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54节

为什么允许鲁茨科伊给各军区和大型军工厂打电话和挑拨国内战争？为什么给好斗分子和恐怖分子反对合法政权的机会？为什么让国家承受如此可怕的风险？

★★★

星期一，又进行了一次令人精神紧张的谈话，这一次是和菲拉托夫交谈，关于这次会见我已经谈过。我感到，越接近行动的时间，在克里姆林宫里、老广场上以及国防部内紧张的气氛就越浓。

截止此刻的事态是这样的：白宫领导人每时每刻都在等待命令的发布。9月18日，星期六，哈斯市拉托夫在议会中心会见了各级苏维埃的代表。这是一次货真价实的苏维埃女妖夜欢会，议长下流无耻的充分表演成了它的“壮丽尾声”。哈斯布拉托夫站在讲台上，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从我们总统那儿能得到什么，要知道，他是一个俄罗斯大老粗，在“这种馈况下(他意味深长地弹了一下自己的喉咙)”，任何命令他都可能签署。这种侮辱已不能强烈地打扰我，对仪长的狂妄行为我没有理睬。然而，电视报刊和社会舆论却反应强烈。他越过了以前他不敢越过的界限。这种事之所以能发生，或者是因为他已感到毫无出路，或者相反，他试图表现自己的信心和力量。

9月19日，星期日，哈斯布拉托夫发出号召之后，各级苏维埃的许多会议就从议会中心转移到白宫。略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利用各级苏维埃代表作为人墙盾牌。星期天，根据我们最初的打算，本应变空的白宫已塞满了人。到星期一，慌乱的活动仍齐继续。越来越多的人被召集到白宫。我一直想竭力避免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白宫变成了对抗总统令的有组织的司令部。

星期二早晨，我通过直线电话又一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戈卢什科、格拉乔夫和叶林通了电话。我只向这几位实力人物提了一个主要问题：现在对白宫该怎么办？是否还有可能把那些代表从那里“撵走”？我对他们施加了压力，让他们好好想一想。或许由特种部队来一次闪电式的休克突击，或许还有我们未来得及研究的其他方案？唉，在莫斯科中心地区留下这样一个具有爆炸性危险的策源地，是一个极大的错误。

每一位部长逐一向我谈了自己的意见。他们的意见言简意赅，清楚明确，但这些意见并末使我变得轻松一些。我明白了：拿下白宫并非易事。应从这一事实出发来制定下一步策略。当然这是一次沉重的打击。在和每个人谈完话之后，我请他们所有人在12时都到克里姆林宫里来。他们都意识到了我的处境，但又不能提供任何帮助。

我再重复一次，当然不是这所大厦本身使我感到焦躁不安。现在我简直是几乎从肉体上感受到，我们面对着多么严重、复杂和危险的局势。我已清楚地看到了被人群包围着的白宫。从那里将会挑起冲突、破坏和战争。要避免这一切，只能去冒风险了。看来，还不得不在某些问题上寻求妥协，重新开始谈判，并在某些方面向最高苏维埃领导人作出让步。主要是，要避免流血，避免伤亡，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如此。

的确，这将是俄国历史上对苏维埃的最后妥协。再过几个小时，我将宣布解散议会。届时，苏维埃政权在俄罗斯将永远结束了。对此，我深信不疑。

……12时，会议参加者聚集在一起。大家都很紧张。当我请帕维尔·格拉乔夫发言时，他由于过于激动请求允许他宣读一下自己简短的报告。他从未这样做过，但现在却以坚定的口吻，开始大声地念他写在纸上的报告。接着、切尔诺梅尔金、叶林和新上任的安全部长戈卢什科都发了言。

由于事态发生转折。我们对我们的计划作了一些修正。主要变化，自然涉及到白宫。我们决定切断白宫与全市及政府的通讯联系，以便最大限度削弱议会对各地的影响。我记得，1991年8月切断政府电话联系是如何妨碍我们对重要问题作出决定。而无人注意、后来一直畅通的维克托·伊柳辛的电话对我们帮助很大。我请负责政府通讯工作的斯塔罗沃伊托夫将军尽快来见我。20时零1分，即开始转播我的告人民书之后，应该立即切断白宫内的所有电话。

经过简短的讨论，决定不在议会大厦周围部署特别密集的军人或警察哨卡。因为密集的封锁可能加剧呆在白宫那伙人的挑衅。任何军事分队和武器装备都未调入莫斯科。我认为，我们应采取这样的策略。不错，我们可以采取强硬的、坚决的、对等的措施，但那只是为了回敬白宫领导人的挑衅性违法行为。我认为，我们自己不应激化形势，不能以任何方式加剧紧张气氛。

我们散会了。我开始准备电视讲话。我指定在17时录像。到克里姆林宫来的电视工作者小组并不知道，正是将由他们来录像。只是到这里才通知他们要摄制总统的告人民书。他们是专业技术人员，对此并不感到惊奇，和平时一样，他们在克里姆林宫第4室布置好设备，安装好摄像机，调试好话筒。但是，看来他们还是感觉到，这一次不是摄制普通的告人民书。

与平时一样，在这种情况下总免不了出技术故障。当把我讲话的文本打入电脑后(文本应能显示在一个特殊装置的荧屏上，这个待殊装置使讲演人在读文本时不必向桌子上看，而是可面对摄像机镜头)，因装置出了毛病，文本在荧屏上怎么也显示不出来，而后来显示出来时，一行行字不按监控器的速度慢慢行进，而是以极快的速度一闪而过。工程师们忙碌起来，而这一插曲却消除了我的紧张情绪。这是常见的事。在首长在场和最关键的时刻，机器总坏。最后，一切都整修就绪。所有与录像无关的人都被请出了第4室。完全寂静下来。我看着摄像机，说出第一句话：“俄罗斯公民们！”。

我读完了告人民书。站起来向所有人表示感谢。电视台工作人员把摄制好的录像带交给了我的助手们。几分钟之后，有警卫护送的汽车向“奥斯坦基诺”电视台方向疾驰而去，预先赶去的维亚切斯拉夫·布拉金应在那儿拿到录像带。并在20时播出。

还有一个细节。我的新闻秘书维亚切斯拉夫·科斯季科夫请摄制组全体人员在20时之前不要离开克里姆林宫。领他们吃了晚饭，为了不使他们感到烦闷，还让他们随便消遣了一下。这些预防性措施现在看来也许是多余的，但在那时则是必要的。

在办公厅把命令的副本封上，按今天的顺序编了号，标上日期。它的编号为1400。而实际上，这一命令我在一个星期前就已签署。9月21日20时命令开始生效。20时整，机要交通应把带有命令副本的一揽子文件交到那伙人手里，其中首先是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佐尔金。他们的反应我是清楚的，但形式上的手续还是要遵守的。

我决定不在克里姆林富等到20时。大约19时，我叫来了汽车，离开了克里姆林宫。我是在家里看到自己的告人民书的。我觉得读得不那么流畅。但是，当我尽可能离得远一点看自己时，我觉得演讲还是成功的。

从这一时刻起，俄罗斯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我们将彻底清除70多年来积累起来的龌龊、虚假、伪善的最后残余。再作一些努力，我们大家将更轻松更自由地呼吸。如果我不坚信这一点，也就不值得干任何事了。

★★★

我又陷入了对一些重大事情的思考。

一次次会晤、接连不断的会议，其中不少被我取消了。惶恐不安的感觉像滚动的雪球一样愈来愈大。没完没了的消息接踵而来。说什么白宫已被代表们控制。一切都不妙，不妙……。在这种时候，正如许多人建议的那样，最好是把作出最后决定的时间一个星期一个星期地拖下去，而拖到最后，或许就不用再作决定了。

但是，这样做将会永远丧失信任。我姑且不谈政治后果，只要看看例行代表大会之后国内开始的法制上的混乱就够了。但这纯粹是人为的因素造成的。在我周围，不只是一个由冷漠、死板的执行者所组成的班子。人们不会原谅这种回避态度和如此急剧的变化。应该走到底。

……政府的行为看上去绝非总是那么漂亮，从经济改革的实例中我明白了这一点。但这一次关系到某种政治局势。

围绕白宫局势所形成的道德真空不是偶然出现的，这里既有主观原因，也有客观原因。

俄罗斯人崇拜强权政治的神话需要澄清。我们的全部历史就是：非此——即彼。不是完全的无政府状态，就是极其严厉的国家体制。所以，一个民主的总统将要采取断然措施，这一定是胡说。对此，人们不会理解，而有些人甚至会勃然大怒——“怎么会这样干？”

鲁茨科伊、哈斯布拉托夫、马卡绍夫急于填补真空。并且用的是同一个口令：“突击！进攻！”。

这样一来，他们在自己的判决书上签了宇。

★★★

第二天，仿佛已处在一个新的空间和新的时代，没有出现任何特别意外的消息。我们事先预料到的一切几乎都发生了。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宣布召开代表大会。白宫从头几个小时起就成了抵制总统令的武装司令部。晚上，召开了宪法法院会议，自然是认定1400号总统令违宪。4个法官公开反对这一决定，这也在预料之中。

清晨，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我想和他讨论两个问题：第一，免去维克托·格拉先科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职务，并任命现任财政部长鲍里斯·费奥多罗夫担任此职。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相当坚决地反对我的提议。他说，格拉先科是一位银行家，他精通银行业务。政府和中央银行目前的相互关系使他完全满意。现在，已没有最高苏维埃，这种关系将进入崭新的阶段。而费奥多罗夫在自己岗位上的工作已经够多了。现在，这样一个强硬的、近乎带挑衅性的、像鹰犬一样看守着国家财政的部长是需要的，为什么要找一个新部长呢。

我同意了他的意见。这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因为他提出的这些理由，尽管这些理由是完全有根据的。我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恰恰是总理既要和中央银行。又要和财政部长打交道。我要是干预这些问题，就意昧着不信任总理，而且直接妨碍他工作。

我和切尔诺梅尔金所讨论的第二个问题关系列俄罗斯总检察长这位大人物。这位总检察长瓦连京·斯捷潘科夫砚已完全被哈斯布拉托夫所掌握。对此，全国已无人不知。斯捷潘科夫中人甚至也不掩饰自己在政治上和个人感情上对议长的好感。他们之间几乎已发展成朋友。他们相互扶持，相互奖赏。斯捷潘科夫授予哈斯布拉托夫第一号检察员证书。这就如同勃列日涅夫时代一样，那时通常是授予党证，而现在则盛行另一种风气。

正是斯捷潘科夫根据哈斯布拉托夫的授意阻挠检察机关对发生在“五一”节的大规模骚乱进行客观的调查。本来从事调查工作的小组得出了一致的结论：肆无忌惮的法西斯暴行是游行者挑起的，民警只是采取了自卫行动。但议长却要求改变调查结论，并撤换检察院调查人员。

还有一个情况迫使我严肃地对待这位总检察长大人。这就是他与雅库鲍夫斯基和“西阿比科”公司的关系问题。斯捷潘科夫对一些生意人提供了哪些帮助，究竟什么原因使这个年轻人与总检察长谈话就像同小流氓谈话一样——骂骂咧咧、蛮横无礼、厚颜无耻(报纸登载了他们谈话的记录)，这一切都是个谜。但瓦连京·格奥尔吉耶维奇对“季马”公司的某种依从关系，以及他无法摆脱与雅库鲍夫斯基的那种令他不快的交往，这些却都是事实，他无法掩盖。

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出乎我的预料。他决定保留斯捷潘科夫的工作。

老实说，对这种想法，我很不赞赏。但我之所以未能坚持撤换总检察长，是因为对这一岗位没有现成的人选。若是匆忙任命某个临时性的人物担任如此重要的职务，则是不可饶恕的愚蠢行为。我认真考虑了一下，同意了切尔诺梅尔金的建议。同时我与他商定：如果斯捷潘科夫开始向哈斯布拉托夫献媚，帮助已被解散的最高苏维埃，他将立即被解职。到此，我们算谈妥了。说真的，我知道，舆论界将会掀起一场轩然大波，我也知道，我将面临着！？民主派进行一场多么艰难的谈话，看来，他们将指责这是一种背叛行为，说我出于政治投机而走上了不体面的妥协道路。但是，决定既然巴作出。它正确与否，时间很快会作出判断。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22日

13时30分，接见大厅里聚集了各实力部的领导人。我满意地注意到部长们已摆脱了近一周来的焦躁不安和过分激动的心绪。他们像忠实履行自己职责的专职人员那样，开始工作和办理具体事务。

我再次确定，我们将遵循唯一的策略：不理睬对方的挑衅，而要竭尽全力把工作做好，直到举行选举。以此我们在政治上使白宫处于孤立状态，借助内务部队把莫斯科的秩序控制起来。这样，主要的重任就落在叶林身上。一旦形势需要，便采取更为强硬的行动。军队应时刻作好进入首都的准备。

我同部长们告别后，动身去克里姆林宫。途中，我决定按自己的老习惯在人特别多的地方逗留一下。车队在特维尔广场停住了。我走下汽车，马上就被莫斯科居民团团围佐。“喂，怎么样，你们支持吗？”自然，这是我的第一句问话。没有他们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没有任何意义。周围响起了令人鼓舞的高呼声，人们的脸上接着同情和理解的微笑，耳闻目睹这一切极为重要，就好像吸入了一口氧气一样。

我知道，某些人对我这种“到人民中去”的做法持怀疑态度。他们认为，这是浮华作风和故作姿态，并且说，这样一来他们就了解不到人民的意见了。我本人也清楚，他们确实了解不到什么。正因为如此，才设有一些单独的情报来源并通过直通渠道把信息直接送交给我。在与群众进行这种会见的时候，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我看着许多人的眼睛，就能感受到他们的情绪、心态、痛苦和希望。而这一切在任何资料、密码电报和汇报中是绝对见不到的……

★★★

这时，实际上，西方大国、东欧、亚洲、美洲国家的所有领导人和政府，以及第三世界各国领袖都表示赞成我在9月21日发布的命令中所提出的摆脱政治危机的途径。国际社会如此坚决而一致的立场对白宫盘踞者来说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