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传 第10节
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已无暇东顾。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陪都重庆，恢复了昔日的平静，被日机炸毁的街面店铺和民宅开始修复，袁隆平的学习和生活也开始走向正常。
1942年8月，袁隆平在龙门浩中心小学学业期满，考入重庆市复兴初级中学。刚满12岁的袁隆平，已经是中学生了。这时，爸爸、妈妈喊“二毛”少了，都改口叫“隆平”这个学名了。
进入中学以后，袁隆平感到很兴奋，因为中学增加了代数、物理等新课程。这些新课程，对于长于思考、喜欢提问的袁隆平来说，是很有趣味的。第一堂代数课，他便向老师提出了一个令老师难以说得清的问题：
“老师，负数乘负数，为什么会得正数?”
“小同学，你们刚开始学代数，只要准确地记牢法则，按照这条法则去运算就可以了。”老师说。
有一堂物理课，老师讲了著名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关于“物质能量”的方程式，袁隆平聚精会神地听完老师的讲解后，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好奇地问道：
“老师，为什么物质的能量和光速的平方成正比呢?”
这的确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它是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本人花费了10年时间，于20世纪20年代才得出的一个著名的公式。但袁隆平的勤学好问，还是博得了老师的赞扬。
袁隆平的少年时代，几乎对身边的一切都饶有兴趣，几片落叶，一窝蚂蚁搬家，都能让他凝神一个时辰。朦朦胧胧之中，他开始思考生命的奥秘……
正是因为袁隆平有着一颗好奇、纯朴的童心，才有他成年以后在科研事业中的豁达、坚毅与率真。
袁隆平少年时代兴趣广泛，喜欢音乐，爱好体育，尤其酷爱游泳。他曾立志学习老船工过硬的游泳本领。在桃园，他学会了蛙泳和仰泳；来重庆后，又学会了自由泳，并且几次横渡长江。
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父亲的工作又有变动，袁隆平一家人于 1946年6月由重庆迁回汉口。袁隆平传入汉口博爱中学高一班读书。
1947年夏季，湖北省举行游泳比赛，袁隆平跃跃欲试。
当年，袁隆平尽管已经年满17岁，但因发育较晚，个子矮小，体育老师不肯推荐他参加市区选拔赛。
怎么办?同学们帮他出了个主意——在汉口市区举行选拔赛那一天，他尾随参赛同学溜入赛场。选拔赛开始了，只见袁隆平那灵巧的身姿在游泳池里如同一条飞鱼，以奇快的速度冲向终点。他成功了，他获得了汉口赛区男子自由泳第一名。接着，他以预选赛第一名的好成绩，参加了湖北省的省级比赛，获得湖北省男子自由泳第二名，从而为博爱中学赢得了前所未有的荣誉。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们心目中的袁隆平，自青少年时代起便是智慧、执著、诚实、坚韧的典范。因为他有了这些美德，所以，他总是以坦然、自信、微笑来面对未来的漫漫人生。
第四章 他选择了农校
1948年年初，随着袁兴烈工作的再一次变动，袁氏一家人迁居南京。18岁的袁隆平传学进入南京中山大学附中高中部二年级就读。
1949年夏季，袁隆平高中学业期满，面临着高考的选择。报考哪一所大学呢?
这一天，袁兴烈叫来妻子华静和儿子隆平，共同商讨隆平的发展方向。
当年在南京政府侨务委员会事务科任科长的父亲，期盼自己的儿子更有出息。因此，他希望隆平报考南京中山大学，以便日后学业有成，继承父业。
此时，袁隆平的思绪却飞向了汉口市郊外那个美丽的园艺场。那红红的桃子，那灿若云霞的樱桃，还有那青草绿树，都深深地吸引着他。每到桃子成熟的季节，记忆中的那片果园便飘进了他的心田。那美妙的园艺场吸引着他立志学农，那片果园在他的心目中如同一片绿洲，似烟似雾，如梦如歌……
他的思绪又飞回了重庆。迁居南京一年多来，他时时刻刻思念着重庆，他一直把生活了8年的重庆当成他的第二故乡。一曲四川民歌，一句四川乡音，便能把他带回到重庆周家湾的青石板街。这种浓浓的思乡情，常使他的心飞越三千里关山，飞回故地，他心中总是郁积着这种乡情……他怀念重庆，怀念那美丽的嘉陵江水，所以，他决心到重庆相辉学院去学农。
父亲见儿子低头不语，便问他：
“隆平，你未来的志向是什么?”
“我惟一的选择就是成为一个农业科学家。”袁隆平回答得很干脆。
“想成为一个身上充满庄稼味的学者吗?”父亲反问他。
“试想一下，这人世间倘若没有庄稼味儿，而是充斥着铁血味儿、硝烟味儿，该是多么可怕!”
这时，善良的母亲华静赶忙说：
“隆平，爸爸的意见你应当好好考虑。当然，你的理想也不错。古人说，皇天后土，衣食父母。立志学农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颇具民主思想的父亲，深知儿子的性格，既然儿子已立志学农，只好尊重他的意见。便问：
“你想报考哪所学校?”
“我想报考重庆相辉学院农学系。”
父亲思忖了一下说：
“相辉学院倒是一所师资力量相当雄厚的高等学府。抗日战争期间，上海复旦大学曾西迁到相辉学院。”
显然，这位开明的父亲同意了儿子的选择。
1949年8月，袁隆平告别了南京，告别了父母，赶往他向往已久的重庆相辉学院。
袁隆平把自己喻为一粒种子。种子选择了孕育它的土地。
有人把生命喻为一扇门，不同的人，总是以不同的方式推开这生命之门。袁隆平却是以“立志学农”的方式，推开了他的生命之门。
抗日战争期间培育的“陪都文化”，在中华大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和强大的凝聚力。新中国成立前夕，一大批青年学生从祖国的四面八方涌向重庆。袁隆平来自南京，他的好友梁元冈则来自香港。梁元冈在香港不堪忍受英国人的压迫和欺侮，毅然来到重庆。这些胸怀大志的年轻人，来到相辉学院以后，尽管条件非常艰苦，但生活非常愉快，思想非常活跃，学术气氛也很浓厚。一代朝气蓬勃的青年人，在“陪都文化”的影响和熏陶下，开始了他们的大学生活。
1949年11月，重庆解放了。山城在中国共产党的阳光照耀下获得了新生。
1950年11月，在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中，一所新型的农业高等学府——西南农学院诞生了。
西南农学院是由四川省教育学院、华西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贵州大学、川北大学以及相辉学院等10所综合大学中的农学系合并而成的，而后，又改名为西南农业大学。
袁隆平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了这所新型的农业高等学校的怀抱之中。他乐观开朗，脸上总是挂着一种发自内心的笑容。从这笑容中同学们可以察觉到，他的心境是平静的，是坦然自若的。他在同学中的人缘极好，同学们都愿意与他交谈。在交谈中，同学们发现他不仅满腹经纶，而且还有满肚子的故事和笑话。所有故事一经他叙述，总是绘声绘色，惟妙惟肖。同学们发现他有一颗童心，都喜欢和他开玩笑。他喜欢看书，爱逛书店，喜欢购买英文杂志。课余时间，他在图书馆埋头阅读英文和俄文图书。他开始接触世界上知名的生物学家米丘林、李森科、孟德尔、摩尔根等的各种不同学术观点和学术思想，并对他们每个人的学说进行比较和研究。他以为不应该单纯地、被动地去吸收科学知识，更重要的是要靠理性来判断其价值。理性的判断，往往是获得真理的桥梁。
当年，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对米丘林、李森科的学说推崇备至，但年轻的学子袁隆平却不盲从，他用自己的头脑去感悟，去分析。他以为，关于科学的诸多学说，不应为“耳目”所误，不应为世俗之偏见所淤塞，不应只停留在浅薄的感官世界里。学习科学知识，不应在入门之初就囿于某种偏见，更不应被偏见主宰。袁隆平作为青年学子的这番见地，险些给他的后半生招来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