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统笔记 第8节

也许，有如此数量的实际上并无实权的“总统”，那时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来有些滑稽可笑。但是，这样的会见现在回忆起来，依然毫无难为情之感，而是觉得悲哀。

还有什么可能性没有利用呢？！

现在很难说这次新奥加廖沃会议能取得何种结果。也许，只是一种口头上的而不是实际上的自主独立，俄罗斯与联盟政府之间的磨擦无论如何是不可避免的。至于我们与苏联的告别毕竟是比较和平的，没有痛苦的。

8月19日以后，苏联在一天内就不复存在了……

新闻界称新奥加廖沃条约为“文明的离婚”，但此事并非简单如是。我同戈尔巴乔夫突然都清清楚楚地感觉到，我们二者的利益终于相互一致了，这些角色让我俩完全满意。戈尔巴乔夫保住他最高的职位，我则保任自己的独立。这对于我们二人而言乃是理想的决策。

我们终于开始非正式地会晤，而纳扎尔巴耶夫有时也参与这些秘密的会晤。

1991年7月29日，在新奥加廖沃举行了一次带有根本性质的会晤。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应到福罗斯休假。新的联盟条约签订仪式安排在他从克里米亚回来之后即于8月20日举行。目前，我们有机会再一次讨论那些我们每个人认为尚未解决的最尖锐的问题。

在一座公馆的一个厅里，我们开始了谈话。一切进行得都很正常。但一到涉及到完全秘密的事情时，我突然缄口不语了。

戈尔巴乔夫吃惊地说：“鲍里斯，你怎么了？”我现在很难回忆起当时我有什么样的感受。不过，有一种无法解释的感觉：仿佛有人站在背后，死缠不放地偷盯着你。于是我说：“我们到阳台上去吧，我觉得有人在偷听我们的谈话。”戈尔巴乔夫不太肯定地答道：“你别胡扯了。”不过，他还是跟着走出来。

下面是我们谈话的内容。我开始说服总统：如果他寄希望于更新的联邦的话，那么只有在他哪怕是撤换一部分他周围的那些非常令人讨厌的家伙的情况下，各个共和国才能加入这一新的联邦。倘若对立陶宛事件负有罪责的克留奇科夫仍然是克格勃的主席，那么谁还相信新的联盟条约？！任何一个共和国都不愿意加入这样的联盟。或者说那个国防部长亚佐夫吧，难道说新的联合体里能让这样一头来自陈旧过时时代里的“鹰”存在吗？

看来，这次谈话对于戈尔巴乔夫真不容易，他很紧张。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支持我说，务必撤换掉内务部长普戈和国家广播电视委员会主席克拉夫琴科。接着他补充道：“亚纳耶夫算什么副总统啊？！”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说：“我们要把克留奇科夫和普戈撤职。”我开始劝戈尔巴乔夫不要兼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和苏联总统两个职务。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回他第一次没有拒绝我的建议，并且还与我商量道：“也许，我应该参加全民选举吧？”

3个人一致决定，签署条约后一定换掉当时的内阁总理瓦连京·帕夫洛夫。戈尔巴乔夫问：“你们看谁能担任这个职务？”我建议由努尔苏丹·阿比舍维奇，纳扎尔巴耶夫担任新联盟内阁总理职务。戈尔巴乔夫始而吃惊，继而迅速地评价了这一方案，最后他说同意。“8月20日以后我们讨论其他候选人”，他结束了这次谈话。

这次会晤的情况即是如此。我想，如果我们3个人商量好的事情得以实现的话，那么许许多多的事情就会出现另外的结果，历史也就完全可能沿着另外一条道路发展。

没过多久，我亲眼看到苏联总统、俄罗斯总统和哈萨克斯坦领导人谈话的译密内容。8月叛乱之后，检察机关的侦察员在戈尔巴乔夫办公室主任博尔金办公室的两个保险柜里找到成堆的文件夹，里边有叶利钦的许多谈话记录，记录了我几年的谈话——早晨、白天、晚上、夜间，昼夜24小时的任何时候的谈话均记在案。

对这次谈话也作了记录。

或许，这一记录就成了1991年8月事件的导火线。

第三章　帝国的崩溃

长久的另别

我认为，1991年8月19—21日是20世纪的结柬。如果说第一次自由选举俄罗斯总统是全民族的大事，那么8月政变的失败则已是全世界的大事了。

从大部分时间上说，20世纪是一个可怕的世纪。

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集中营、种族灭绝、原子瘟疫等，凡此种种的恶梦都是史无前例的。

终于，一个旧的世纪在这三天中结束了，新的世纪开始了。也许有人认为这种断言过于乐观，但我坚信这一只。

我坚信，因为最后一个帝国在这几天内崩溃了。而正是这种帝国政治和帝国思想，在本世纪初和人类开了一个恶毒的玩笑，并充当了所有这一切灾难过程的导火索。

然而，紧随所谓的“8月革命”(虽然这根本不是什么革命，而恰恰相反是要建立一个国家的法规和法制)之后的日子，对于我们的人民来说并不轻松。人们期待的是人间天堂，而得到的却是通货膨胀、失业、经济休克和政治危机。

关于这些事件人们谈论的很多，也拍下了许多纪录片，写了许多书籍和文章。结果，8月叛乱及其失败的戏剧性的情节都成了某种意识形态的印记，人们已经怀着忿根的心情去回想那些事。从前，人们曾自豪地向熟人们讲述那些在街垒边度过的夜晚，而现在有时又吹嘘他们哪儿也没去，或者末从休假地返回，总之，根本没有参加。这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时髦。

讲述这些事情是必须的，但心情很沉重。

夜间絮语

娜依娜、塔妮姬和列娜——我的妻子和女儿，我的善良的助手。政变后，我要求她们用录音机记下对于8月那三天的回忆和感受。我知道，某些细节将随时间从记忆中消失，因此打开录音机，听着塔妮娅激动的声音……

塔妮姬：老实说，当时我还没有感觉到真正的危险，这是一个奇妙的夏天的早晨……虽然别墅周围已经有许多荷枪实弹的战士。

爸爸决定动身。他穿上防弹背心和咖啡色的西服，西服的下面不时露出防弹背心的边角。我走过去替他整理了一下，以便不被人发觉。同时脑海里出现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念头，也许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爸爸。

娜依娜：我说：“用这件防弹背心能护住您什么呀？脑袋还露在外面，而脑袋才是最重要的。”但说什么都已无济于事。他临走时，孩子们对他说：“爸爸，所有的希望都在你身上，现在只有你才能拯救所有的人。我说：“听着，那里有坦克，你去又有什么用呢？坦克是不会放你过去的。”他却说：“不，坦克阻挡不了我。”这时候我感到害怕，预感到一切都可能发生。他出去后，我们如坐针毡，不停地拔电话，看他究竟是到了还是没到？终于有人打电话给我们，说他已经到了白宫。这种等待实在是太漫长了。

我们决定也应该做些事情。开始向一些新的地址转告在阿尔汉戈尔斯科别墅起草的致俄罗斯人民书。因为已有人说，电话快要不能用了。是电话线断了吗？果然，我们只来得及向泽廖诺格勒市转发了一份文稿。

列娜：我和廖沙决定到备个别墅找传真机。终于在一座别墅里找到了，便立即发送。

廖沙(塔妮哑的丈夫)：我往自己的工作单位打电话，因为那里也有传真机。并要求从那里接所有的地址发送致俄罗斯人民书。

列娜：第一份传真发走了，可第二份刚发完一页就中断了，再也发不出去了。我们费力地折腾了很久，试着用了所有的号码，但均末成功，只好回到家里。这时有人来接我们，屋前停着一辆“拉菲克”，还有身背冲锋枪的战士。他们是卫队的尤里·伊万诺维奇和阿廖沙。我们决定把母亲和孩子们送走。

娜依娜：我们坐着“拉菲克”，沿弯曲的路行进。

塔妮姬：首先收拾东西。我跑到温室——我们照料了一个夏天的秧苗，第一次在那里种上了黄瓜和西红柿——摘下了所有可以摘的东西。孩子们看到那些拿冲锋枪的人们就安静下来了。

列娜：我们把孩子安排到汽车里并嘱咐道：只要尤里·伊万诺维奇一喊，你们就趴下，什么也别问。鲍里亚问“妈妈。他们会向头上开枪吗？”这句话使我们震惊，我想了片刻，不知道这一切将怎样结束，但当孩子们提出这样的问题时，实在是感到太可怕了。

娜依娜：今天。当我读到有关格鲁吉亚、阿布哈兹、奥塞梯、印宙什的情况时，我的眼前总是出现我们孩子们的身影。虽然没有向他们开枪，但所发生的一切足以让人不寒面栗。面在高加索、在纳戈尔诺一卡拉巴赫，到处都流着孩子们的血！当你看到一面是奶奶、爷爷或者母亲牵着孩子们的手逃命，一面是这些政治家们还在喋喋不休地解释的时候，胸中就会充满怒火。

更让我吃惊的是，孩子们好像突然明白了一切，全部不约而同地安静了下来。

列娜：我和廖沙、塔妮姬一起乘坐“伏尔加”回到家里，当我们沿着卡卢加公路行进时，一切都静静的。而当汽车拐到环线上后，就一直在长长的坦克队伍旁边行驶。坦克紧靠马路右边一辆接一辆地行驶着。看到自己的子弟兵站在坦克上，兴高采烈，喜笑颜开，我们从内心里感到一种由衷的不快。我们想：难道他们会开枪吗？要知道，这些都是自己人哪！……

廖沙：庞大的队伍行进着，许多抛锚的车辆被齐刷刷地拖到了路边。我们从明斯克公路开到“乌克兰”饭店——道路被封锁了，那里停满了装甲运输车。我们掉转头驶往谢列比辛斯科大桥，那儿也被封锁了，只好穿过穆涅夫尼根路，最后终于到达了白俄罗斯车站。而我们的家就在车站旁边。

列娜：当走到菲里区时，我觉得一切都恍惚如梦中。我们很清楚地意识到所发生的一切。在紧张的气氛中向前急驰。而周围的人们却平静地走进商店。在这些靠近城边的区域里，生活还像往常一样。

廖沙：别说在城边，即使在市区中心的地铁站旁，妇女们也都平静地在小铺里买着蔬菜、西瓜，好象什么都没发生一样。

列娜：只是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他们还没有看见坦克，还不知道将要降临莫斯科的是什么。我们回到家里，走进住宅，热尼亚·兰佐夫已经等在那里。他对我们说：“孩子们，不要靠近窗子。”这样—来，气氛更加紧张了。既不能靠近窗子，也不能走上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