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隆平传 第26节

他面对那些被沤烂的秧苗，仰天长叹：人啊，为什么这样狠毒!苍天啊，为什么这样绝情!

在那个“造反有理”的年代，想干成一件正事真是难上加难!也曾有人劝他放弃；当然，放弃比坚持容易得多。可是，当他忆起那两具饿殍，当他想到粮食短缺的祖国，再想到大有希望的杂交水稻事业，他的筋骨又坚挺起来了。于是，他的眼前便又出现了一片生机蓬勃的绿茸茸的雄性不育秧苗。

在袁隆平的身体里，可能有一种抗挫的遗传基因。他周身密集的伤口证明了他的超越与勇敢。

记得法国作家加缪在叙述西西弗遭受上帝惩罚的情景时这样写道：

诸神让西西弗不停地把一块巨石推向山顶，而巨石又从

山顶重新滚下山去，而西西弗必须一次又一次地将巨石重新

推向山顶。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

为严厉的惩罚了……

然而，西西弗终于成功了，那巨石终于屹立在高高的山顶上。

袁隆平就是法国作家加缪笔下的那个西西弗，杂交水稻的研究尽管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但他还是挺起脊梁继续干下去。

他看着那十棵残缺不全的秧苗，忆起了母亲的教诲：

“上帝给你的不会太多。”这使他感悟到，人生总是不会完美的。这话语虽含有某些无奈，但却是必须正视的现实。正因为他时常想起母亲的教诲，当他遇到挫折时，从不怨天尤人，而是用理智与挫折、苦难进行周旋。

在现实生活中，每每英雄与小人遭遇，小人总是暂时的胜利者。英雄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英雄总在明处，而小人总在暗处，暗箭难防啊!英雄忍辱负重追求事业，锲而不舍，且不拘小节；小人却心狠手辣地去诋毁英雄。这些小人心态之奸邪简直超出了常人的想像。这些小人虽然在业务和学问上全无造诣，但是他们在陷害贤才、作践好人方面却颇有着数。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写到贝多芬遭小人谗言时，曾动情地说：

“看到巨人受难，是让人痛心的。”是的，一个有良知的人，当年看到袁隆平的遭遇，也是会心碎的。

究竟是谁制造了“五一八毁禾案”?给袁隆平带来如此打击的小人是谁?这个疑案很快又被一些小人“破解”。他们传出风声，说袁隆平是“科技骗子”，

“五一八毁禾案”是袁隆平自己所为。说他以科研为名，骗取名利，连续几年不出成果，骑虎难下，无法向上交代，便以自毁秧苗嫁祸于人，为的是给自己找台阶下。

恰巧这期间，一位搞常规水稻育种的学者来安江农校作了一次演讲，演讲的中心议题是，水稻是自花授粉作物，自交不退化，杂交无优势，因此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没有前途。

“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也的确没有前途。”有人说，

“否则，袁隆平为啥搞了这么多年也不见成果呢?所以他自毁秧苗，自寻台阶下的可能是有的。”某些“高人”出了“高见”。

掌管学校大权的工宣队和刚成立不久的校革委会轻信了某些 “高人”的判断。从此，由袁隆平、李必湖、尹华奇三人组成的 “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名存实亡了。

有一位作家这样说过：人生来具有权欲，即人生来具有支配欲、控制欲，人们永远在谋求一种凌驾于他人之上或超越他人的优越感。谁发现了真理，就意味着真理的发现者优于他人。

因此，人们乐于宣称自己发现了真理。

因此，人们也乐于宣称别人发现的不是真理。

因此，真理从最初被发现的时刻起，就注定要遭受被诋毁、被歪曲、被践踏的命运。

所幸的是，袁隆平具有坚忍不拔的意志。很长时间以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实实在在的，他们无法诋毁他，因为他们不懂得他，所以他们无从下手。这下好了，权威人士被他们请来了，权威人士说话了，权威人士被他们利用了。

某些人借权威的理论肆意败坏袁隆平的名誉，诬陷他是“科技骗子”，袁隆平心中自然很窝火。邓哲说：

“你是个有志气的人，犯不上跟这样的人一般见识，大干世界无奇不有。要看开一些。”

一席话，使袁隆平的一颗心变得平展展、舒缓缓的。

每每听到邓哲的一番话，他会很自然地想到儿时母亲讲过的京娘和萤火虫的故事。他想，邓哲便是京娘，邓哲便是一只萤火虫，关键时刻，为他引路，为他送行。

人是卑微的，但他不因这卑微而放弃尊严，即使命运向他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件。为了给自己的科学研究讨回一个说法，在妻子泪眼的注视下，他书写着一篇又一篇论文。

他要用科研成果报答人民，用笔、用手去抗争。他不为现实所摆布，他以为被现实所摆布是一种耻辱。

安江农校，再也没有袁隆平的安身之地了。

1969年6月，袁隆平与刚刚解放的“黑帮”们一起被下放到溆浦县低庄煤矿去劳动锻炼。

命运尽管跟袁隆平开着各种各样的玩笑，但他对杂交水稻的研究却情有独钟。下煤矿挖煤之前，他召集两位弟子开了一个三人小组会议。他说：

“我将要下煤矿劳动锻炼，进行思想改造，这是校革委会和工宣队的决定，我应当服从。但是，杂交水稻的研究你二人还要继续坚持下去，因为‘水稻雄性不育科研小组’是省里批准组建的，杂交水稻的科研课题是省科委立项的，所以，我们不应放弃。

“好在我们保留了南繁雄性不育材料，我们终将会取得成功!”

“袁老师，你是杂交水稻这个科研课题的主持人，我们离不开你，你也不应该离开课题组，你应当向上级请示，你不应该走。”尹华奇焦急地说。

“既然校革委会做出了要我离开学校的决定，我就该服从。”他无奈地说，

“人生在世，岂能尽遂人意，但求无愧于自己的良知。”

袁隆平牢记古人的教诲：是非审之于心，毁誉听之于人。自己只管理智地面对人生。

袁隆平正因为有了这种坦荡超然的态度，所以，他和学校的数十名刚刚获释的“黑帮”一起，奔向低庄煤矿，去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

袁隆平被下放到低庄煤矿以后，他和其他教师都分散住在当地农民家里，过的是军事化的集体生活。白天下煤矿挖煤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夜晚，便是无休止的“斗、批、改”。运动的中心任务是抓“五一六”分子。

后来人们才明白，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四人帮” 制造的一大冤案。可是，当年抓“五一六”分子，却是一场声势浩大的“人民战争”。每揪出一个“五一六”分子，便单独关押，称之为隔离审查。然后，便对审查对象大搞“逼、供、信”。搞得全校教师人人自危，到处充满阴森恐怖的气氛。

袁隆平因为与北京农大几位教授常有书信往来，又因为北京是“五一六”反革命集团的大本营，所以，他也被列为“五一六”黑名单之中了。眼看他即将第二次被隔离审查，但是，他再一次化险为夷了。