伍。丽布尔布利斯本人同议会的所有派别、同副总统、同以尤里·被得罗夫为首的总统办公厅都闹翻了。这简直就橡幼儿园的某种游戏那样把一伙人分成“自己人”和“外人”。
显然,这里也表现出布尔布利斯的妒嫉心,他总是竭力“清除”强大的竞争者——概而言之,他的病态的自负本性在这里表现得淋漓尽致。
不过,布尔布利斯终究是正确的,他有理由不喜欢那佼副总统、议会和总统办公厅主任,这里用“不喜欢”这个词,算是个缓和的说法。人们对我这样说,是有道理的。但今天追溯往事,再来看一看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为人处世的次要方面,我可以说,那种“分成两伙”、“游戏后算帐”的幼稚想法在当时起了决定性作用。过了好几个月,鲁茨科伊当众抱怨说。他被置于真空中,无所事事。这里他还真道出了一些“农夫的”真理。也许,当时应当让这个活动能力很强的同志担任点差事,使他找到释放自己能量的地方——倘若如此做,许多事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可他……如今他只能写一写关于农业的大部头著作了。
现在似可作一个小结。布尔布利斯为俄罗斯领导层找到了新的经济政策的执行者。然而,这些执行者比他本人更有才华。
可以说,盖达尔的班底书生气十足地决定“洗手不干,远离肮脏的政治”,把全部政治倡导权拱手让给自己的上司——这便是盖达尔等犯下的策略性错误,为此我们全体付出了极高代价。
依我看,盖达尔本可以打破别人关于他、关于他的班底和他的纲领的预言,但是他稍迟了一步。他和他的政府全力以赴地积累经验。他们开始到全国各地巡视。例如,盖达尔在陶里亚蒂市会见了一些工厂的厂长。一些隔阂解除了。遗憾的是,盖达尔的班底没来得及正常地与人民代表们接触,而恰在此时在人民代表营垒中发生了某些积极进展,这些进展有利于接纳这位年轻的副总理。
时间就差了一步。
★★★
还有一个与布尔布利斯有关的重要情况,那就是以前我认为根纳季·爱德华多维奇性格中的某些特点是偶然的,如今我把它们同他的为人处世的整个体系串在了一起。
在俄罗斯新的领导班子中,布尔布利斯是第一个乘坐“吉尔”卧车的。他有一个庞大的卫队。我感觉到,当他看到在他的“吉尔”前边的汽车闪着车灯、鸣着警笛、急驶前去的时候,他有一种特别的感受。这便是典型的外省人对权力点缀物的爱慕。布尔布利斯可以不经邀请出席任何会议,无论会议是什么内容什么形式,他一来便坐在总统的有手位置。他知道,我不会提出异议。
总起来说,这纯属我为人当中的一个错误。为什么对他来说这种表面的显赫于众的权力是如此重要——这一点至今对我来说仍是个谜。其实,这个聪明人实际上已经具有大权在握的代理资格,在执政方面他握有战略手段。
但是,恰恰是他性格当中的这些特点妨碍了他恰如其分地审视自己的自负的愿望,尽管他大有潜力可挖。
我不想隐瞒,在某一时刻我开始隐隐地觉得一种已形成的疲惫——我每天在自己的办公室,在会议上,在接待室,在自己家里,在别墅,在网球场,在桑拿浴室,我见到的是同一个人……可以而且需要竭力向总统施加影响——但那是为了事业的兴旺,为了落实自己的计划。但是做这一切时总该有个限度!有时候,当根纳季。布尔布利斯出席任何一个我参加的会议时,他一步人会场,就仿佛进入了我的体内。在个人交往方面达到了某一个极限。
有什么办法呢,这是常有的事。
直到现在我仍旧高度评价布尔布利斯所做的事。毫无疑问,他是个天资很高又有创造性的人。但是与他一道工作——这是另一码事。工作乃是每日苦役般的劳动。在这方面光有天资是不够的……
夜间絮语
在第一本书中我已经大致叙述了我与娜依娜相识以及结婚的过程。
我经常在深夜里回忆我们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生活的一些情景,目的是放松一下,转移一下注意力,力图忘记周围的一切……
我担任州委第一书记时。她下班回到家中情绪很糟。在班上,午休时她到走廊里,周围人就故意大声喊叫:大家看看吧。简直是岂有此理,不及时给我们住房,商店里买不到黄油!到处是这种议论。
娜依娜说:鲍利亚,是真的,我走进副食店,这也没有,那也没有。这还是在州政府所在地。边远地区会是什么情况呢?
可我有什么办法呢?我们州以工业为主,我费尽气力从中央弄到整车皮的肉、油和其他食品,一连几昼夜泡在办公室,不断地打电话,提出要求,甚至威胁别人。
我是建筑师,在建房方面我竭力抓紧;因为不管怎么说住房对于人是很重要的。我们用“代役租”的办法向一些大企业征用房屋,厂长们大发雷霆,但还是向市里上交了一部分企业自建的房屋。
妻子对周围发生的事很敏感。我记得,当她听到盖达尔被解除了职务时,心中很不安,往盖达尔家里打过电话,听到盖达尔平静的声音,她哭了……
说来让人难以相信,我们从未因为工作太忙顾不上家而闹别扭。我的时间总是排得满满的,累得疲惫不堪。我刚刚担任工段长、工程队长的时候,常常在工地忙到很晚才回家。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的生活就很枯燥,情况恰恰相反。有时候我在州委开完一个会议,急急忙忙赶回家,我们在夜里11点带着高兴得尖叫的女儿们乘着出租车到朋友家去参加生田晚宴。
妻子特别喜欢我给她意外的礼物。当我们的女儿列娜要出生时,我把妻子送到别廖兹尼基的产院,以便她在产后佐在我母亲那里。当时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无法同她在一起。可是,在她产后忽然有人给她送去大柬鲜花和我的一首诗——这是她万万没有料到的。而这一切是我预先安排好的。
还有,我们“订婚”的情节在她的记忆中也是意外的礼物。大学毕业后我与娜依娜离别,我们商量好了,一年后一定要见面,以检验我们之间的感情。这样做更带浪漫色彩。
一年后,正赶上我参加在古比雪夫市举行的排球分区比赛。我先给她挂了个电话。后来一想,万一她要不来呢?于是决定发个电报。我绞尽脑汁琢磨怎样写电文。后来我决定耍个花招,保证让她来——不是坐火车,而是乘飞机来。电文是:“速来,鲍里斯心脏病发。”电报末署名。当然,那封电报有点过分……不过大学生时期嘛,情有可原。
虽然她了解我的脾气,仍然很认真地风风火火赶来,找到我住的旅馆,见到我。
“订婚”——那天我们在公园里遛了一个通宵,就决定了。现在她还常说:我真没法想像,怎么能够玩一个通宵?我觉得,娜依娜对这次会面是没有准备的,她投预料到这么一封荒唐的电报竟成了我们生活中的大转折,可我是认真的,这次见面后我真的到奥伦堡,去了她家,后又带她来到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登记结婚,并立刻带她到别廖兹尼基,把她介绍给我的父母。
在此以前,在学院里我们几年都住在集体宿舍,住在相邻的房间,我们之间没有过现代人理解的那种“爱”。这里顺便提一下,开始时我喜欢过她们班上的另一个女孩。后来才爱上娜娅,不过当时没搞什么罗曼蒂克,我们当时过的是一种热情豪放的集体生活,总是热火朝天,忙忙碌碌。我们组织了两支排球队,名叫“集体农庄女队”和“集体农庄男队”。我被选为队委会主席,娜姬是卫生干事。她是一个很认真的于事。我们选了一个姑娘当“财务主任”,大家凑钱吃大锅饭,一起烧饭,一起说笑,一起去看电影,冬天一起组织“白菜晚会”……过得蛮带劲。当然,一起参加体育运动,不断地参加排球赛。训练、比赛时,我在场上,娜姬坐在场外长椅上,我看到她的脸平静,闪着光彩。
我们生活在一个纯友谊的环境中,当时那种欢快的、略带激情的浪漫主义情调,现在简直无法想像。在半饥饿的、禁欲主义的、几乎是兵营式的生存环境中竟产生过如此充满幻想憧憬的热情——我不愿再想这段往事。当时我们谈话的题目尽是一些全局性的大问题:宇宙、共产主义、开垦处亥地,天南地北,海阔天空。
简而言之,我同娜依娜之间的关系是相拉图式的,稍带神秘色彩的,当时就流行这个嘛。或许,别的人之间是另一种样子,肯定有些人是按另一种方式相处,但我们不是。正因为这个原因,在结婚前夕我们的感情资源是极其丰富的。我们这一代人的风格就是这样——平和而坦诚。
我记得当我的第二个女儿出世时,我在产院里的笑容是强装出来的。我站在那里看着窗子里边的娜姬的脸,心中有些慌乱。她也现出忧虑神情,因为她知道我很盼望生个儿子。到后来我才懂得有两个女儿是幸福的。大女儿像我,小女儿像妈妈……
不久前,外孙子鲍尔卡参加完网球赛从法国归来。我对他说,你是怎么搞的,输了两盘,是吗?他回答:那有什么关系,最后我还是赢了。我解释说,看来这表明你在关键时刻发挥得不够好,因为你输给了一位对手,后来才赢回来。去冲个冷水澡吧,好好锻炼,为了能全神贯注参加比赛,必须好好锻炼。池似乎是顺从地走进浴室,后来又突然走回来。带着挑战的口吻问:“那你呢,外公,你从来就没输过?”问完后他有些不好意思,便加了这一句:“我说的是在体育运动中……”
★★★
结婚后的第一年下班后我总是小跑着回家。那是一段幸福的日子。开始我和妻子住在多户杂居的筒子楼的一间房子里,在化工机械区。生了列娜以后,那时我已是管理处处长,给了我们一套两居室住宅,房子座落在第二黑色冶金区(当时的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的市区,名称听来怪吓人的)。
但是,佐筒子楼的日子是最幸福的日子,我们的许多同龄人都有这种感受。那时,我们举行了多少次聚会宴请,过了多少快乐的节日,有那么多朋友来助兴。有多少美好的不眠之夜呀!
后来开始了漫长的州委工作时期。我已不单单是什么“长”。而是成了权力人物。我迷恋过打球,后来拼命工作,如今被“推人”党的官运阶梯中。给这样的人作妻子,真是命运不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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