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53节

能否在俄罗斯避免“黑10月”的发生？能否找到和平的妥协办法使我们走出死胡同？我曾一次又一次地问自己，并多次回答记者、亲友、熟人和生人提出的这些问题。

理论上应该是可以的。但我想提醒一下，在这以前，我们丧失了多少次“和平”解决的机会啊。我提议，可更换政府首脑，结果代表大会选出了切尔诺梅尔金。以后又成立调解委员会。没有得逞的弹劾证明，对抗的道路走不通。4月份的全民公决又一次清楚地表明人民支持谁。最后，召开了有很多代表参加的制宪会议。还打算在代表大会上通过宪法。

后来，哈斯布拉托夫下令暗中破坏制宪进程。他的几次声明清楚地表明，在下一次代表大会上将会有一场新的歇斯底里叫嚣，出现又一轮与总统的争斗。

对我来说。重要的只有一点：政治稳定，目标明确。别再玩弄法律了。对所有人来说，只能有一种法律。对所有人来说，也只能有一个政府。俄罗斯已经受不任在代表大会上的更大争斗，俄罗斯的一个新斯大林正向我们走来，他想把这场知识分子的民主喧闹引向服从于自己的需要。有鉴于此，我选择了自己的稳定方案。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3日

星期一上午，11时，我在克里姆林富会见了刚刚从美国回来的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他向我讲述了自己这次正式访问的结果。我没有打断他，虽然在这一时刻我想的完全是另外一回事儿。他一讲完，我就立即把他拉回到我国现实生活中来。我向他通报了已作出的决定，讲述了在老奥加廖沃别墅的那次谈话，并把4位部长已签署的命令草案交给他看。读完之后，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大笔一挥就签了名。

在关键时刻，切尔诺梅尔金将和我站在一起，对此我坚信不疑。但他如此沉着坚定地对待这些消息，而且在行将到来的大事中他又是主角之一，这不能不使我深为敬佩。同我站在一起的是一位真诚、坚定、刚强的他走了。我在克里姆林宫继续过着平常的一天。12时，我会见了谢尔盖。菲拉托夫(我决定让他稍后一点再熟悉情况，因为主要的工作将在发布命令之后，暂时还可以让他处于轻松状态)。我们谈了星期六将要召开的联邦委员会会议。13时，和芬兰总统科伊维斯托先生进行了预先约定的电话交谈。接着，先后会见了科学院院士奥西波夫和对外情报局局长普里马科夫。然后，又接见最高苏维埃副主席阿卜杜拉季波夫。就我的工作来说，一个接一个的会见，难免是从一个话题转入另一个话题。这是习以为常的、紧张的、充实的一天。

次日，星期二15时，召开了总统委员会会议。我特意把它安排在这个星期。对我来说，解散议会的方案在这个强有力的首脑机关内部如何“运转”至关重要。当然，我没有向他们宣布已作出的决定。然而，由于在当时的气氛下已隐隐约约吹过类似的风，所以我就可以心安理得地建议总统委员会成员考虑一下这样的方案。我请他们表明自己的态度，“赞成”，还是“反对”，并设想一下今后国内事态的发展进程。

现在，我已难以准确地回忆起那次讨论在我内心里究竟引发了什么。大约，是一种不满的感觉：第一，我本来期待着从他们那里得到更大的支持。第二，我认为，他们应该更深入地分析一下解散议会后的社会状况。尽管如此，这次谈话对我来说还是极为有益的。在某些问题上，我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而有些建议促使我对以前认为不十分重要的细节给予了应有的注意。

在一周之内。我几次会见即将采取的“措施”的主要参加者。因为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从具体方案到涉及全局的一些问题，如未来总统令中各项规定的实施机制问题。最可怕的是，所颁布的总统令未能执行。还应解决，如何对付那些拒不承认总统令的地方苏维埃以及宪法法院的决定(至于它将作出什么样的决定，对我们之中的任何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等等，等等。

9月15曰，星期三，又举行了一次协商性会议。安全委员会会议把参加筹备“非常行动”的许多领导人也纳入执行我的计划之列。会议是内部的，我甚至要求不要做速记记录。所有第一次得知我的建议的安全委员会成员都支持这一决定。已启动的机器加快了运转。

而到了星期五，几乎一切都突然停了下来。我指定这一天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我们将审定最后的细节。我请实力部门的部长们分别报告一下他们对形势的看法。突然，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建议推迟原定于星期日发布的告人民书和从此时开始实施的解散议会的命令。他们建议把日期改在下一周的周末。

大家提到的主要理由是，9月24日将在莫斯科召开独联体国家首脑会议。如实施总统令，这次会议可能无法如期举行，各国领导人也将不能来莫斯科：这必然会严重损害俄罗斯总统的威望。其次，显然已经走漏了消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已获悉主要情报，即解散议会的命令已拟妥，并决定于星期天宣布实施。他们虽不知道细节，而且正处于慌乱之中，但计划的要点他们毕竟已经知道。因此，那个要求于星期日占领白宫、并使其变成既没有工作人员、也没有人民代表的空荡荡的大厦的计划现在必须改变。因为，星期天，哈斯布拉托夫必会把自己所有的支持者都带到那里，白宫将变成一个堡垒和抵抗中心。决不能给他以这样的机会。应该让他们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他们已聚集起来准备抵抗和斗争，但是他们却没有抵抗和斗争的对象。

在这次会议上，突然有人说，9月19日对于宣布这样的决定并不是最佳的日子，因为它和“8·19”太相似了。或许改到9月26日做这件事更好一些。这个日期不会引起任何不健康的联想。

我同意改期，但不是推后一个星期，而是推迟两天。21日20时，我将通过电视宣读告人民书。这是原则性立场，决不能再推迟。近几个小时还应仔细考虑一下如何削弱白宫的影响。

我最担心的事发生了。白宫愈来愈变成对抗总统令的中心。我请叶林、格拉乔夫、戈卢什科、巴尔苏科夫立即依据新的力量配置情况寻找占领白宫的机会。我提的主要条件是，我们不能有任何牺牲。如果这不可能的话，我们便改变策略：让他们在白宫呆着吧，我们将不再理睬他们的什么会议和代表大会。

我看到，这次紧急会议的参加者都心绪不佳地走出了我的办公室。总统办公厅主任菲拉托夫刚刚得知总统令的内容和所确定的策略，对此他感到十分震惊。

星期一，菲拉托夫的激动情绪平静下来之后。他来见我。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位沉着、稳重的人，不管什么事都很难使他失态。但这一次，他却用激烈的言辞说服我放弃这一计划。他说。任何人都不会支持这一命令，我们必定使自己陷入与俄罗斯所有地区都对抗的境地，西方国家也不会支持这种反民主的解决权力冲突的方法。这样，我们在国际上将陷于彻底的孤立状态。

我让他把话都说出来。我甚至感到高兴，因为他能把这一切都告诉我。能听到“反对”的理由，尤其是听到最亲密战友的反对意见总是重要的。令人欣慰的是，他不怕把自己的反对理由都说出来。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是一位聪明、正直、工作勤勤恳恳的人，我对他怀有好感。但我感到，他现在对国内政治形势缺乏认识。他跟不上形势，仍停留在我过去所处的那种妥协退让的阶段。我对他向我所谈的一切表示了感谢，但同时再一次肯定，9月21日我将开始行动。尽管他采取特殊的立场，我还是请他参与实施总统令的工作。到此，我们就分手了。

但我要回过头击说。开过紧急会议之后，就匝考虑下一步如何行动。我不明白，情报是从哪儿泄露出去的？……当然，越接近紧急行动时期，由于行将采取的行动规模很大，投入整个计划或参与筹划某些细节的人数必然越来越多。戈卢什科已让自己的部分副手了解这一计划。叶林和科济列夫也必然会这样做。还应考虑到，刚刚被解职的前内务部长巴兰尼科夫和第一副部长杖纳耶夫显然会与自己以前的部属继续保持非正式的联系。情报多半是从这两个部门泄露给鲁茨科伊和哈斯布拉托夫的。其实，猜想已没有意义了，应该拟定新的行动计划。

如果白宫继续控制在解散了的议会手里，我们的行动策略就应考虑以下情况：看来，他们将召开代表大会，宣布弹劲我，然后鲁茨科伊出任总统。接着，他们将紧急组成自己的“政府”，好斗的伊奥纳·安德罗诺夫将成为外交部长，而安全部长可能是萨日·乌玛拉托娃，她早就梦想着得到机会惩治那些“摧毁苏联”的人。但这只能是白宫的总统和白宫的内阁。这场政治滑稽戏在俄罗斯是不会得到支持的。

这就是说，应主要寄望于人们在选举过程中表现的极大热情。9月21日之后，开往新的12月选举的列车将加速前进。那些呆在白宫的代表将面临非此即彼的抉择：要么从自己的“保险箱”里走出来，加入正常的选举前的斗争，要么继续呆在那里，等待从俄罗斯的政治生活中永远消逝。然而，他们已那样习惯于“代表”这个词，那样喜欢通过各种法律，过惯了舒适的生活，他们不承担任何责任，却乘着社会提供的交通工具免费到各地游逛，他们连两个多星期的隐居生活都忍受不了。他们会四处奔波，去选举委员会登记，搜集选票，竭尽一切努力再次当上代表。

我一直反复对自己和所有积极参加实施总统令的人说，我们只能运用和平的手段。不能发生任何冲突。为了避免牺牲，为了不使任何一个人的生命成为所必须采取措施的代价，我们事先应该设想一切可能的方案。

周末，在克里姆林富开过联邦委员会会议之后，我决定离开莫斯科，以便摆脱这些天来的紧张生活，哪怕能轻松一昼夜也好。

行前，我和内务部部长叶林已说好，那些准备参加星期天行动的警力应在星期六和星期天在莫斯科开展一次打击犯罪行动。内务部工作人员在所有的车站、机场和首都的一切“热点”地区采取了一次突击行动，并捕获了不少犯罪分子。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19日

我和格拉乔夫、巴尔苏科夫、科尔扎科夫一起去了市郊的“罗斯”府邸，想在紧张日子到来之前尽可能丢下工作，在森林里走走，呼吸一下莫斯科郊外秋天的空

晚上，吃过晚饭以后，帕维尔·格拉乔夫和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之间发生一场激烈的争论。据我所知，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是一位沉着镇静、有自制力，甚至可以说是一位心肠软的人。但他突然愤怒地向格拉乔夫证明，实力部门根本没有为实施即将发布的总统令做好准备。他说，大家的出发点是，我们用不着采取强硬措施，一切都会和平、顺利地解决。如果我们能在第一天就顺利地占领白宫，那简直好极了。但我们应尽一切努力，力争一宣布命令就立即拿下白宫。接着，他大动肝火地问道：如果不顺利怎么办？有谁现实地估计过今后几天内白宫将构成多大的威胁了吗？军事专家们制定的行动计划在哪儿？当实施总统令时，如果某部队站到了议会一边，或者民警机关无法维持住社会秩序，又当如何？可能发生的事还少吗？军人的行动没有经过周密考虑。应进行司令部演练，并制定好安全部、国防部、内务部、保卫总局等所属兵力和武器装备相互协同的种种方案。我们不应事后再对形势作出反应，而是现在就应预先估计到一切。最后，他气愤地说：“作为一个军人，我认为，我们并没有做好执行命令的准备！”

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竭尽全力才控制住自己。他同样不能心平气和地说话。格拉乔夫指责巴尔苏科夫简直对胜利丧失了信心，他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不要参与这样的大事。他说，所有的人都对总统走这一步做好了充分的准备，而军队早就等着这一天了。没有什么可怕的。白宫将是我们的，最后胜利也一定属于我们。

连我在场也未能使他们控制伎自己激动的情绪。我敬重这两位将军，但这一次，我也控制不住自己，为了制止他们争吵，我也几乎要喊起来。我很理解，大家的精神已紧张到极点。尽管如此，巴尔苏科夫的态度还是激怒了我，为什么现在——在距发布总统令还有两天的时候他还说这种话？！格拉乔夫是对的，带着这样的情绪最好什么也别干。

我甚至这样对他说：米哈伊尔·伊万诺维奇，也许。您现在确实需要休息一下，等一切结束之后，请您再回来工作。

巴尔苏科夫委屈地看了我一眼。然后说，如果他能留在克里姆林宫，对事情会好一些，如果我同意，他想继续完成交给他的工作。我点头同意了。

大家在彼此不满和紧张冲动的气氛中不欢而散。

★★★

对于那些日子发生的许多事情，现在随着时间的推移，不知为什么几乎换了一种看法。

巴尔苏科夫的“哗变”。那时，我把他的行为看作是一种软弱的表现。而现在我认为，他那时已本能地意识到危险。作为安全部门一个有经验的军官，他预感到，事态可能被推向难以驾驭的轨道。他知道。这一切正在孕育之中。

确实如此，1993年秋天形成的局势是一步步酿成的。它孕育着失控、破坏和大规模恐怖活动，以及军队、社会和各地区的分裂。

我们这一代人的少年和成年时期是在和平时代度过的，战争已成为童年时代某种怪影和恶梦。全部生活一直笼罩在可靠的核恐怖保护伞之下，处在两种制度对抗的保护之下。这一切已印人人们的脑海，在人们的潜意识中已失去了对战争的准备。

不知为什么，我相信，我国所有最可怕的历史事件已成为久远的过去，今后也不会再发生。一方面，这是一种苏联式的根深蒂固的乐观主义，另一方面，说真的，在俄罗斯还能有多少内战、专制、革命和恐怖？但是，乐观主义终归是乐观主义，总还是应该作最坏的准备。这应成为一种规律。切尔诺贝利、亚美尼亚、第聂伯河沿岸、高加索“同胞”之间的战争，以及“8·19”叛乱，这一切对我们这些曾生活在这个平静国家里的人来说，都是严厉的警告。

还有一个可能造成灾难的问题——不会和害怕使用武力。以前，我们没有过应付动乱、紧急状态和地区冲突的周密行动计划。应该老实地承认这一点。而这样的计划只能在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制定出来。但在我们这个国家没有实行大规模紧急状态的任何经验。

那么，既然没有计划，既然8月叛乱对我们来说是唯一的实例和俄罗斯全国规模的典型意外事件，由此就产生了病态性综合心理。于是，就对游行示威恐惧，不会控制街头的自发势力，由此便产生了我们对白宫实行赤手空拳的包围战术。用橡皮棒和盾牌去对讨冲锋枪、燃烧瓶、短枪和尖刀。

这里，再补充谈一下政治矛盾的症结。

总统表面上违反宪法，采取反民主措施，解散议会，但是为了使民主和法制在国家得以确立。议会看上去是捍卫宪法，却是为了推翻合法选举的总统，建立完全的苏维埃政权。当然我们就陷入这些矛盾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