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41节

人们也常常提起一些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人，仿佛这些人因我个人的好感而得到升迁，他们当中有我的助手伊柳辛，布尔布利斯(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工作时根本不认识此人)，洛博夫，彼得罗夫……但是，同这些人的关系完全是另一种性质的、“上下级关系’’和工作伙伴关系，这种关系的前提是相互承认工作才干，尽力把一些志同道合的人配备在一个强有力的集体当中。

我想顺便提一下，凡我不得势的时候，出面支持我的、到我这里来做客的恰恰是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大学时期的朋友们，关于这一点我在第一本书里已有所述。我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党委工作时的几位副手总与我保持相当的距离，有时干脆就离得远远的，躲着我。但我对他们没有任何抱怨，从来没有埋怨过他们，因为我了解，再一次重复，我了解，在我们的交往当中保持着一种适度。在必要的时候，我甚至把他们当中的某个人召来重新一道工作。

……刚年过30，我就成了首长。在俄罗斯，人们对像我这样具有某种社会地位的人都称之为首长。不是官僚，不是官吏，不是领导人，而是首长。我无法忍受这个词儿，在这个称谓中有一种牢狱的味道。可又有什么办法呢？！

当“第一名”——这或许是我的天性中注定要达到的，不过，也许在涉世的最初年代我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我记得，当上级把我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州调到苏共中央担任建设部部长时，我感到厌烦——当一个中央委员会机关里的小官员，而我原来是领导一个大州的工作呀！当戈尔巴乔夫把我“安置在莫斯科市委”的时候，我感到了另一种压抑。只有处于职业的紧张形势下我才能生存。

干第一把手的工作有许多令人讨厌的地方。第一，不能过正常人的日常生活；第二，总是想破坏自己的情绪，同时也在破坏别人的情绪；第三，不知为什么，关于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通常，“第一把手”没有亲密的朋友。这种人常患封闭综合症，在同人们的交往当中不可思议地将谨慎的弦绷得紧紧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情况在我身上也出现了。我开始过封闭的日子，与新相识的入相处特别谨慎，但不管怎么说我还是有一些朋友。

……我同沙米利·塔尔皮谢夫于1987年夏天在波罗的海沿岸的小城尤尔马拉相识。他当时正率领国家网球集训队在那里训练(他担任主教练)，正准备同荷兰队进行比赛，争夺戴维斯杯。他送来入场券，邀请我前去观看比赛。我们谈到为什么我国的网球不发达，为什么不像在世界其他国家那样普及，我们缺乏什么必要条件。我邀请他到市委来做客，他没有来，代替他来的是另一位体育界的领导人。他这种不愿烦人的知趣性格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一年以后，我们在尤尔马拉又一次相遇，面对面地撞在一起。这时我已经被认为是“反对派代表人物”，很多人害怕与我交往。

他和自己的队员们在海边沙滩上踢足球，他跑过来拾球恰恰撞到我，意外相逢，握手寒瞳。我们二人对此次邂逅都感到欣喜，谈了几句话他就问我现在于什么，我说，要不，咱们打会儿网球？沙米利开始提议双打，我没同意。我一直闹不懂，他是怎样猜到我正在学习打网球。我们没谈这一点，看来，他发现了，当他在我们疗养院的网球场教一个年轻人打网球时我一直站在那里并长时间地观看。

后来我们在“友谊”体育馆又遇到过几次，当时，沙米利正在训练他的队员。到了1990年秋天，他当了网球协会的主席(我同他开玩笑：您已经当主席了，我至今还没当成)。我邀请沙米利到索契来找我，来休假。练练球，一起打几盘。

首先，我评价了双打的意义，这很快使我们在感情上接近起来，毫不感到单调。在体育运动中每个人都按自己的本性展示自己，当伙伴透过一个眼神了解你的意向时，你会感受到令人惊奇的欣慰。

我当即感到，在沙米利身上具有某种忠实寡言的男子汉气质。

我当了总统以后，立即建议塔尔皮谢夫担任总统体育顾问的职务。沙米利辞掉了国外条件丰厚的工作，放弃了外汇收入，接受了我的建议。

在我国体育界有多少不幸的运动员啊，有功勋卓著的，也有鲜为人知的！多少人命运坎坷，屡遭挫折！不是职能部门的人，不是官吏，而是一个以前的职业运动员招起了此职，解决着大规模体育事业中的诸种问题。

在这个位置上，沙米利遇到许多难题。有时候，由于不了解我国官场运作的特点，不了解官吏们的心理却又不得不每天同这些人打交道，抄米利感到措手不及。我尽力地帮助他。不仅仅作为总统，而且作为朋友帮助他。

★★★

有很多谣传，说什么在一些非正式场合，在网球场，在浴室，某些不为社会所知的人，来路不明的匿名作者，向总统进行渗透，影响着他，促使他作出某些决定。

这些传言不胜而走，在民间流传。我想，这并非偶然。这里有人在利用我不喜欢在电视屏幕上作公开演讲的作法，企图强加给社会一种形象，似乎总统是个软弱的、很容易向政治压力屈服的人。

在这一章里我尽力向读者阐明，作出这样或那样的全局性决定何其困难。不管正确与否，这些决定总是极其艰难的选择结果。

第七章　黑暗时期

议会的圈套

我把这一章叫做“黑暗时期”不是偶然的。10月3日至4日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事件。从此，也就是自这个黑暗时期，国家染上了一种连续不断地召开代表大会和例会的热病；备报纸的头版有时出现一些有关对总统的信任问题的投票统计数；合法宣布的不稳定形势席卷全国。

从表面上看，这好像是民主的胜利。在我国就像在意大利一样，发生了持久的政府危机，议会企图取代总理，总统试图同议会达成协议，一切都与“别人相同”。

这个公开对抗的时期以全民投票的方式而告结柬。正如我所认为的，这一时期是由文明方式结束的。之后，就剩下商定实现全民公决结果的机构。

但是，结果并非如此。这段历史没有能够和平结果。

可见，毕竟与“别人不同”。也就是说，这不是简单的议会斗争，而是为了某些法律、某个政府以及某种政治的斗争。

不，这是反对总统的斗争，是为了政权的斗争。它先是隐蔽的，后来才变得越来越公开。它想改变国家的基础。

如果更准确地说，这是一次蓄谋已久的政变企图。

如果我能早些明白，这个议会无论在任何条件下都不会通过新宪法，因为它不会达成协议，最终也不会立法，——那就不会发生10月事件，不会流血，也不会出现我们大家所经历的那个道义上的休克。也不会有民主派之间的分裂，这个分裂险些转变成新的问题。

是什么力量把我们引入这个黑暗时期的呢？

首先是模棱两可的宪法，即宪法上的誓言，总统的宪法职责及其权限的极大局限性。

其次是8月叛乱的综合症。新生的俄罗斯不顾紧急状态，出现在捍卫民主的浪潮中。

从此就破坏了法律吗？这是一个严酷的道义上的心理障碍，而不仅仅是一个司法障碍……

最后一点，只有现在才看得出来，总统和议会永远是竞技场上的一伙角斗士。许多议员进入政府，并占据了最高的职位。议会的各委员会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议会的分裂不是突然的，而是逐渐酝酿成熟的。这是一个非常隐蔽的、有时都难以觉察的过程。

嗯，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俄罗斯人的“侥幸”心理。顺便说说，我赋予这一古老概念的不是冷漠，不是轻浮，也不是懒惰。干脆说，我们这个民族的特点就是相信美好的事物，希望事情能有好的结果，希望“上帝能看到一切”。

所以我认为，在经历了苏维埃政权的如此令人痛苦和漫长的70年后，难道我们还得利用手中的武器来解释议会或总统谁更重要？难道这些修正案、代表大会、决议、投票就得付出让国家动荡不安和来之不易的稳定遭到破坏的代价？难道还有人想革命？

★★★

……一年半来，人们每天都可以从电视上看到代表大会和例会的会议转播。一年半来，议员们每天都在这些代表大会和例会上发言，而且大部分发言的主导思想是竭力揭发叶利钦，证明他不会管理国家。如果这许多个月的宣传还不够，如果全民投票确定了总统的全权，还会有什么问题？要知道人们相信我们会一起工作。让我们想想以后该做什么，让我们达成协议吧。

然而却没能达成协议。

总统日记

1991年11月6日

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哈斯布拉托夫。这次会见从18点半一直持续到夜里23点半。我们没有进行某种系统的谈话，但涉及到各种各样的问题。

哈斯布拉托夫坐着，不停地油着自己的烟斗。实际上嘴里一直在叼着烟斗。他抽烟抽得脸都快变成铁青色了。我们喝的是“齐南达利”干白葡萄酒。他讲述了自己的家事，他的母亲现在位在车臣，那里还有许多亲属。其实，杜达耶夫把他们留在那里当作人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