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55节

我认为，已被解散的议会保卫者们所遭受的第二次同样沉重的打击是在9月24日星期四。这一天，所有独联体国家的领导人都毫无例外地来到了莫斯科。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甚至不由得对此暗暗地表示不满。

星期三和星期四，当机关工作人员通知我一架架载有国家元首的飞机抵达莫斯科时，我回想起同几位部长发生的争论。他们深信：在莫斯科形势如此动荡不定的情况下，拟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举行的会议必将开不起来。而我却坚信：会议将会如期举行，这是其一；其二，会议开得如此平静和有条不紊，这一事实又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它证明我坚定不移奉行的方针是正确的。

在我看来，这次在莫斯科召开的各国首脑会议是最有成效的一次会议。在这两年间，我们彼此分开了，大家饱尝了主权的滋味。但当时的举动是轻率的，在经济上是失算的和没有充分根据的。于是，我们自己又走到一起来了。已经无须对谁推一把了。

会上，各国元首都正式表示支持俄罗斯总统的方针。当然，也进行了多次单独的非正式会谈。实际上，每个人都认为有责任明确地就解散议会一事向我表明自己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对前最高苏维埃的评价绝不是外交辞令。官方文件上未必会引述这些话。我意识到，前联盟备共和国的国家元首无一例外都真诚地关心俄罗斯的命运。

这时，莫斯科白宫周围的形势已紧张到了极点。9月22日，大约21时10分，一伙武装人员企图占领列宁格勒大街上独联体联合武装力量总部大楼里的值班岗哨。携带冲锋枪的暴徒共有8名。他们解除了值勤战士的武装。司令部接到报警后，派来了特警部队。他们很快就迫使这伙暴徒逃离了大楼。在双方相互射击中，牺牲了两个人。下位是民警大尉斯维里坚科，另一位是无意中遇害的60岁的妇女。她住在大楼对面的住宅里。她听到枪声后，走近窗口，一颗流弹打中了她。她的名字叫薇拉·尼古拉耶夫娜·马雷舍娃。

这是白宫企图发动一场未经宣布的内战的第一批受害者。从任何观点来看——无论从政治上，还是军事战术上，这都是一次毫无意义的流血行动。在这之后，同前议会的对抗已开始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质。在这之前，白宫里的某些政治力量不愿意服从总统令，甚至想武装自卫，用武器装备自己的人员。这是众所周知的。但是，他们那时还打算以文明的方式同政府进行对话。他们召开代表大会，任命新部长，向各地拍电报，求助于宪法法院……。而在这一悲剧发生后，所有关于宪法法制、法律、人民代表关心俄罗斯人民等高谈阔论都变成了恬不知耻的滑稽戏。

白宫武装袭击军事目标这一事件说明：或是前议会领导人已控制不了局势，那里的实权已被武装的极端主义分子所篡夺；或是哈斯布拉托夫和鲁茨科伊决定试探一下政府对初次流血的反应。而很可能这两种情况在白宫里同时存在。

帕维尔·格拉乔夫在这天夜里下达了关于加强保卫国防部各种设施的命令。我同格拉乔夫、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以及其他部长们继续通过电话进行磋商。

我们的立场是一致的——军队暂时不参与整顿莫斯科的秩序。和以前一样，主要重任仍由叶林和内务部承担。

在这之前，封锁白宫的措施纯粹是象征性的：任何想要去大楼的人都能进去，如果有谁对集会厌倦了，就可以回家或是去上班。但从9月24日起，维克托·叶林已下令用民警严密包围白宫。现在，只能从大楼里出来，不准任何人再进去。那里的电源和供暖已被切断，热水供应也已停止。从此之后，在这个拥有几百万人口的城市的中心，不允许再有堆放武器和因意识到要失去政权而发狂的政客们盘踞的场所。但是当时还没有讨论过关于如何突击和攻占白宫的问题。

与此同时，苏维埃大楼封锁圈周围已开始聚集许多人群。除了来自“劳动莫斯科”运动安皮洛夫式的职业游行示威者外，麋集到这里的只不过是一些具有好奇心和富于同情心的人。一般来说，都是一些容易激动的人。在莫斯科开始的这场前所未有的政治闹剧的前景本身就足以使他们兴奋不已。当发生强攻时，类似的情况又发生了，只不过形式更加骇人听闻、更加令人难以置信罢了。进攻白宫是形势所迫，我们不得不这样干。当时，看热闹的人群站在坦克周围、沿河街和射击区内，站在狙击手瞄准线内的房顶上。这究竟为什么？这个问题久久地折磨着我。我觉得，从心理上来说，是可以理解的。我看，人们甚至没有意识到会有生命危险。只是在事后才产生恐惧感，才会被目睹的一切所吓晕。而在刚开始时只觉得很有趣，甚至很开心。

有些人来到白宫只是想观看一下头戴纲盔、人数众多的警察队列，也有些人是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怨气。紧张气氛加剧了。

鲁茨科伊在白宫周围开始故作姿态地大肆喧嚣，他用扩音器和旗帜号召警察们醒悟过来，匣戈一击，站到“民主保卫者”——最高苏维埃这一边来。

看来，他们已经断定，人民的自发力量终于起来了。

在某些时候，往往会出现一些料想不到的情况。例如，我无论如何也无法弄明白，为什么聚集在白宫周围的人对独联体前联合武装力量总部大楼附近两名无辜者的死亡竟无动于衷？要知道，他们是匪徒暴行的真正受害者。但人们谈论和报道得更多的却是当局对政治反对派采取了不能允许的举措，说什么压制得太厉害了，他们是些可怜人，没吃没喝。总之，认为这是一种残暴行径。

为前人民代表提供社会保障的决定，同样也引起了出乎意料的反响。自然，这里面确有某种耍手段的意思——使那些发热的头脑稍微冷却下来，回到冷酷的现实中来。谁也不准备向代表们投抛施舍物。也许，这个决定作得稍许迟了一些。应该早些宣布这一决定并说明其真正涵义：我们只是想让那些曾经正常工作过的人仍对未来充满信心。要知道。并非那里所有的人都是极端分子。

我们犯的策略性错误为数不少。单独来看，这些错误无关紧要，但它们加起来就造成了一种令人张皇失措的局面。现在。说句后话，我明白了造成这些失误的原因所在。

我们并未准备战斗。

没有任何进行战争的打算。我一直竭力避免使这场宪法之争演变成人们相互开枪射击的局面。

其次，大概，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寻常的决定。在作出这个决定时，我内心深处经历了异常痛苦的抉择过程。因此，说句比喻的话，这一次我们的“汽车”可没有一路顺风地沿着公路疾驰，而是撞倒了路标，轮子扎进了水沟。

无疑，事态已到了某种关头。业已出现的对国家安全造成的直接威胁迫使大家坚守岗位。

然而，起初每走一步都很艰难。我清楚，我们的任何行动实际上都可能被说成是超越法律，在这种时候要走出宪法陷阱，只有这样一条出路了。而违反法律正是为了摆脱困境，尽管我真不愿意这样做。

我再次认清了，什么是民主。对一个正常人来说，它首先是一种艰巨而又极为重大的责任。

★★★

我一直寄希望于健康的思想。我坚信，这一次，健康的思想也必将获胜。更何况，形势对白宫的盘踞者来说一天天地变得越来越明朗。他们所指望的支持从任何地方也没有得到。无论是军队、工会、还是矿工，都没有支持这些昔日的代表。只有各级地方苏维埃给自己的老上司拍来了致敬电。但这只是一纸空文，没有什么用。鲁茨科伊绝望地号召工人阶级举行全俄总罢工。他的号召没有起任何作用。哈斯布拉托夫同各地区领导人频频进行会谈。他把希望寄托在新西伯利亚的同志们身上。他们曾经许诺切断穿越西伯利亚的大铁路。若能使这条战略性运输大动脉瘫痪，必会引起严重后果，政府可能会感到害’旧，从而只好去谈判……。

但是谁也不想切断这条大铁路，这完全是痴心妄想。

鲁茨科伊给各军区打电话，要求他们执行新总统和新国防部长的命令。当然，他同一些军人有联系，他们之间的私人交情很不错。例如，鲁茨科伊同空军司令彼得。杰伊涅金将军就有很深的私交。他处着嗓子再三请求，希望自己的朋友能来帮自己一把。而司令员却劝池道：萨沙，别胡来，我只有一个总统，那就是叶利钦，我只有一个国防部长，那就是格拉乔夫。最好快点认输吧。

他们处于真空般的状态之中。这是最主要的问题所在。无论在人际方面、信息方面，还是在政治方面都是如此。我想，这会使哈斯布拉托夫、鲁茨科伊及其同伙感到震惊。最近几个月来，他们一直生活在幻想之中，认为只要轻轻推一下，整个国家、全体人民就会跟随共产主义的布尔什维克议会向后迅跑，奔向过去。但是，国家和人民并没有往回奔跑，而是把他们那一伙入抛弃了。要知道。过去，看上去一切是那么美好，那么合理：伟大、强盛的苏联，16戈比一个面包，工作虽有点繁重，但终归还有工作，每人5平方米的免费住房，如果你表现得好，许多年后，还有希望从国家那里得到整整9平方米。读读《真理报》，看看电视“新闻”，每年3次重大节日时欣赏电视“星火”节目。奇怪的是，人民并不想要这种可以理解的生活，他们选择的不是奴隶式的温饱生活，而是不可理解的、严酷而艰难的自由。

★★★

在颁布解散议会命令的这一天，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来到了莫斯科。他像1991年8月那一次一样，又置身于俄罗斯革命事件的中心。关于这一点，他本人和报道他到来的报刊也都幽默地提到过。9月26日，星期天，他同美国国家交响乐团一起在红场上为莫斯科人举办音乐会。

这一天，莫斯科寒风凛冽。乐队指挥挥起指挥棒，乐曲声随之响了起来。我不由激动地注视着这样一幅奇妙的画面：在圣瓦西里教堂的背景上呈现出一个身着黑色燕尾服的形象及他那被风吹拂着的白发、他的那双手、他那充满灵感的脸……

同我一起观看演出的有他的夫人加林娜·维什涅夫斯卡娅和他们的女儿。音乐会结束后。我邀请她们去我家。当观众向音乐家们鼓掌，莫斯科人向他们献花的时候，主要的受贺者却不知去向。我同他的家人已走出红场，坐进了汽车，而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仍无法找到。后来，终于在旅馆房间里找到了他。我同他通了电话，并约好他单独前来。原来，这位指挥在寒意甚浓的露天冻得够呛，他正在自己房间里暖和身子。

接下来，便是普普通通的家庭午餐。姆斯季斯拉夫·列奥波多维奇和加林娜·帕夫洛夫娜讲述了他们音乐生涯中的趣闻。我感到心情非常舒畅，因为他们同我们相聚在一起。我热爱他们。每当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来到俄罗斯，我们一定要见上一面。他那乐观的情绪、充沛的精力、豁达和坦诚的态度深深地感染了我。他为人随和而又爽直。无论是土司、佣人，还是皇室成员，他对谁都一视同仁。他喜欢大家。同样，大家也喜欢他。

我好奇地观察着这对夫妇的关系。加林娜·帕夫洛夫娜是一位爱激动、有时又很严厉的妇女，但同时她又是那样优雅、迷人。当她用自己好听的嗓音向丈夫述说什么时，这位丈夫总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爱慕神情凝视着她。给人这样一种印象：无论是倾听她讲话，还是承受她的恼怒，都使他感到由衷的喜悦。真不愿意与他们分别。但有人在等候他们，他们该走了。姆斯季斯拉夫·罗斯特罗波维奇要赶去会见知识分子。我们相约，下一次再来的时候，不会再发生任何叛乱和任何政变。无须任何理由，只要我们有机会欢聚一下就心满意足了。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27日

这个星期开始的时候，力量对峙没有发生任何新的变化。内务部工作人员继续守卫着白宫周围严密的封锁圈。来自白宫的消息说，白宫保卫者们日益陷入一种歇斯底里般的癫狂状态。持有武器的人已把内部权力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中，军官们支配着代表们的意志。加入他们战斗编组的有：来自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德涅斯特”和“杰利塔”特种营、来自维尔纽斯和里加的特种警察、几百名最高苏维埃警卫局的工作人员以及一些法西斯政党的战斗队。所有这一切表明，这决不是一支由乌合之众组成的部队。他们当中有许多富有作战经验的军官、雇佣兵相年轻的打手。总之，白宫内聚集着一批“技能熟练”的专业人员，他们不仅敢于、而且善于杀人。

几乎每天晚上。呆在大楼内的“宪法和民主卫士们”在得到将要攻打白宫的“可靠”消息之后，便使自己进入一种歇斯底里的状态。而到了早上，在传闻又一次未被证实后，睡眠不足的“卫士们”喝足了酒，便纷纷入睡。据从白宫出来的代表们说，9月28日至29日的那个夜晚过得特别艰苦。哈斯布拉托夫料定我们马上就要发动强攻。他把所有人都召集到民族院大厅里。他身穿防弹背心，目光里流露出狂热的神色。他宣称，很快就要发起强攻了，“阿尔法”小组将采取这一行动。议会任命的国防部长弗拉季斯拉夫·阿恰洛夫精神抖擞地告慰忧心仲仲的代表们，守卫伎白宫是完全有把握的。就这样，他们在大厅里坐了整整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4时。

自然，这已经是一种精神变态。谁也没有打算用强攻的方式夺取白宫。但是，他们不得不为自己鼓气和j韭行自我恐吓，以保持一种好斗的精神状态。

在这些天里，我们甚至没有从理论方面探讨过攻克大楼的这种可能性。我坚信，采用政治方法使白宫领导处于完全孤立的状态，就可能迫使他们交出武器。总之，没收武器，是当时的主要目的。在同切尔诺侮尔金、格拉乔夫、叶林和戈卢什科磋商后，决定向阴谋家们提出缴出武器的最后期限——10月4日。如果他们拒不执行我们的要求，届时我们将制定出对他们施加压力的更为严厉的方案。

我记得，包围白宫的警察当时并没有携带武器。我们所有计划、设想和用意的出发点只有一个，即竭尽全力不让发生流血事件，哪怕是意外的牺牲也要避免。我渐渐明白，当武装到牙齿的匪徒们在距民警只有几十米远的地方寻衅闹事，并准备动用冲锋枪、火箭筒的情况下，只配备着橡皮棒的民警们在心理上是难以执行勤务的。

后来，我要思苦想，竭力想弄明白。我当时的做法是否正确。那时，我曾下决心不理睬他们的姚衅，还指望以我们的克制和忍让迫使匪徒们停止武装对抗。现在，在流血事件已经发生之后，也许，应该承认，我们犯了一次惨痛的错误。假如民警们配有武器，假如内务部机关的工作人员从一开始就能够对武装进攻作出相应的反应，在莫斯科或许就不会发生10月3日至4日晚的那场野蛮而疯狂的反扑。他们因末受到惩罚而沾沾自喜。也许，恰恰相反，要是民警们配备了武器，可能会发生更大的悲剧……。总之，我不知道，甚至到现在我仍不知道。我只知道一点：从刚一宣布解散议会的那——刻起，我便试图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竭力避免给这方或那方造成任何牺牲，不管是他们的，还是我们的，这都不重要，因为这毕竟是一场灾难。

总统日记

1993年9月30日

在后半个星期，俄罗斯东正教教会试图使局势在某种程度上有所缓和。星期四，我在克里姆林宫会见了阿列克西二世。同他的谈话是极为坦率和深刻的。我一向钦佩至圣大牧首的安详、坚毅和贤明。在我们的谈话中，他很少谈论并尽可能回避政治。他对解散议会的命令也没有妄加非议。他甚为关心的是为对抗找一条和平解决的出路。他请求接受教会的帮助，以便使同胞们的对抗不致以悲剧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