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巅：从党政一肩挑开始 第649节

　　三份附件加起来，大约四十多页。

　　周全明没有急于翻看附件，而是将正文又从头到尾仔细读了一遍。

　　读完后，他将请示件轻轻放回桌面，然后沉思起来。

　　这份请示的来路，他不陌生。

　　去年十二月底武河和港城签署合作备忘录的事情，当时就有简报送到他案头。

　　那时候他没有多想，两个城市之间的常务副市长对等合作机制，在制度框架内完全正常，不需要省里审批，事后通报即可。

　　但现在，武河把这件事往上推了一层。

　　从两个城市之间的自选动作，变成了要求省政府为其背书，向国务院递交报告，申请纳入国家级示范项目。

　　这就不是武河和港城两个市之间的事了。

　　这是要北汉省政府和南岳省政府出面。

　　跨区域合作示范项目，顾名思义，涉及两个以上省份。

　　如果北汉省政府向国务院递交报告，那么南岳省政府也需要同步递交。

　　两个省的报告必须口径一致、步调协调，否则国务院那边收到一份没收到另一份，这事就变成了笑话。

　　武河那边已经和港城建立了工作层面的合作机制，这一点没有问题。

　　但武河是北汉省的城市，港城是南岳省的城市，两个城市的合作要升级为国家级示范项目，绕不过两个省政府之间的正式对接。

　　南岳省那边，现在是什么态度？

　　周全明不知道。

　　请示件里没有提到南岳省政府的任何表态或对接情况，只说了港城市政府层面的合作进展。

　　这就意味着，到目前为止，这件事还停留在两个城市的层面，还没有正式进入两个省政府之间的协商轨道。

　　武河那边是希望由北汉省政府先出面，主动联系南岳省政府，推动两省同步向国务院递交报告。

　　但问题是，如果北汉省政府主动找到南岳省政府，提出这个合作意向，而南岳那边的回应不够积极，甚至有顾虑或者异议，那北汉省政府就会非常被动。

　　主动伸出手去，对方没有接，这种场面在省际关系中是很难堪的。

　　省与省之间的合作，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有时候是同一个逻辑。

　　谁先伸手，谁就在某种意义上处于了弱势。

　　因为你表达了需求，暴露了意图，给了对方选择拒绝或者抬高条件的空间。

　　更何况，这个项目的核心载体是普康生物的mRNA疫苗。

　　普康的总部在港城平江区，商业化生产基地也在港城。

　　武河提供的是科研支撑和临床验证，在产业链上处于上游的基础研究环节。

　　从产业落地和经济效益的角度看，港城获得的直接利益更大。

　　因为商业化量产的税收、就业、产值，主要落在港城。

　　武河获得的更多是间接利益，比如科研品牌、产业配套、以及未来可能的技术溢出效应。

　　这种利益分配格局下，如果北汉省政府主动去推动这个示范项目，在外界看来，是北汉在求着南岳合作，是北汉在用自己的科研资源为南岳的产业落地做嫁衣。

　　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但观感上确实如此。

　　周全明在省长的位置上坐了那么多年，处理过的省际协调事项不下百件，深知这类事情的微妙之处。

　　做得好，是两省共赢的佳话。

　　做得不好，是一个省热脸贴冷屁股的尴尬。

　　周全明把请示件合上，放到了桌面左手边一个单独的位置上，然后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他放下茶杯，目光落在窗外那几棵刚冒出嫩芽的梧桐树上。

　　武河这两年变化太大了。

　　从疫情前的暗流涌动，到封城时期的生死存亡，再到疫后重建的百废待兴。

　　方国平落马、海峰调走、一整个利益集团被连根拔起。

　　然后是陈捷的异军突起。

　　三十五岁的市委副书记兼常务副市长，临时全面主持党政工作。

　　中央调了一个五十八岁的过渡型人选来当市长。

　　这些安排的指向性，全省上下看得懂的人不在少数。

　　但看得懂是一回事，怎么摆放自己在这个格局中的位置是另一回事。

　　作为省长，周全明对武河市政府递上来的请示，有审批权力，也有搁置的权力。

　　审批意味着他要以省政府的名义去对接南岳省，承担可能的被动风险。

　　但搁置也不是拒绝，只是暂缓，先跟陆鸿年请示汇报一下。

　　如果陆鸿年认为这件事应该推，那就由省委来统筹，省政府执行。

　　这样即便南岳那边态度暧昧，主动发起的主体也是省委层面的战略决策，而不是省政府单方面的热情。

　　政治责任分配上完全不同。

　　想通这些，周全明拿起桌上的座机，拨了秘书内线：

　　“小刘，帮我看一下陆书记这两天的日程安排。”

　　“好的，周省长，我马上联系书记办公室确认。”

　　周全明挂掉电话，拿起了下一份待批文件。

　　……

　　同一天下午，武河市政府大楼四楼，常务副市长办公室。

　　陈捷正在和市司法局局长许建东碰头。

　　两人面前的茶几上铺着一份文件草案，标题是《武河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征求意见稿）》。

　　这是陈捷在两会期间布置的任务之一。

　　从暗访督查中发现的问题出发，要形成制度性解决方案，不能只靠个案处理和运动式整治。

　　条例草案由司法局牵头起草，市发改委、市市场监管局、市生态环境局等相关部门参与会签。

　　许建东翻到了草案的第三章，说道：

　　“陈书记，第三章我们设了一个涉企行政检查计划备案制核心条款，各执法部门对同一市场主体的例行检查，每年不得超过一定次数，超过的需要向市政府法制办报备说明理由。”

　　“次数上限怎么定的？”陈捷问。

　　“初步建议是同一执法事项每年不超过两次，如果涉及群众举报或专项行动另计。”

　　陈捷点了一下头：

　　“两次的上限可以，但备案制的约束力不够，报备只是告知，不是审批，执法部门报了备照样查，企业还是没有说不的权利。”

　　许建东翻了翻手中的材料：

　　“那您的意思是，把备案改成审批？”

　　“不用走到审批那么重。”陈捷想了想，“这样，超过计划次数的检查，备案的同时，必须同步通知市纪委驻该单位的纪检监察组。”

　　“纪检那边不需要审批，但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约束。”

　　许建东眼睛亮了一下。

　　让纪检介入监督，但不赋予其审批权，既保留了执法部门应对突发情况的灵活性，又通过纪检的在场形成了隐性威慑。

　　干活的人知道有人在看着，行为就会自觉收敛。

　　“好，我回去按这个思路改。”许建东在笔记本上记下。

　　两人又就条例中关于政府欠款清偿，行政诉讼保障和企业绿色通道等几个章节做了逐条讨论。

　　整个碰头持续了大约四十分钟。

　　许建东起身告辞时，陈捷又说了一句：

　　“建东同志，这个条例我希望在四月底前走完征求意见和法制审查的全部程序，五月份提交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时间紧了一些，但营商环境的事等不起。”

　　“明白，我回去加快节奏。”许建东点头应下。

　　……

　　三月二十二日，上午十点。

　　北汉省委大院，省委书记办公室。

　　陆鸿年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面审阅文件。

　　内线电话响了一声，秘书的声音传来：

　　“陆书记，周省长来了。”

　　“请他进来。”

　　陆鸿年将报告合上，放到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