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传 第21节
就这样，经过两个春秋的试验，袁隆平对雄性不育材料有了初步的感性认识。他与邓哲一同对两年来获得的科学数据进行分析归类，他们将水稻的雄性不育性分为无花粉型、花粉败育型、部分雄性不育型。同时，还坚信：通过进一步选育，可以从中获得雄性不育系、保持系、恢复系。实现“三系”配套指日可待。因此，杂交水稻优势利用将成为可能，这将会给水稻生产带来大面积、大幅度的增产。
袁隆平将上述观点整理成第一篇论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于1966年2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讯》上发表了。
《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内容新颖，见解独特。这篇论文的发表，对于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篇论文吹响了向第二次“绿色革命”进军的号角!
这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外科技界的高度重视!
这篇论文是袁隆平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然而，那个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那也是个多事之秋。时不时地便有一顶帽子向袁隆平的头上飞来，什么 “白专道路”啊，什么“推崇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啊，什么“历史反革命家庭”的孝子贤孙啊……不一而足。
袁隆平在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耳旁不时传来噪音，也不时遭受白眼。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在鼓噪声和被人冷漠中，对自己的杂交水稻事业丝毫未失去信心，况且还有邓哲与他偕行。他对邓哲说：
“我为几亿农民研制优良种子，我为农民而搞科研，我将我的科研成果赠与农民，留给众人。因为有我的爱妻与我相伴，我的希望不会落空。”
多么可贵的自信，多么坚贞的爱情。爱情和自信带给袁隆平的是激励和慰藉，他们共同用血汗凝结成的科研成果，带给他们的将是甜蜜和幸福。
第十章 雄才在磨难中穿行
人生就是一个装满酸、甜、苦、辣、咸的五味瓶。只有甘甜没有苦涩的人生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完整的。
1966年5月1日，袁隆平的第一个儿子降生了。
袁隆平乐得合不拢嘴，他体味到了“为人父”的感觉是如此美好。他与岳母一起从医院里接回妻子，抱回儿子。一路上，他忍不住掀开小被子，亲吻幼子那稚嫩的小脸蛋，他喜欢闻幼子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奶香味儿。
回到家里，邓哲要袁隆平为长子起名字。
袁隆平说：“五月的头一天是个好日子，是国际劳动节，我们的儿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就叫‘五一’吧!”
小五一是1966年5月1日降生的。袁隆平原以为这是一个吉祥日子，可没多久，
“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半个月后，那个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公布了。有人悄悄地戏谑袁隆平说，你们的小五一是在一个错误的日子投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家庭。
确实如此，当小五一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命运的钢丝绳上颤颤巍巍地挪步，战战兢兢地走，一旦脚下失去平衡，就会跌落深渊……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各种油印小报雪片似的漫天飞舞。一天，学生们看见一张丑化袁隆平的漫画：只见袁隆平坐在一株水稻上，嘴里叼着个旱烟袋，手里捧着一本孟德尔的《遗传学》。不知为什么，漫画中袁隆平的形象，学生们看了非但不觉得丑，反而成了许多学生崇拜的偶像。
然而，学校里那些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不把袁隆平这个“白专道路”的典型、
“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是不甘心的。
一夜之间，“打倒袁隆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他袭来——
“向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砸烂袁隆平的狗头，砸烂资产阶级的盆盆钵钵!”
“打倒篡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袁隆平!”
一幅幅大标语、大字报和漫画从东三楼贴到石板坪，足有 100多张。
就连袁隆平发表在《科学通讯》上的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也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学说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年代。任何人，任何事，只有好坏之别，两极之分，没有中间状态。一个人，不是“左”派，便是右派，中间派也是右派；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桩事，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就是坏。对待事物的态度，一律是造反有理，砸碎一切，捣毁一切，没有传承性，没有相容性。袁隆平预感到了自己不幸的未来。
因为他有一位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又有一位在旧社会读过洋书的“洋奴”母亲，他被划为了“黑五类狗崽子”，特别是他想到自己在无意之中犯下了“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一切都使他不寒而栗。
那么，“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这项“滔天罪行”从何说起呢?
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公布不久的一年春天，上级指示，必须提前完成稻谷播种。时值北方寒潮南移，许多公社因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提前播种，结果秧苗全烂了。袁隆平感慨地说：
“古人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谷也……遵古训，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时’字，好让那些指挥生产的人都知道‘不误农时’ 的重要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把“八字宪法”变成了“九字”，这不是篡改“最高指示”、反对伟大领袖，是什么?和袁隆平同教研室的一位好事者将袁隆平当年的话，悄悄地记上了“黑账” 本。
“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便向造反派供应了这颗“打倒袁隆平”的重量级炮弹。
明枪暗箭就这样无情地向他袭来!
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岁月里，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来临之际，他充分体验到了世态炎凉。公正地说，当时除了几位真朋友之外，除了几个弟子之外，其他许多朋友、许多弟子都远离他了。
这一切，曾使他感到沉重，感到难以防范，乃至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里，他感到杂交水稻是他惟一的精神寄托，因为与这些绿色植物打交道，不必设防，无须揣测。人是靠它们养活的，它们是与人为善的。
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似乎一道险峻的魔障隔绝了他和他所钟爱的学生们。一夜之间，他成了“反对毛主席‘八字宪法’”的“现行反革命”。天真的学生们看了那些绘声绘色地打着大红“×”的大字报，有些人似信非信，有些人疏远了原本敬爱的袁老师。连经常爱找他提问题的几个山里学生也不敢再登门了。
同一个教研室的教师，也不再同他往来，那日子沉闷得几乎令人窒息。
他被孤立了。
儿时与小伙伴们玩儿，常有人被孤立，他也曾参与过孤立别人。当然，自己也时常被孤立。被人孤立的滋味是痛苦的，是不好受的。
被孤立的情景是所有人都不和他说话，人们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他。人天生是要说话的，可是，当被人孤立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他像一个哑巴，整天保持沉默。
这一天，他踉踉跄跄来到曹胖公家门口，曹胖公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反右派斗争期间的“中右”，也是无事可做。见袁隆平进来，忙说：
“老袁，咱们杀两盘，让我一个 ‘车’怎么样?”
袁隆平将上述观点整理成第一篇论文，题为《水稻的雄性不孕性》，于1966年2月28日在中国科学院主办的《科学通讯》上发表了。
《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这篇论文，内容新颖，见解独特。这篇论文的发表，对于杂交水稻研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篇论文吹响了向第二次“绿色革命”进军的号角!
这篇论文引起了国内外科技界的高度重视!
这篇论文是袁隆平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然而，那个年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那也是个多事之秋。时不时地便有一顶帽子向袁隆平的头上飞来，什么 “白专道路”啊，什么“推崇西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啊，什么“历史反革命家庭”的孝子贤孙啊……不一而足。
袁隆平在取得初步成功的同时，耳旁不时传来噪音，也不时遭受白眼。但值得庆幸的是，他在鼓噪声和被人冷漠中，对自己的杂交水稻事业丝毫未失去信心，况且还有邓哲与他偕行。他对邓哲说：
“我为几亿农民研制优良种子，我为农民而搞科研，我将我的科研成果赠与农民，留给众人。因为有我的爱妻与我相伴，我的希望不会落空。”
多么可贵的自信，多么坚贞的爱情。爱情和自信带给袁隆平的是激励和慰藉，他们共同用血汗凝结成的科研成果，带给他们的将是甜蜜和幸福。
第十章 雄才在磨难中穿行
人生就是一个装满酸、甜、苦、辣、咸的五味瓶。只有甘甜没有苦涩的人生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完整的。
1966年5月1日，袁隆平的第一个儿子降生了。
袁隆平乐得合不拢嘴，他体味到了“为人父”的感觉是如此美好。他与岳母一起从医院里接回妻子，抱回儿子。一路上，他忍不住掀开小被子，亲吻幼子那稚嫩的小脸蛋，他喜欢闻幼子身上散发出的那股奶香味儿。
回到家里，邓哲要袁隆平为长子起名字。
袁隆平说：“五月的头一天是个好日子，是国际劳动节，我们的儿子也是劳动人民的一分子，就叫‘五一’吧!”
小五一是1966年5月1日降生的。袁隆平原以为这是一个吉祥日子，可没多久，
“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半个月后，那个标志“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五一六通知》公布了。有人悄悄地戏谑袁隆平说，你们的小五一是在一个错误的日子投生在了一个错误的家庭。
确实如此，当小五一睁开眼睛看这个世界的时候，他的父亲正在命运的钢丝绳上颤颤巍巍地挪步，战战兢兢地走，一旦脚下失去平衡，就会跌落深渊……
“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安江农校的校园里，各种油印小报雪片似的漫天飞舞。一天，学生们看见一张丑化袁隆平的漫画：只见袁隆平坐在一株水稻上，嘴里叼着个旱烟袋，手里捧着一本孟德尔的《遗传学》。不知为什么，漫画中袁隆平的形象，学生们看了非但不觉得丑，反而成了许多学生崇拜的偶像。
然而，学校里那些气势汹汹的造反派，不把袁隆平这个“白专道路”的典型、
“反动学术权威”批倒批臭是不甘心的。
一夜之间，“打倒袁隆平!”的大字报铺天盖地向他袭来——
“向资产阶级反动知识分子袁隆平猛烈开火!”
“砸烂袁隆平的狗头，砸烂资产阶级的盆盆钵钵!”
“打倒篡改毛主席‘最高指示’的现行反革命分子袁隆平!”
一幅幅大标语、大字报和漫画从东三楼贴到石板坪，足有 100多张。
就连袁隆平发表在《科学通讯》上的论文《水稻雄性不孕性》也成了宣扬资产阶级学说的“罪证”。
“文化大革命”的年代，是一个走向极端的年代。任何人，任何事，只有好坏之别，两极之分，没有中间状态。一个人，不是“左”派，便是右派，中间派也是右派；不是革命，就是反革命。一桩事，不是对，就是错；不是好，就是坏。对待事物的态度，一律是造反有理，砸碎一切，捣毁一切，没有传承性，没有相容性。袁隆平预感到了自己不幸的未来。
因为他有一位被定为“历史反革命”的父亲，又有一位在旧社会读过洋书的“洋奴”母亲，他被划为了“黑五类狗崽子”，特别是他想到自己在无意之中犯下了“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的“现行反革命”罪……这一切都使他不寒而栗。
那么，“反对‘最高指示’，反对毛主席”这项“滔天罪行”从何说起呢?
毛主席的农业“八字宪法”公布不久的一年春天，上级指示，必须提前完成稻谷播种。时值北方寒潮南移，许多公社因机械地执行上级命令，提前播种，结果秧苗全烂了。袁隆平感慨地说：
“古人说，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时，故五谷不绝，百姓有余谷也……遵古训，农业‘八字宪法’，我觉得应该加一个‘时’字，好让那些指挥生产的人都知道‘不误农时’ 的重要性。”
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把“八字宪法”变成了“九字”，这不是篡改“最高指示”、反对伟大领袖，是什么?和袁隆平同教研室的一位好事者将袁隆平当年的话，悄悄地记上了“黑账” 本。
“文化大革命”刚一开始，他便向造反派供应了这颗“打倒袁隆平”的重量级炮弹。
明枪暗箭就这样无情地向他袭来!
在阶级斗争愈演愈烈的岁月里，在“文化大革命”急风暴雨来临之际，他充分体验到了世态炎凉。公正地说，当时除了几位真朋友之外，除了几个弟子之外，其他许多朋友、许多弟子都远离他了。
这一切，曾使他感到沉重，感到难以防范，乃至无可奈何。在那个年代里，他感到杂交水稻是他惟一的精神寄托，因为与这些绿色植物打交道，不必设防，无须揣测。人是靠它们养活的，它们是与人为善的。
在那黑云压城的日子里，似乎一道险峻的魔障隔绝了他和他所钟爱的学生们。一夜之间，他成了“反对毛主席‘八字宪法’”的“现行反革命”。天真的学生们看了那些绘声绘色地打着大红“×”的大字报，有些人似信非信，有些人疏远了原本敬爱的袁老师。连经常爱找他提问题的几个山里学生也不敢再登门了。
同一个教研室的教师，也不再同他往来，那日子沉闷得几乎令人窒息。
他被孤立了。
儿时与小伙伴们玩儿，常有人被孤立，他也曾参与过孤立别人。当然，自己也时常被孤立。被人孤立的滋味是痛苦的，是不好受的。
被孤立的情景是所有人都不和他说话，人们像躲避瘟疫那样躲避他。人天生是要说话的，可是，当被人孤立的时候，却没有一个可说话的人，他像一个哑巴，整天保持沉默。
这一天，他踉踉跄跄来到曹胖公家门口，曹胖公这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逍遥派，反右派斗争期间的“中右”，也是无事可做。见袁隆平进来，忙说：
“老袁，咱们杀两盘，让我一个 ‘车’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