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38节

大概，我身上还有某些可取之处，为了这个缘故她原谅了我的一切所作所为。

但是，也有一些事情她实在难于承受。例如，无论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还是现在，逐渐形成的、似一股潜流般的、各种方式的、周围人对“第一把手”的夫人的压力，面这种压力总伴随着相当庸俗的目的。

我认为，企图通过执政者的夫人、亲戚解决某些问题的风气在俄罗斯总是大有市场，这市场还在扩展。且这种风气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因其性格更加风行。令人遗憾的是，由于赖莎·马克西莫夫娜·戈尔巴乔娃的关系，我认为，这种风气得到了出人意料的大推广。

我根本无意以幸灾乐祸的态度在“背后”说赖莎·戈尔巴乔娃的坏话。但是，我清楚地知道，正是从戈尔巴乔夫时期起我国的妇女对“第一夫人”的态度中产生了一种特殊的、令人忿忿不平的韵昧。而现在人们还自觉不自觉地将以前的“第一夫人”与娜依娜进行比较。

……当戈尔巴乔夫从工作岗位来到别墅时，——警卫人员曾对我说过，——赖莎·马克西莫夫娜在家里迎接他，然后就围着他绕三圈儿，一圈，两圈，三圈，为的是减轻丈夫的紧张程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细节。在他们散步的时候，他向她叙述一整天的工作，连每分钟做了什么都详述无遗。于是，戈尔巴乔夫的妻子不止是了解情况，简直是对一切了如指掌。

这种做法迟早要带来后果，而且已经带来了后果——它影响到戈尔巴乔夫对人们的态度，影响到从事任免和整个政策的执行。

当我回到家中时，正在看电视、新闻和谈报纸聊天的妻子、女儿们有时也问这问那，情绪激昂：爸爸，为什么事情会这样，为什么那个人……你怎样看待……我只好相当不客气地制止她们：别问了，我在家里不谈政治。

至于那些求情的人，那些求娜依娜·约瑟福夫娜转交请求、纸条儿、各种方案的人，对此她简直无法向熟人进行解释：这投有任何意义，丈夫根本不会听她启齿谈及此类请求。

政治较量

1992年4月举行的俄罗斯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是反改革势力急于求成摧垮我们的“快速前进”政策的尝试，是第一次也是失败了的尝试(这个概括不一定确切，简单地说，就是这么回事)。

坦率地说。当时我对人民代表大会的看法与现在不一样。确切地表达应是这样：当时我对它抱有更大的兴趣。在我的记忆中，“全民集会”的场景总是联系着以前的、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和我们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引起的浪潮，因为人民代表大会毕竟是国家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还没有觉悟到，人民代表大会已开始成长为发展市政公用事业的政治厨房。

因此，当政府推行改革刚刚度过头3个月就遭到剧烈批评时，我感到一种病态的痛苦。我听到各种各样的消息，但结论只有一个：对政府表示不满的批判群体已经形成。盖达尔作为一个没有经验的政治家许诺最近时期会出现稳定。我也只好言不由衷地作了同样许诺。可是，4月份和5月份我们应当对能源产品放开价格——这是继1月份实行自由物价政策之后和第二轮通货膨胀的引子(夏季又掀起了第三轮)，由于第二轮通货膨胀，决然不会有什么稳定出现，这是显然的。这时我们的心绪倘不是万念俱灰，也是充满忧虑。此时唯一的指望就押在作出许诺，告诉人们不久就会得到“七国集团”的大宗财政援助。然而我们却受制于一些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国际大人物。而这种不确定性实在令人担心。

我不想“放弃”对政府的支持，我来到第六次人代会上，我感到必须督促一下人代会。我的话说得粗了一些，没办法，只能说一针见血的话。

这个做法取得了出人意料的效果。

我对一些部长的工作表示不满。大会最初几天同各党派人民代表的协商表明。他们提出的对之不满的名单也是下列几个人：洛普欣、德涅普洛夫、沃洛比约夫、阿维彦。

我通过布尔布利斯将这份名单转交给盖达尔。我认为目前同政府领导会面还太早。

盖达尔的班底以极沉重的心情接受了我提出的调整政府班子的建议。他们深信，他们的后方是稳固的，我看得出，许多人经历了休克。当时我同盖达尔进行了个别交谈，并告诉他是哪4个部长受到指责。盖达尔召集了紧急的政府会议。显然，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丁关于集体辞职的问题，不过，对于盖达尔的部长们来说，在改革的最关键的时刻作出这样的决定是病苫的。因此，他们请求同我会晤，提出了紧急会见的请求。

我知道，从道义上讲我站在他们一边。但是我有我的难处。代表大会准备了一份评价政府活动的否定性决议。倘若这个决议能出台，就意味着在这一届或者下一届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紧急修正案。那便是尚未来得及实行的改革的破产。会晤时我尽力把语调放得平和，非常平和，为了使大家不要把我的决定看作是上级的平庸的忿怒。但是，这些自负的年轻人把我的平静看作是冷漠和袖手旁观。

结果，第二天盖达尔来到人民代表大会上，他要求发言，井递交了关于政府成员集体辞职的请求。

这是一个晴天霹雳！

需要指出的是，这是盖达尔未同布尔布利斯商量而独立作出的第一个严肃的政治决定。任何人也没预料到这一手，虽然这一决定十分合乎逻辑、简洁面正常。如今我却闹不明白了：为什么人民代表们对此项决定如此惊慌？

说实在的，我也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发生。我再重复一遍，这是一个没同任何人协商过的决定。这决定最初很让人惊奇，也令人不愉快。但是，我很快就看出这一冒险步骤的后果具有一定价值。盖达尔的声明标志着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叶戈尔·铁木洛维奇直觉地感到，从本质上讲，人民代表大会不过是一场大型政治戏剧，大型杂技，在这个场所只有通过出其不意的猛烈攻击方能取胜。

结果是取得了全胜。否决政府的决议提案没有通过。对宪法做了修正，决定授予总统以补充全权。下一届人民代表大会改在秋季举行。盖达尔和他的部长们的辞呈没有被接受。

……但是，正像我已经说过的，我自己，作为政府的领导人需要坚决地改变政府的工作状态，这不仅仅是迫于人民代表的压力。

人民代表大会举行之后一个月，我再次谈到上述问题。我召集了内阁会议，在会上宣布免除洛普欣的燃料能源部部长的职务。

当时我看到两张面孔：盖达尔脸色发赤、几近鲜红，洛普欣脸色苍白得像一张白纸，简直让人卒不忍睹。大概，这些年轻的内阁成员认为，我这个不称职的教师对他们的不顺从进行惩罚。以便杀一儆百。事情当然不是这样。免除洛普欣的职务还有某种内在的原因，盖达尔把洛普欣当作攻城槌，向我施加压力，以便在同一时刻毫无限制地放开能源产品的价格。而我认为，我们不能采用如此残酷的方案。

我们当中孰对孰错，未来的历史学家自有评说。然而，弗拉基米尔·洛普欣苍白的面孔将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

我与鲁茨科伊交往已很久，他的那次演讲属于我们交往中的哪个时期呢，大概属于较晚时期。不过，亚历山大·弗拉基米罗维奇这种“独特的”风格之形成却是由来已久的。这风格便是“不断同人民会晤”，“直言不讳地道出真理，不管这真理是如何良言逆耳”。

我记得，我的一位助手给我送来一盘录有一个演讲的录音带，任何人也不会在衣袋里装个录音机，显然这是从电视台转录来的。说得文雅些，电视台就是传播这些猛烈攻击的工具。

……您是怎样考虑的呢，那我就对总统说：把您的钱包给我，我留给他3000卢布并问他：喂，怎么样，3000卢布够活一阵子的？

就是这类内容。

他们对盖达尔的政策表示原则的不满——这我能理解，想捞点舆论资本的愿望——我也能理解，想在公众面前熔耀一下，给自己壮壮胆——这也可以理解。

只是有—点我无法理解——鲁茨科伊为什么要当面赌咒发誓表示自己的永久忠诚？当一切如此明朗的时候，他为什么要暗示将有阴谋发生，为什么要暗示有人在幕后搞鬼？其实，还有速记稿嘛，还有他演讲的录音嘛。

那时。我以为这是一个至今既不懂政治、又不懂经济的军人的真实面目，这种情况是常有的。

我还不知道这是一种背叛行为。

★★★

报界不止一次提及院外活动问题，即某些集团向政府和我本人施加压力的问题。

这些故弄玄虚的文章总是使我如堕五里云雾之中。

我不了解院外活动在西方例如在美国是如何具体进行。我想那里的院外活动会动用一切手段，从间接收买到新闻攻汗，无所不用其极。

我们这里常说的是：军工综合体、沃尔斯基、国防工厂的厂长们、将军们、党的机关——某一个秘密的阴谋立即酿成，“阴影里的”外交活动正在开展。

……实际上，在俄罗斯从事院外活动相当容易。甚至搞掉盖达尔这样的不折腰的总理也不难。

关键在于我本人——我几十年来都在苏联的经济领域工作。这个领域对我没有秘密可言。我知道，我们的杂乱无章为何物，我知道我国的大企业和小企业中的全部实际情况，我知道我国的厂长们、工人们、工程师们的长处和短处。尽管就职业而言我是搞建筑的(毫无疑问，这在我身上留有某种烙印)，但我对重工业、轻工业状况之了解毕竟不是凭道听途说。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作过深入考察，深知这一领域的全部运作。

我们可以这样设想，倘若一位上了年纪的老人、生产工人来到我面前，以激动的声音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我在“天然气公司”干了40年，您的洛普欣在做些什么事呀，那里大事不妙，您看看这数字，太可怕了。到处搞得一团糟——在这位老人面前，我心痛欲碎。

为了取得某种平衡，我做了第一个尝试，即想让斯科科夫或者洛博夫“充实”到政府中去，但盏达尔傲然拒绝了。当时我与内阁成员每星期四会面举行每人必到的正式会议。后来，他们看到年轻的政府的确存在着各种问题与困难，终于被迫接纳了一些从厂长阶层选出的充满活力的人参加政府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