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52节

比如1991年8月和1993年8月就是这样的。我明知面临着重大的决策和“激烈的”政治事件，而且这个政治事件是躲不过去的，可我的心情还是绝对地平静。我的情绪坦然而轻松。

我想出的“总统俱乐部”，多半就是为了一个目的，即向自己和别人证实，人的适当的正常生活仍在继续。这种生活有痛苦，也有欢乐。不应当只是发生冲突，还应当有交往。

于是我怀疑，这个时候社会上形成的大概也是这样的情绪。在莫斯科那里发生什么事和什么斗争，让它们发生去吧，只要不干扰平静的生活。类似这些事情我经常读到和听到，我对这种状况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这是一种明显表现出来的政治幼稚病；另一方面我们也该是平息的时候了。经常的过度激动和紧张(两年来，政治家一直使国家处于这种状态)——这是否有些过分呢？我敢肯定，无论怎样，对莫斯科闹事的冷漠毕竟是一个好的迹象。社会怀念安定的生活，人们想要正常的节奏，即使它是枯燥无味的、艰难的，人们想要合理的常规——某种可以判定方向和选择道路的坐标。

我想可靠地维护和保障这种稳定的趋势，我不接受那种政权对抗创建稳定的说法。199；年8月的晴朗明媚天空是靠不住的和没有希望的。

代表大会不久就要召开，又要爆发新的闹剧。激烈地燃起新的欲望。又无暇顾及经济，又无暇顾及日常的事务，又得保持边缘线上的平衡、去试图保住正在崩溃的政权。谁也不听谁的，这已经成了无法容忍的。

夜间絮语

我从学院毕业时成了预备役中尉。现在已经有了上校的军衔，在装甲坦克部队呆过。按照已有的惯例，在学院学习时，夏天我们去军训，我被任命为坦克指挥官。

最困难的是夜间驾驶，那时我通常不是坐在坦克指挥官的位子上，而是坐在驾驶员的位子上。坦克高速行驶，四周一片漆黑，不能开前灯，否则敌人会测定坐标的。既看不见前面的行人，也看不见身后的人。以每小时40公里的速度行驶在沟壑纵横的地方和土路上。

记得有一次军训，我在一个水沟处稍微拐了一下，坦克几乎就垂直地栽了下去，惯性使我们飞出好几米，掉入水中。水是冰凉的，应该说，在黑暗中这是一种“最好的感觉”。我加大油门，想爬上对面的坡，竭尽全力地踏下油门板，因为如果我们停下来，那就完蛋了，坦克一灭火，就会沉下去。然后你就费劲往出爬吧。

我一直给着油，坦克隆隆地响着，履带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亲爱的，来，让我们钩住一个东西，往前走，向前进。我终生铭记着那辆轰鸣的、束手无策的坦克。

终究爬上来了，全身也湿透了。我们坐着，等着首长到来，他一定会处分我们。我们以为会被拘留10天。结果，没什么，甚至感谢我们没有表现得惊惶失措，有这样的事……

第九章　艰难的秋天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3日

清晨，我驱车前往克里姆林宫。一种不安的感觉彻夜困扰着我。白宫虽说被民警和特种警察包围着，但它毕竟对莫斯科构成可伯的威胁。

每当我作出某种重大决定，从不再让一些愚蠢的想法所困扰：不妨换一种做法，或许会有别的结果。这是毫无益处的自寻烦恼。决定一旦作出，就别无选择。只能不拆不扣地去执行它，尽力干好，干到底。以前一直是这样。例如，我从未因在10月中央全会(1987年)上的那次发言懊悔过。不错，我难受过，苦恼过。但绝没有被动摇折磨过自己：如果我不登上讲台，我的一生会怎样呢？我作决定时，就如同要往水里跳一样。我不想分析，这是缺点还是优点。

而这一次，似乎在我一生中头一次在脑海里闪现了这样的念头：我究竟做的对不对？是否还有别的方案，能否换一种做法，我是否用尽了一切可能？……俄罗斯对没有法纪的状况已感到厌倦。而第一个全民选举的总统却要违反法律，即便这是不好的、荒谬的，以致使国家陷入崩溃边缘的法律，但这终归还是法律啊。

我把所有的事件一小时一小时、一天一天地向前理了理，试图弄清楚，我是否犯有错误……

★★★

9月初。我已作出了决定。对此无人知晓，甚至我周围的工作人员都猜想不到，我已作出了原则性的选择。这佯的议会在俄罗斯再也不能存在下去了。

我知道，泄漏情报是不允许的。对于好斗和正在作垂死挣扎的最高苏维埃来说，总统要解散议会的情报可能成为放到火药桶跟前的火柴。议员们只要能继续执政，他们将不惜挑起任何流血事件，而且不管多大的牺牲都无法阻止他们。

解散议会的命令首先需要法律上的保证。我接通了维克托·伊柳辛的直接联系电话，请他来一趟。在我脑子里已想好了下一步行动的方案和命令的大致提纲。

我请伊柳辛上楼到我这儿来。这意味着我即将启动整部机器。现在，业已调整好的专家班子将着手工作。当维克托·瓦西里耶维奇正从2层到3层我这儿来时，还有一分钟，我还可以把这一切停下来。但我根本没有出现这样的念头。伊柳辛进来了，我只用几句话就确切简明地交待了任务，并细心地观察了一下对方。和平时一样，他显得很平静。似乎他接到的任务是起草一份为明年冬天准备饲料的命令。他提了几个问题：吸收多少人参加这项工作？他们可以对文件的实质了解到什么程度？用多长时间起草命令？我回答说：人数要最少，他们分头单独工作，任何人都不应了解文件的实质，期限是一个星期。他点点头，走了。工作即将开始。

在9月最后的日子里，所有的会晤、谈判、外出视察都要依照即将拟出的命令由我亲自审定。许多事情早在7、8、9月份就预先作了安排，有些安排我推迟了，有些事却不能取消，而且我要利用这些早已拟定的措施，更好地为以后的大事作好准备。如在原定的日程表中，曾计划视察塔曼师和康捷米罗夫斯基师。我早就答应过帕维尔。格拉乔夫，到他的精锐部队去看看。当着手起草命令之后，这次视察对我来说就有了新的意义。无论我和战士们谈话时，还是在观看分队出色的军事表演时，以及演习后和军官们会见时，我都一再向他们指出即将有重要大事发生。并问他们：“你们将如何行动？你们将采取何种态度？”当然，我不可能明确地对他们说什么。然而，我已清楚地，可以说十分清楚地意识到：他们将支持我。不会有背叛。

一个星期以后，命令已起草完毕。在最后阶段，我批准伊柳辛吸收总统法律助理尤里。巴图林参与起草文件。我曾怀疑。是否值得这样做。这倒不是因为我不完全信任他，而是想让尽量少的人家受过重的情报负担，特别是如此重要的情报负担。据我所知，在计算机里有—个专门的系统，它能够保护机器免受多余的、不需要的信息的干扰和破坏。人们为什么会产生心绞痛和失眠，就是因为获取了大量的消极信息的缘故……

但是。出现了一些重大问题，解决它们需要有专门的法律知识。于是我让尤里·巴图林参与此事。他和以前一样。精确而内行地完成了自己那一部分工作。

我这里又产生了与宪法法院及其在颁布命令之后的地位有关的一些问题。当我第一次向伊柳辛谈及命令的一些要点和与宪法法院有关的问题时，我是这样说明的：在选举新的联邦会议之前，宪法法院停止开会。此后，经过长时间的思索，我明白下，如果我不是禁止宪法法院成员聚会，而是建议它在新的立法机关选举之前不召开会议，那么，表述就更准确。这样，措词缓和，宪法机关也不会感到难堪，而我又完全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此后。就凭着法官们的良心作出选择：要么放弃政治争吵，要么在政治争吵中积极地站到最高苏维埃一边去。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2日

星期天，12时。在克服危机的道路上，还有一个，也许是最重要的关键性的因素：我吸收自己最亲密的战友参与这项工作，我邀请国防部长格拉乔夫、内务部长叶林、代理安全部长戈卢什科和外交部长科济列夫到莫斯科近郊的老奥加廖沃别墅来。实际上，除了总理之外，战略领导班子的所有成员都聚集到这里了。当时，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正从美国启程回国，他在那里已结束了对美国的正式访问，我约定第二天早晨11时与他见面。

他们是否会支持我？如果某个人不同意，怎么办？反正已没有退路，我之所以要解散议会，并不是因为它使我厌烦。而是这个最高苏维埃已变成了最强大的破坏力量，它已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因此，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不走这一步。然而，走这一步的代价是什么呢？很多事情将取决于这个星期天聚集在老奥加廖沃的这些人的立场。

维克托·叶林。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自己一样，我知道，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对他这样一个实力部的领导人来说，已经难以忍受了。民警机关也被搞得很紧张。一些苏维埃，特别是那些势力强大的地方苏维埃一直企图把民警机关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我是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认识维克托·费多罗维奇这个人的。例如，他曾向我展示自己的战士在演习时取得的成就，这是令人愉快的时刻。也有令人心情沉重的时刻，那是在安全委员会会议上，斯科科夫和鲁茨科伊在巴兰尼科夫的积极支持下曾提议让叶林辞职。当时，我曾激烈地反对解除叶林的部长职务。他才刚刚工作4个月，况且犯罪增多，也不仅仅是叶林一个人的过错。把一切罪过都推在部长一个人身上，至少是不公正的。当时，叶林受到了严重警告。此后不久，我又有机会进一步熟悉他，这时我发现他是一个深透、有头脑、并且极为诚实的人。我更不必说，他在民警中很受敬重，更不用说他的专业技能。总之，他是一个十分出色的人物……

帕维尔。格拉乔夫。近几个月来，我同他不止一次地讨论过国家陷入的那种僵局。格拉乔夫深信，这个最高苏维埃早就该解散了。在这些谈话中，他不止一次地劝我更坚决一些。他说，我是白白地拖延时间。我回答说，问题不在于坚决不坚决。而是要考虑解散议会所要付出的代价。无疑，解散议会的决定，一定会得到国防部长的全力支持，对此我毫不怀疑。从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那种具有战斗性的精神状况来看，我感到，他已猜出为什么我们在这里聚会，并为采取的步骤而高兴。

安德烈·科济列夫。这又是一个我所信任的人。大概他比任何人都清楚，好斗的、充满沙文主义情绪的议会给俄罗斯的国际威望带来多大的危害。最高苏维埃甚至都不想把自己打扮成和平的爱好者，在这一点上。还不如共产主义停滞时期。那时，有些人至少还装作赞成裁军，主张为世界和平而斗争，等等。而这些代表毫不掩饰地在大多数问题上与国际社会相对抗：如在南斯拉夫冲突问题上，在俄罗斯与波罗的海各国的相互关系上，不妨再回忆一下最高苏维埃关于黑海舰队的声明……。如果最高苏维埃中这伙90年代的新共产主义者掌握俄罗斯政权，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只要想像一下就令人不寒而栗。

尼古拉。戈卢什科。我对他了解不多。他具有一切道义上的权利拒绝接受我所提出的使国家摆脱危机构那个方案。我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不长，况且戈卢什科还只是个代理安全部长。我们这是把他拖进一个复杂的事件之中，而且完全可能，解散议会的决定与他的政治观点和处世原则是相矛盾的。我不知道他会有何反应。但这也许是件好事，因为又有一次机会使我在危急的时刻考验一个人。我很快就会清楚，我们将有一个新的安全部长，还是我不得不选择另外的候选人。

在我们互相问好人座时，在我脑子里闪过上述想法。令人紧张的沉寂终于出现了。

“先生们，我把你们召集来，是为了通知你们……”此时的情形很像经典作家通常开始讲话时的样子……。此时我还能告诉他们什么呢——不外乎很不好的消息，或者相反，是他们期待已久、能帮助他们解开死结的消息？毕竟是不好的、令人心情沉重的消息。因为已没有别的出路了……。

我的开场白不长，因为不用我讲大家都清楚国内正在发生的一切。我宣布，我已决定解散最高苏维埃，因为它的活动正构成对俄罗斯安全的威胁。我想请大家熟悉一下命令草稿，随后就开始大声宣读(草稿只打印了一份)，我读得和缓、平静，而且很慢，为的是让大家深刻理解命令的涵意。读了10分钟，就完了。然后，每个人都表示，完全同意我即将采取的措施。戈卢什科也没有动摇，没有犹豫不决。安德烈。科济列夫缓和了一下气氛，他低声严肃地说：“我有一个重要建议。我不同意其中的一个原则性意见，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大家都困惑不解地看着他。他继续说：“本来早就该发布这样的命令。”我们都露出了微笑。不错。严格地说来，他是绝对正确的。

我规定宣布命令的日期——9月19日，星期天。接着，我提出了下一步行动的总体计划。20时电视台转播我的告人民书。捷尔任斯基师所属各部队在这之前应进驻莫斯科，并控制白宫。星期天，白宫应空无一人，不能出任何问题。看来，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将会发布某种声明。并在几处住宅里召开记者招待会，但重要的是，使他们无处聚会。对城市的威胁来自白宫。那里，武器堆积如山。占领白宫之后，我们就解决了以下几项任务：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将失去协调反对派一切活动的司令部和中心，被解散的代表大会不可能再召开。没有白宫，他们将变成一小撮夸夸其谈的演说家，而在整个莫斯科，600人算什么，谁也听不到他们说什么。

这是最初步的计划，部长们应在一昼夜内对它加以修订，如果需要做某种修改，还由这个班子，再加上总理，一起磋商。解决所出现的问题。

到此，我们告别了。这一天，我还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和亚历山大。科尔扎科夫进行了交谈。这两个人也是参与未来行动的关键人物。

第一阶段结束了。严峻的日子开始了。

大概，这是我一生中最严峻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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