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56节

我以欢愉的心情接受了这一帮助。我们达成了这样的协议：在大牧首的调解下，总统和政府的代表将同白宫的全权使者在圣丹尼尔修道院进行会晤。

阿列克西二世并未局限于出面调停。他还向俄罗斯人发出呼吁，忧心仲仲地号召人们避免流血冲突。

在圣丹尼尔修道院的谈判开始了。议会领导人提出把恢复白宫的供电作为开始谈判的条件。我认为，当他们正在向周围随便什么人，甚至向精神变态者和刑事犯都散发武器时，根本谈不上接受任何最后通牒。首先要缴出武器，然后我们才能讨论条件。谢尔盖·菲拉托夫终究还是说服了我。他说、这只是生活要求，并非政治性的，完全可以接受，他们确实在那里受冻。我同意了。尽管这也许又是一个错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条件——接通白宫的电源，我们接受了。这给人一种错觉，似乎以后也可以借助最后通牒来进行谈判。当大楼里的电灯亮起来时，从那里传来一片尖叫声和哄闹声。差一点高兴得端起冲锋枪朝上射击。他们把这件事理解成自己的重大胜利。

圣丹尼尔修道院会晤开始后仅几小时，谈判就破裂了。破裂完全是由于一般性原因引起的。这再次证明，前议会里的形势已经脱离了政治家们的控制。我们同他们的代表所达成的一切协议都被白宫领导声明废除。看来，议会领导中最激进的集团已完全夺取了权力，正是这时，他们已把赌注押在与政府进行武装斗争的方案上了。他们一面绘制了夺取电视中心、克里姆林宫、俄通社一塔斯社和军事目标的计划，一面又由鲁茨科伊给阿列克西二世写了一封措辞恳切动人的信。他在信中写道：“我作为一名教徒和一个被授予崇高全权的俄罗斯公民，感谢您竭尽全力以和平方式解决危机……。”。接着还写了这样的话语：“……在您竭诚组织的圣丹尼尔修道院调解性会晤中，您拥有以我为代表的绝对支持者”。

艰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93年10月3日，星期天，这是新俄罗斯历史上艰难的一天。

总统日记

1993年10月2日

早晨，我来到克里姆林宫上班，尽管是休息日，但仍在10时召开了内阁成员会议，商讨当前的局势。这一天，即10月4日最后通躁的期限到了。而此时我们还没有开始讨论解决冲突的强制性方案。我们仍寄希望于在教会和大牧首本人的调解下恢复谈判。还指望，由于加快了选举进程，将于12月12日选举俄罗斯新的代表机构的可能性已十分明显，而为了参加这次选举，为了能继续留在政界。他们就应走出白宫，积极参加选举前的斗争，否则就来不及了。

会后，我批阅了一些文件，然后就起身回家。当汽车弛过静静的新阿尔巴特街时。我朝议会大楼的窗户看了一眼。有谁能料到，明天白宫将会变成黑宫。

家里的一切仍像平常一样。只有在星期天，我才能同家人在一起呆几个小时。我们按老习惯大家都团聚在餐桌旁。尽管我内心里很不平静。但我已经叮嘱过。在家里绝对禁止谈论任何与政治和当前局势有关的话题。在这样难得的一点点时间里。我只想做—个普普通通的丈夫、父亲和外祖父。

但在这个星期天，我未能做到这一点。米哈伊尔·巴尔苏科夫通过专线打来电话，说白宫的形势激化了。他报告了各种详细情况：民警的警戒线已被突破，这会儿正在攻打市政府大楼，封锁白宫的包围圈已不复存在，所有武装人员已被编成几个大队，他们威胁要对全市发起猛攻。我仔细听完了他所讲的一切，心在咚咚直跳，我暗自思忖：天啊，难道开始了吗……

他们已决定去干我们直到最后都不愿相信的事。他们越过了俄罗斯人永远也不该逾越的界线。他们发起了战争，一场最可怕的国内战争。

随后，出现了许多流言，说什么总统惊惶失措了、他已失去了对国家的控制网络，简直没有人再服从他了。对此，我不能再沉默不语了，也不能委屈地忍受这些指责。这样做显然是愚蠢的。人们需要当局对自己的无所作为作出明确的解释。总统尤其要负责的是，在可怕的几个小时内莫斯科人竟然不了解，谁将保护他们不受武装匪徒的伤害，他们是否要留下来面对面地同带枪的法西斯分子进行斗争。

然而，我并没有惊惶失措，我甚至一刻也没有慌乱和优柔寡断。接了巴尔苏科夫的电话后，我立即同自己的助手们进行了联系，要他们马上起草关于在莫斯科实行紧急状态的命令。到18时，命令已经签署好，实力部门被授权制止市内的暴乱和流血事件。我当即给叶林和格拉乔夫打了电话。通知此事。我担心的是，他们虽然对这样的事态发展在思想上已有所准备，但一旦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他们仍会感到惊煌失措。然而，部长们讲话的声音是镇静的，我没有感觉到他们有任何恐慌。

叶林简要地报告了武装分子如何有组织地冲击他的部下，而民警们又如何在他们的猛攻下不得不向后撤退，甚至在某一处发生了溃散。他带着未加掩饰的激动情绪讲述了他如何一直在告械警察人员对挑衅行为不要进行回击，于是他们便不带武器去执勤，结果遭到毒汀、侮辱，连制服和大衣也被撕破了。

我们商定，现在民警机关要采取坚决行动，必要时可以动用武器。因为在这一切发生之后，已不可能再有任何妥协，任何谈判了。应该把所有暴徒都抓起来，把武装暴乱的所有组织者都逮捕。格拉乔夫通报说，军队随时准备提供帮助，他已同许多司令员和师团首长商谈过，一些兵团已作好充分的战斗准备，随时准备开进莫斯科保卫合法政权。

我再次同巴尔苏科夫通了电话，并请他派直升机到巴尔维哈别墅来，以防万一。坐汽车去克里姆林富上班需要20分钟。但是，如果暴徒们切断通往市中心和克里姆林宫的通道就不好办了。我不愿在这样的情况下滞留在别墅里，那便真正失去操纵杆，失去克里姆林宫。半个小时之后，传来了直升机的轰鸣声。飞机从弗努科沃飞来了。

直到此刻，我都没有想到，我真的要乘直升机上班了。但是，切尔诺梅尔金、叶林、格拉乔夫打来了电话。随后，巴尔苏科夫和科尔扎科夫也再次打来了电话，那时他们已在克里姆林富了。最新消息是令人心情沉重的：武装人员已开始冲击“奥斯坦基诺”国家电视台了，那里的战斗仍在进行中、电视节目随时都可能中断。

我同科尔扎科夫商量我乘坐什么走为好，最后决定乘直升机，这样更快些。因为这时去克里姆林宫只有绕很远的路才能到达，新阿尔巴特街已完全被白宫保卫者们封锁了。我走向直升机。妻子和女儿们伴送着我，仿佛我去上战场似的。不过，也确是如此，我是去参加国内战争。

为了不让“毒刺导弹”轰隆一声把我们打下来，也许还考虑到其他类似的因素。我们绕了一点路。19时15分，直升机在克里姆林宫的伊凡诺夫广场降落。我又听了一些汇报，又一次同总理和实力部门的部长们进行了谈话。格拉乔夫通报说，他已下令让一些部队进入莫斯科。

而在20时，我和整个国家都成了这个惊心动魄场面的见证人。“莫斯坦基诺”国家广播电视公司的第一、三、四频道的电视节目都中断了。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俄罗斯电视台焦急不安的播音员维克托·维诺格拉多夫。他报道说，本“新闻”节目是从位于“奥斯坦基诺”外面的后备播放室播出的，在位于科罗廖夫大街上的“奥斯坦基诺”那里战斗仍在进行……

下面，我将逐分逐时地讲述所发生的一切，以便我们自己和未来的历史学家能够清楚。在这几个小时里，在莫斯科，究竟发生了什么。

我又一次同格拉乔夫通了电话，看来，这已是这天晚上第三次了。帕维尔。谢尔盖耶维奇说，军队正开赴莫斯科，他们将奉命去保卫重要的战略目标，同时协助保卫“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我问，还要多少时间，他们才能进城。他果断地回答说，他们马上就要入城了。

我给叶林打了电话，让他的小伙子们再坚持一会儿，援兵很快就到。这时，捷尔任斯基师的“勇士”分队负责守卫“奥斯坦基诺”的技术中心。配备着火箭筒和装甲运兵车的武装分子已占领了大楼第一层，并向机房发起冲击。他们打算从那里立即进入播音室。

在白宫，哈斯布拉托夫向被流血事件激奋起来的人民代表们宣布，“奥斯坦基诺”已被攻克。他声称：不久将拿下克里姆林宫。这一消息受到了热烈欢迎，鼓掌声、跺脚声、“乌拉”声响成一片。在远处依稀可见的入主克里姆林宫的虚幻梦境骤然间变得清晰起来。他们觉得，莫斯科马上就会躺在他们的脚下。

大约就在此时，一群全副武装的人员冲进了俄通社一塔斯社大楼。这伙武装分子宣称，他们是新总统鲁茨科伊的拥护者，要求通过塔斯社的通讯渠道向全世界发布俄罗斯政权更选的消息。在这种情况下，俄通社一塔斯社的全体负责人、所有工作人员以及社长维塔利·伊格纳坚科表现得十分勇敢坚强，令人钦佩。面对冲锋枪的枪口。他们断然拒绝了暴徒们的要求。

我从各处都了解到这样的情况，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国家的命运已到了千钧一发之际。军队还没有进入莫斯科。他们是不愿意来，还是未来得及？近两个星期来，一直在强制性地要求民警不要使用武器，他们已无力进行回击。他们面对的不只是那些虚张声势的市民，而是真正的职业杀手，是一批不仅善于而且乐于作战的军官。

到这时，我心里已明白，攻打白宫已无法避免。我再次打电话给所有可能参与作战行动的人——叶林、格拉乔夫和巴尔苏科夫，请他们为可能发生的强攻准备好兵力。

我的外交事务助手德米特里·留里科夫通报说，来自世界各地的信息现已到了他那里。在这屈指可数的短短时间里，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政府已及时辨明了形势，并一致坚决支持俄罗斯的合法总统。

★★★

我再次打电话给格拉乔夫。他告诉我，军队已进入莫斯科，他们正沿着列宁大街、雅罗斯拉夫尔大街和莫斯科其他公路向前进发。国防部大楼已完全被装甲运兵车封锁起来，一支强大的陆军分队正在接近“奥斯坦基诺”。电视中心马上就要被彻底夺回来。

我让人接通莫斯科市汽车检查局值班员的电话，要对方准确说出作战部队距“奥斯坦基诺”究竟还有多少公里。几分钟后，俄罗斯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费奥多罗夫将军打来电话。他报告说，莫斯科市内没有任何军队，军队仍停留在莫斯科环城公路地区。我真想用拳头敲打桌子，并对他大声嚷道：怎么能停下来，他们应该到达电视中心附近才对！可是这跟国家汽车检查局局长有什么关系呢？

我不时来到休息室。那里有一台开着的电视机。俄罗斯电视台是唯一还在播放节目的电视台。它拯救了莫斯科和俄罗斯。政治家、演员、商人、作家等，所有在这一时刻关心国家命运的人，通过某种方式了解到第二频道的播放地点后，便纷纷来到转播室，号召俄罗斯人起来保卫民主和自由。我一辈子都会记住那位全身微微颤抖、但同时又是那样坚定、勇敢的利姬·阿赫贾科娃。至今我忘不了她那激动焦虑的面容和柔弱而有些嘶哑的声音。叶戈尔·盖达尔向同胞们发出呼吁，号召所有莫斯科人都到莫斯科苏维埃大楼去。后来，人们因此而责备他不该让手无寸铁、易受伤害的人去对付那些武装歹徒。不过，他的号召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发表演说。总理坚定地说，一定要保卫民主、合法的国家政权。

我看到，已持续近一小时的新闻报道使人们紧张、惊慌的情绪得到了克服。关闭4个频道，尤其是主要频道——第一套节目，使人感到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不知道“奥斯坦基诺”的领导作出这样的决定是否正确。一些专家们说，当时，电视播放室有被占领的危险。而另一些人则认为，从技术上来说，现有的保卫力量不可能让武装歹徒在频道工作着的情况下闯进去。问题不在这里。我再重复一遍，国家电视节目的中断被很大一部分居民看成是一场灾难。而我在那一时刻，有一种似乎被击倒的感觉。但是，当俄罗斯电视台在这种情况下积极而又热情洋溢地(佯装是不可能的)投入工作后，情况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大部分人的惊慌感消失了。这是极为重要的转折。

在电视上露面的那些人中间，有许多人气愤地责问，为什么叶利钦默不作声，要求总统出来表态。

但那时，我不得不解决更为紧要的问题。很抱歉，根本顾不上演说。我在极力设法使自己的军事将领们摆脱紧张而又麻痹的状态。我意识到，尽管国防部长已作了保证，但军队出于某种原因并末立即投入保卫莫斯科的战斗。而内务部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首都全副武装的歹徒。

我同布拉金通了电话，知道“奥斯坦基诺”的战斗仍在进行。我再次同切尔诺梅尔金、格拉乔夫和叶林取得联系。格拉乔夫通报说，国防部部务委员会会议即将开始。我请切尔诺梅尔金主持这次会议，并表示我将尽快赶到。

这样，在深夜2时30分，我看到的是这样一种场面：“奥斯坦基诺”的战斗仍在电视中心的大楼里进行着；曾被要求不要卷入冲突的民警们，在第一次遭到攻击后便已撤离，结果听任武装暴徒们把城市搞得紊乱不堪；而在由250万人组成的军队里却找不到几千名战士，哪怕是一个团也好，能够马上来到莫斯科保卫这座城市。

这种场面，说得轻缓一些，是凄凉的。但是，不管多么令人奇怪，我此时此刻仍然坚信，警察和军队很快就会把市内耀武扬威的武装团伙完全控制起来。在这天夜里的几个小时内有几个人一直同我在一起。也许，过些时候，他们将撰写有关这一惊心动魄时刻的回忆录。他们能够证明，在这一时刻，我始终深信，10月4日将是俄罗斯历史上这场内战的最后一天。

我叫来汽车，穿上衣服，然后动身去国防部。从克里姆林宫坐车到阿尔巴特街附近的国防部总部只有；分钟的路程。时间不多，但已足以使我想清楚格拉乔夫那里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据他所说，军队似乎在2小时前就应该收复“奥斯坦基诺”，包围白宫，并做好强攻的准备，可实际上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进入莫斯科。

所有的人——无论是我，总统，还是他，国防部长，无论是政府，还是我们的社会——我们大家都成了“军队不介入政治”这个漂亮提法的人质，我们还为如此深刻的民主口号而感到骄傲。而现在，当召唤军队保护社会不受法西斯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侵害的时候，我们感到诧异：为什么军队如此不愿作出反应？……为什么如此不听召唤？大家都争先恐后地找它，每个人都想把它拉到自己这一边来。幸亏没有随便找一个疯子似的团长，他完全可能让配有轰炸机的飞行中队起飞，到莫斯科来保护自己的朋友——骁勇的鲁茨科伊将军。我暗自庆幸：感谢上帝，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现在不应大声嚷嚷、歇斯底里发作似地要求这要求那。相反，应该支持他们，应当让人们看到，总统是镇静的，既相信自己，也相信军队。

……这时候，部署在国防部大楼周围的装甲运兵车让开了一条通道，让我的“吉尔”车驶入院内。我上了楼，那里正在开部务委员会会议。首席上坐着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当我走进去时，大家沉静下来，默默地注视着我。我坐在稍稍靠边的地方，让大家继续讨论。

有个司令员报告说：一部分部队现正在莫斯科附近忙于于农活，9月21日以后，我们曾同卢日科夫商量过，决定不把他们从农田里召回来。总的来说，将军们的神态是沉重、愧疚的。看来，他们已意识到，局面是如此的荒谬绝伦：合法政权危在旦夕，而军队却不能保卫它，有的人在挖土豆，有的入不愿意去战斗……

开始讨论有关攻打白宫的问题。大家都明白，这个点燃战争之火的主要策源地必须加以控制。切尔诺梅尔金一再问大家：“对此，还有些什么建议？”会场上的反应是，一片凝重、沉闷的寂静。

出乎我的意料的是，保卫总局局长科尔扎科夫请求发言。他说，由于他和他的几个工作人员曾在1991年8月周密细致地从事过白宫的保卫工作，自然，也研究过对方攻占大楼的各种方案，强攻可以从地下管道、房顶等地方开始。他请求让保卫总局的一名军官来讲一讲有关攻打白宫的具体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