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39节

……在俄罗斯，人们心目中的厂长是什么样的人？凡给人以工作、凡能使家庭正常生活、凡能把你辞退或者使你升迁的人——那就是厂长。至于说企业有没有实效，那就不重要了。不管怎么说，具体的广长决定你的具体的命运。

……不久以后，通过同国会下设的有关委员会协商，提名格·希扎和弗’舒梅科参加政府工作。

又过了几个月，接纳了弗·切尔诺梅尔金加入政府工作。

在这些变迁的幕后隐藏着什么呢？洛普欣是一位天才的经济学家，是盖达尔政府中最能干的部长之一。但是，由于他负责领导石油天然气总体工作，而这项工作又牵动着物价改革的全局性政策。这方面受到任何一点伤害都会使整个国家经济机体感到疼痛。因此我坚决地作出决定撤换他，派我在乌拉尔时期就认识的切尔诺梅尔金接替他。我已经看到，改革在全速行进。随着改革的进程出现了全新的经济因素：原料和材料市场，有价证券市场，俄罗斯的银行和交易所体系重振并呈现活跃气氛，俄罗斯的商业面貌一新。总而言之，这种景象的确是从未有过的，甚至在实行新经济政策时期也未有过。

当我明白了上述形势时，我想让新的政策具有更大的保险系数，让它更长寿，我认为必须起用一个新的、可靠的、意志坚强的人物充实政府。实践的进程表明，我没有错。切尔诺梅尔金走上角逐场显然是晚了些，但这项任命保证了政府经济政策在反动势力“猛烈攻击”的条件下的可行性。在下一年年初这种攻击便开始了。

卫生部长和教育部长是另一种情况。地们两位的命运有些相似。

卫生部长沃洛比约夫是同盖达尔一道进入政府的，教育部长德涅普浴夫比他早上任一年。

两位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成熟，有独到的思维方式，在自己的领域内都是有声望的专家。

德涅普洛夫在教育科学院系统中是著名的“叛逆者”，他把自己一派的人集中到教育部。制定了一整套新俄罗斯学校的理论构想。

沃洛比约夫在卫生领域也准备了一套新的、不同凡响的独特的纲领。但是，如果说德涅普洛夫由于在上级机关尚听取他的意见时在“旧制度”下还曾经来得及把自己的一些想法贯彻到学校工作的实践中去，那么沃洛比约夫在自己负责的领域却一筹莫展。谁也摸不着头脑，谁也不愿意仅凭一点点简单道理就去做事——于是卫生部机关停止了工作。

而卫生事业，众所周知，是个极难领导的部门，无论是直接意义还是间接意义而言，即从政治角度看，都很难办。刚刚开始在医院就诊办法方面实行某种改革，而这改革又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时，人们便群情激昂地谈论起自费医疗，人民陷入了沉思。如果说自费学校尚不普遍的话(虽然同样牵涉到许多人，引起了某些不满，其实，这种不满没什么道理：不愿意读，就别上这种学校嘛)，那么谈及自费医疗，那就涉及所有的人——正是触犯了这根神经，沃洛比约夫的卫生发展构想成了众矢之的。人们恰恰是只看到不利一面，而没有看到积极的前景，没看到医院将要富有起来，医生的收入将会提高。人们也不是平白无故地这样看问题。因为此类改革需在若干年期间进行，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

很可能在第六次人民代表大会前夕就确定了选政府中的什么“靶子”，这种选择清楚表明，哪些势力参加了议会派别之间的结伙：“公民联盟”瞄准了能源部门和对外经济部门，共产党人和爱国者集团瞄准了社会领域。这一阶段他们的胃口还不太大。

教育与卫生的改革决不是为时过早。恰恰相反，条件早就成熟了。但是，这次的部长任免(其实这只是局部的，不十分重要的事件)还清楚地证明了我们政策中的薄弱环节：立即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进行改革是很困难的。

★★★

1992年年初和年中，各处都在谈论即将到来的罢工浪潮。经济学家们警告，生产的滑坡将导致大规模失业。议会中反对改革的政治对手们扬言，居民们将经受不住“天塌地陷式的物价上涨”的打击，走上街头举行“锅底朝天的游行”。这时又突然出现了可怕的现金缺乏现象。一些地区所有居民一连几个月得不到工资和养老金。

但是，我们所担心的1992年，明显地大声疾呼地提出自己要求的只有两个阶层的居民——中小学及幼儿园的教师和矿工。

……说到幼儿园的教师，她们的生活状况真让人该然欲泣，即令在莫斯科她们的工资也低到可笑的程度。仅仅是出于对幼小的孩子们的责任心，这些保育员、幼儿教师(其中大部分是年轻的姑娘和女士)才没有采取前所未有的行动，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才没有罢工。倘若幼儿园罢了工，那就会给国民经济中见有女职工的部门带来可怕的损失。

中小学教员如果罢工，同样可怕，只不过在程度上稍有差别而已。

……不过，这个问题不能孤立地看，它与所有的领工薪职员的问题相关，而工薪阶层在我们这样一个大国从前、现在和将来都占很大比例。物价直线上升，通货膨胀率上涨使相当一批居民处于绝对的依赖地位，为生存面挣扎，居民们只能指望我们的正确的社会政策。

尽管在各城市都有部分教师提出自己的要求，应当指出，这些教师并没有采用公开的对抗行动。这大概是由于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具有天生的谨慎与保守性口巴。

我们制定了一份各行各业工薪人员的统一的工资表，也为教师制定了行业工资表。调资体系是很复杂的。工资是增加了，但据说提高最低工资的做法不够灵活，也不如我们设想的那样立刻见效。这样一调整，整个工资表就有所“跳动”。我希望，我们都能活到稳定时期的到来。

下面谈谈矿工。大家都知道，叶利钦与矿工们有着“特殊的关系”。诚然，现在顿巴斯的事由克拉夫丘克操心了。但是，沃尔库特和库兹巴斯归我管。我以前常到那里去，以后也还会常去。从这些地方不止一次地传来对我发出的强烈要求，同样，这些地方常常给我以支持。

其实，矿工们提出要求，决不像哈斯布拉托夫描绘的那样，是由于什么盖达尔只顾改革大业而忽略了矿工们的经济“小业”等等。矿工们还没到饿肚子的地步。他们并不反对改革。但是，他们奋起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坚持主张他们从事这种劳动，就应当从总利润中得到应得的那部分。当时，在煤矿这类企业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效益分成机制。我们旷日持久地进行着艰难的谈判……

应当说，1992年春季和夏季，全国上上下下都能听到一个时髦字眼——“停转”。因为缺煤，铁路停转了，车间停转了，运输业停转了——在这种情况下尤里·斯科料夫在同矿工们曲谈判中表现了非凡的果敢。

亲近的人斯科科夫

我同尤里·斯科科夫相识是在我于莫斯科市党委工作期间。他是一个大型国防企业——“量子”工厂的厂长。

在他的选区，与他竞选苏联议会人民代表的对手是当时担任《星火》杂志主编的著名作家、评论家维塔利·科罗基奇。由于种种微妙的原因，加上我在第一本书中描写的党的计谋，尤里·斯科科夫被选上了。他的表现堪称党的有原则性的代理人物。

首先应当指出的是，斯科科夫是个聪颖的人。他非常内向，担任过西拉耶夫领导下的最高经济会议主席，在盖达尔执政期间担任过安全会议负责人。这两位领导过他的人都感受到斯科科夫身上独具内在的威慑力量，而且这二人不止一次地因为斯科科夫与我发生冲突。

斯科科夫在叶利钦身边究竟扮演什么角色？——人们自然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斯科科夫是个确实存在的“影子”总理，我仿佛时时刻刻都注意到他的存在。

……我没有提及过尤里·斯科科夫在8月政变期间所起的作用。他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可能，他比保卫白宫的某些抛头露面的领导人所起的作用更重要。作为我的代理人，斯科科夫同军方代表和内务部代表——格拉乔夫与格罗莫夫——经常会晤。这些接触完全是秘密的，对我们具有决定性意义，至少在道义方面。在这些活动中，斯科科夫表现得谦虚、平和，正因为如此赢得了敬重。

我明白了斯科科夫的总的政治立场、特别是在经济方面的立场，与我的立场、盖达尔的立场还有那位布尔布利斯的立场都不一样。他的两面性一直使我的拥护者们捏把汗。但是我认为，如果一个人懂得，在当前的俄罗斯应当为强有力的政权工作，而不是反对这个政权——采取这样的立场又有什么不好呢？就算是“影子”总理吧，反正在党的领导人、经济部门的领导人当中，斯科科夫无疑总是享有一个政治家的威望，他不断地督促着在位的总理加紧工作。这里不妨讲一个有趣的细节：最高苏维埃的领导人在白宫内为总统权力机构的唯一代表斯科科夫留下了一间大办公室。

1992年年底之前，斯科科夫身上出现了一种怪癖。在与我见面的时候，他迫不及待地经常对我说：“鲍里斯·尼古拉耶维裔，您周围都是敌人，唯有我一个人忠于您。”——这使我产生了各式各样的想法：他是不是受了迫害？

……我认为，他这种强有力的人物极难作出选择。他为俄罗斯的民主政府效劳乃是“为了某种利益的联姻”，他很难接受这种局面。他明明知道国会在准备干什么，根据各种消息来源他掌握可靠的情况，但他无法决定自己的立场，于是他被摧毁了。或者说，至少他被折腾垮了。

但是，我们也可能在政治舞台上再度见到尤里。斯科科夫的身影？我希望他是一个更为坦率的人。

★★★

1992年夏，飞往美国之前，在机场我发表声明，任命盖达尔为俄罗斯部长会议代主席。

布尔布利斯和盖达尔本人曾把我置于相当为难的境地。那种旧的格局——即内阁首脑是位政治人物，而第一副总理掌管着经济进程——终于结束了。

在重新被任命的副总理当中，毫无疑问，没有一个人能指望成为盖达尔班底的领袖人物。盖达尔本人越来越紧地把控制杠杆抓在自己手中。现在甚至连人民代表们也惧他几分、敬他几分，尽管哈斯布拉托夫和最高苏维埃方面仍然不时对他进行“心理攻击”。

1992年夏季到来之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心出现了另一个经济问题：关于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向我国提供大量贷款的问题，关于建立稳定的卢布基金的问题。西方专家们一直特别重视盖达尔的作用。

在这种局势下，我所作出的决定似乎是迫于形势的压力，决定是出入意料和迅雷不及掩耳的。可是正是这个决定阻止了盖达尔的对手们策划的处心积虑反对他的攻击。他们错过了时机。

很自然，多数人以喜悦的心情、满怀希望地对待关于任命盖达尔的消息。

★★★

到了夏末，事态的发展表明，经济情况令人担忧。有两个方面发生断裂：各类商品的价格仍在上涨，在这种形势下，任何明确的经济战略都无法推行，无法计划经济领域中的任何步骤；另外，国会借助于国家预算已经人为地向经济部门注入数万亿卢布，但在现存的最高苏维埃体制下仍无法控制通货膨胀。

情况最终表明，通货膨胀、“物价猛涨”的阴影将笼罩若干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