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398节

　　这一次，它触及了每一个华国人的情感领域。

　　你今年还能回家吗？

　　你的家人还安全吗？

　　如果武河的疫情严重到要暂停春运，那其他城市呢？

　　全国呢？

　　恐惧像涟漪一样从武河向外扩散。

　　当天下午，全国主要城市的药店门口排起了长队。

　　口罩、消毒液、板蓝根、连花清瘟、额温枪，所有与防疫沾边的商品被抢购一空。

　　部分地区出现了哄抬物价的现象。

　　一包普通医用外科口罩的价格从五元涨到了三十元甚至五十元。

　　超市里，米面粮油和矿泉水的货架在几个小时内被清空。

　　社交媒体上开始出现大量未经证实的传言。

　　“某某城市也要封城了”

　　“某某省发现了几百例”

　　“病毒已经变异了毒性增强了好几倍”……

　　真假莫辨的信息洪流裹挟着恐慌情绪，在网络上极速传导。

　　而这股恐慌的风暴眼武河，情况也正在加速恶化。

　　一月十日当天，武河市累计确认病例突破二百例大关，达到二百一十三例。

　　累计死亡五例。

　　各定点医院的床位占用率已经超过了百分之八十五，其中重症监护病房接近满载。

　　发热门诊排队候诊时间从封城初期的一到两小时，延长到了四到六小时。

　　部分非定点医院因院内交叉感染风险开始限制普通门诊接诊量。

　　肾病患者，肿瘤患者，定期产检的孕妇、突发心脑血管疾病的急诊患者……

　　这些与新冠无关但同样需要及时救治的群体，正在被疫情挤压出医疗系统的服务半径。

　　救护车的鸣笛声在武河街头变得越来越频密。

　　有时候一辆救护车刚把病人送到医院门口，就发现没有床位了，只能调头赶往下一家医院，而下一家医院也同样满了。

　　一月十一日凌晨，一位四十九岁的男性患者在家中等待住院床位的过程中去世。

　　他的家属在两天内拨打了超过三十次120急救电话和医院预约热线，每一次得到的答复都是请耐心等待，前面还有很多人在排队。

　　这个男性患者不是死于病毒，而是死于等待。

　　而这一切背后，是更深层的治理困境在发酵。

　　武河市委市政府的执行力在巨大压力下暴露出了结构性的缺陷。

　　高昌林不是一个无能的人。

　　他从政三十多年，对城市管理有着丰富的经验。

　　但他的经验体系是建立在“常态化治理”的基础之上的，日常的城市运行，常规的公共服务，例行的安全检查，按部就班的行政流转。

　　在这种常态化体系中，他是一个称职的市委书记。

　　但疫情不是常态，是战争。

　　而战争需要的不是按部就班，是雷厉风行，不是层层审批，是令行禁止，更不是面面俱到，是抓住关键、不惜一切代价。

　　高昌林在这场战争中表现出的问题也不是态度不端正。

　　他确实在拼命工作，每天睡不到四个小时，眼眶深陷面容憔悴。

　　但一种根植于数十年行政经验中的惯性思维，让他在很多关键决策上慢了半拍。

　　万家宴的事情是一个缩影。

　　当区里上报说有社区要搞大规模聚餐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立刻叫停”，而是“让区里去协调一下”。

　　等区里协调完发现协调不动再汇报上来时，万家宴已经办完了。

　　物资调配也一样。

　　医疗物资的紧张在封城第二天就已经显现出来了，但武河市的应急物资调配体系还在按照常规流程运转。

　　需求汇总、审批签字、调拨指令、物流安排……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每一个环节都有可能出现瓶颈。

　　等物资真正送到一线医院手里的时候，护士们已经不得不用垃圾袋当防护服了。

　　信息发布同样如此。

　　疫情数据的每日通报需要经过市卫健委统计、市疾控中心复核、市委宣传部审核、再报市委书记签发，整个流程走下来至少需要半天时间。

　　等数据公布出来的时候，实际情况已经又往前跑了。

　　市民从官方渠道获得的信息永远滞后于他们从非官方渠道获取的碎片化信息。

　　这种信息差直接催生了不信任感，而不信任感又加剧了恐慌。

　　……

　　一月十一日下午，高昌林收到了两份报告。

　　第一份来自市卫健委。

　　截至今日下午两点，武河市累计确认病例二百六十七例，疑似病例四百余例，死亡七例，重症二十二例。

　　各定点医院已全面超载。

　　第二份来自市公安局。

　　过去二十四小时内，全市110报警平台接到与疫情相关的报警和求助电话超过一千八百通。

　　内容涵盖恐慌求助，邻里纠纷，哄抬物价投诉，散布谣言举报，以及因过度焦虑引发的心理危机事件。

　　高昌林看完两份报告后，在办公室里坐了很久，然后他拿起电话拨通了韩正邦的直线：

　　“韩书记，我们现在遇到了困难，任靠武河市自身的力量无法在短期内解决。”

　　“现有的定点医院加上正在赶建的两座临时医院，总床位数仍然无法满足按目前趋势增长的住院需求。需要省里和中央进一步加大医疗支援的力度。”

　　“基层管控力量也非常不足，全市八百多个社区，每个社区只有几个到十几个工作人员，加上物业和志愿者，总共不到四万人。”

　　“要对一千一百万人实行有效的社区管控，排查登记和健康监测，这个人手远远不够。”

　　“市委的指挥协调体系在应对这种级别的危机时出现了运转不畅，很多指令到了中间环节就打了折扣，执行层面存在严重的时滞和衰减。”

　　韩正邦听完高昌林的话，一句话也没说。

　　他没有批评高昌林。

　　因为他自己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

　　省一级的反应速度虽然比市一级快了一些，但在面对一场超出所有人认知范围和预案覆盖的危机时，整个北汉省的行政体系都像一台被要求以十倍于设计负荷运转的机器。

　　每一个零件都在嘎嘎作响，随时可能断裂。

　　……

　　一月十二日，燕京。

　　中海。

　　上午九点整，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怀仁堂召开。

　　距离上一次常委扩大会决定封城，已经过去了十五天。

　　十五天里发生了太多事情。

　　武河累计确认病例从封城前的四十四例攀升到了超过三百例。

　　死亡人数从零上升到了九。

　　百花苑社区万家宴的超级传播事件被媒体曝光后引发了全国范围的舆论风暴，武河管控不力成为了社交媒体上最尖锐的批评声音。

　　春运暂停的消息让全国进入了事实上的紧急状态。

　　全国二十三个省级行政区已经自行启动了不同级别的公共卫生应急响应。

　　多个城市开始实施程度不等的交通管制和社区管控措施。

　　国际社会的压力也在持续升级。

　　世界卫生组织虽然尚未正式宣布PHEIC，但总干事已经公开表示对疫情的发展深表关切，这在外交语言中已经是相当严重的措辞。

　　所有这些信息，以不同格式，不同密级的文件，在过去两周内源源不断地汇聚到了最高决策层的案头。

　　今天的会议，不是用来了解情况的。

　　情况已经够清楚了。

　　今天的会议，是用来做那些在十五天前还没有紧迫到必须当场拍板，但现在已经不能再拖的决定。

　　与会者名单比上一次多了几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